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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佐证，见于甄克斯《社会通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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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最怪者，则古商贾行社（基尔特）所有之执抵权利，行于中叶。假如有伦敦商，负白明罕商债，不以时远。设于时，伦有他商在白明罕者，则执其货以抵前负；以其同行社故。（见原书国家刑法权分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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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如其你我两家同在甲埠一个业会，我在乙埠欠他家债，你的货物到乙埠却会被他扣来作抵，视你我如一家。那么，当时一个同业公会组织之密且强，事实岂不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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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十三 城市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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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皆以城市为中心；近代文明更是著名底“都市文明”；只有中古不是。但中古（自五世纪至十五世纪）后半期即十一世纪末期十二世纪初期，工商业和城市逐渐复兴；便由此以过渡到近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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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业和城市之复兴，在色彩上，亦在事实上，为一种对中古封建文化之反攻，以至将其颠覆为止。这种反攻势力之本身，便是“自由空气”。如史家所说，工商家人多是从封土中逃出者或解放者；城市之兴起，都是对封建诸侯之和平底或武力底反抗。[21]其职业组织，便是基尔特；其地方组织，便是城市自治体。亦可以说，基尔特是一经济组织，自主城市是笼罩于其上底政治组织。他们都是“自由人”，为一崭新阶级。[22]但他们必须结成一强大团体，始得自存，始能反攻而达成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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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团体上说，基尔特对内之干涉较强，自主城市对外之抵抗较强。二者同为集团生活之好例，后者更为进步底团体生活之导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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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复兴之初，各地莫不趋向自主（大抵皆先备城防，特设司法）。其后来成就则等差不齐。极盛时期，有些城市俨同一个独立国家，有主权，有军队，对内施行统治，对外宣战媾和。他们不独讲求内政，并且讲求外交。据说今日国际间一些外交方式和技术，还是沿自那时底。临末入于近代初期，各民族国家（英、法、德、意等）一个一个成立，许多城市先后并合在内，而保有一种地方自治。[23]如日耳曼境内汉堡等三个都市，则迟至十九世纪初乃并入德国。假若除去初兴和临末不论，中间至少约四百年，为这些数不清底城邦与封建诸侯相争，又彼此间争锋之时。中古欧洲千余年扰攘，其后半期当以此为有力因素。近代西洋人的国家意识及其爱国心情，首先就从这范围较小而亲切确实底地方，培养起来。特别是他们的政治能力（组织国家底能力）都在这里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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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十四 何谓集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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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惜词费来叙述欧洲中世社会，意在对照出中国社会之缺乏集团生活，并指出社会演进上中国所循路线之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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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集团生活，有如上述固种种不同；但其间一致之点，亦有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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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不仅客观上有一种社会关系存在，而且主观上要求有一种组织；其特征在于有代表全体之中枢权力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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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范围大过家庭，家庭为所包容。而且组织上不依家庭为其出发点：——多半依地域，或职业，或信仰，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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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其范围内，每个人感受到相当拘束，更且时时有切身利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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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于此三条件者，即可谓为集团生活，不合底，便不是。[24]以此为衡，则中国人是缺乏集团生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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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十五 中国之缺乏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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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仅能说到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而止，不能截然说他没有。例如以国家来说，以地方自治体来说，以同业公会来说，乃至以宗教团体来说，中国都是有底。柳诒徵先生撰有《述社》一文（刊于《学衡》第五十四期），从史籍上考证中国民间各种团体组织，亦算搜求有所得。至少，不能否认其形迹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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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形迹上是有，但一经与中古欧洲对看，其贫乏真不堪说了。如史家所传，中古欧洲无论何人均属于教会，正如今日人人各属于其国家一样。且不得叛离，否则以大逆不道论。但中国人百分之九十，怕都不在宗教组织中。他们于圣贤仙佛不分彼此，一例崇拜，尚不及日本人进甲庙则不进乙庙，拜乙神则不拜甲神之稍有区别。区别都没有，自更说不到组织。又如所传，中古教会广拥领土及其他资产，并享有教税曰什一税者。凡教徒均有纳税义务，正与吾人今日纳税于国家同。中国寺庙纵有财产，亦非此比，更不能收税。又如所传，中古教会有法律，有法庭，有监狱，有定人终身监禁罪之权。此在中国直为梦想不到之事。又如所传，中古教会不但执行国家职务，而且有国家之机关组织：为教皇者，有立法及管理各国教士之权。[25]这一切都是梦想不到底。所以比起来，就比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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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此教会虽曾传教到中国，或因初传所及甚小，或因持妥协态度（如耶苏会之妥协于中国礼俗），或因遭拒绝（不妥协之后遭拒），讫未能将中国人纳入其组织。及至末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开了，时则其教会组织已大变，无复强力，亦不能影响中国社会。日本人稻叶君山有几句话，可附此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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