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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流行意见，其实不尽正确。中国人并不较之外国人自私；反之，我还可以从某一点上指出外国人自私过于中国人。关于此问题，随后自有辨明。但说中国人不讲公德，则我是承认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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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德，是指某些良好习惯为营团体生活之所必需者。其所由养成，盖在公私利害相合而不相离，为公即所以为私，为私亦势须为公，积久而行乎自然。假使环境条件不是如此，公私恒为两回事，为公不免费私，其势即难于养成一般人之公德了。缺乏此种夙养，即所谓不讲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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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讲公德，原可包括上面缺乏法治精神，缺乏组织能力，缺乏纪律习惯而言。不过摘出此三点而分别言之，更于国人病痛可得清楚之认识。因此这里所说底，是摘出三点以后所余那些不讲公德之事：类如：国家观念之缺乏，对于地方公益之不热心，对于公家事物不负责任，不加爱惜，公私混淆不分，同情心薄弱，怕管闲事，身家之外漠不关心，如是等等。其中有很多琐细底事，数之不尽，读者可以意会。[33]凡此种种举为中国人恒有之缺点，不可否认；特别在须要国家以至地方各种公共生活之今日，与西洋人对比之下，尤为显著。这种不同，绝不是天生底血里带来，亦不是学说或教育（狭义）之结果，而是由于社会境环不同，形成之生活习惯自尔不同。换言之，生活欹重于家庭伦理之中国人，自难养成其超家庭伦理底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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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十七 中西社会构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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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说种种，是以民族品性上重大缺点来作吾人缺乏集团生活之确证。即此缺乏集团生活，是其欹重家庭家族生活的由来，此外并无他故（如卢冯诸君所说者）。盖缺乏集团生活与欹重家庭生活，正是一事之两面，而非两事。这是在我们既经指证中西过去社会生活之不同以后，十分明白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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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类都有夫妇父子，即都有家庭：何为而中国人的家庭特别重要？家庭诚非中国人所独有，而以缺乏集团生活，团体与个人的关系轻松若无物，家庭关系就特别显露出来，抑且亦不得不着重而紧密起来。西洋人未始无家庭，然而他们集团生活太紧张而严重了，家庭关系遂为其所掩。松于此者，紧于彼；此处显，则彼处隐。所以是一事而非两事。又在紧张有力底集团生活中，团体是要直接统制到个人底；在个人有自觉时候，是要争求其在团体中之地位底。团体与个人这两面相待而立，犹夫左之与右。左以右见，右以左见。在西洋既富于集团生活，所以个人人格即由此而茁露。在中国因缺乏集团生活，亦就无从映现个人问题。团体与个人，在西洋俨然两个实体，而家庭几若为虚位。中国人却从中间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而消融了团体与个人这两端。[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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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中西社会构造之一种不同处。前章“中国西洋第一对照图”，即在表出此种不同。论者徒有见于近代产业兴起，家庭生活失其重要，不复巩固如前，同时个人独立自由亦特著近代思潮以后；其间互有因果关系，从而蔚成西洋近代国家。便设想个人隐没于家庭，家庭生活呆重如中国者，当必为文化未进之征，而类同于西洋之中古。于是臆断此种不同，为社会演进前后阶段之不同。殊不知两方历史背景，先有大不同者在。不细从过去以理解现在，而遽凭所见于后者以推论其前，焉得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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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社会之组织在集团，于图上可见；而中国社会以伦理为组织，图上却表不出。仅仅表出家庭地位特重，是不够底。然学者若能由此一点不同，纵观前后历史，横览东西大地而深求之，亦必可大有所悟。西洋社会从中古到近代，从近代到最近，前后变化尽多曲折，而变来变去在集团上。集团为其精神一贯之处，当然可以理会得出。从而中国社会之历久不变，与他不同底一贯精神（伦理），亦就不难对照而得了。更观于宗教集团间，政治集团（民族底、阶级底）间，经济集团间，彼此之对抗、竞争、斗争普遍于西土。而中土顾多不见；所见者乃在融释彼我之精神，与夫漫无边际之“天下”观念。即此循求两方社会组织之不同所在，当亦不难互勘而得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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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十八 伦理本位底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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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他们在社会本位个人本位之两端，翻覆不已底西洋社会，我们说此历久不变底中国社会，是一“伦理本位底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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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伦理？我们可以覆述前章的话：人和人相与之间，就有了伦理关系。伦者，伦偶；正指人们彼此之相与。人一生下来，便有与他相关系之人（父母，兄弟等）；人生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不能离社会）。故伦理关系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亲切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乃至一切相与之人，随其相与之深浅久暂，莫不自然有其情。因情而有义。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朋友，乃至一切相与之人，随其亲疏厚薄，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其相互间底一种义务关系。“伦理”之“理”，尽正在此情与义上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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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而家人父子乃其天然基本关系；故伦理首重家庭。父母总是最先有底，再则有兄弟姊妹。既长，则有夫妇，有子女；而宗族戚党亦即由此而生。出来到社会上，于教学则有师徒，于经济则有东伙，于政治则有君臣官民，遇事相助则有乡邻朋友。随其年龄和生活之开展，而有其若近若远四面八方数不尽底关系。是关系，皆是伦理，皆有其情与义。然为表示彼此亲切，加重其情与义，则于师，恒曰“师父”，而有“徒子徒孙”之说；于官，恒曰“父母官”，而有“子民”之说；于乡邻朋友，则互以伯叔兄弟相称谓。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由是乃使居此社会中者，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底伦理关系，各负有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之有伦理关系底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联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我们所说“中国社会以伦理为组织”，即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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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社会组织，首在经济上表著出来。近代西洋所以为个人本位底社会者，即因其视财产同于身体，一样地为个人所有之一种自由。反之，社会主义者所求底社会本位底社会，便是以土地和一切生产手段统归社会所有。伦理本位底社会于此，两无所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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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社会中，夫妇、父子情如一体，财产是不分底。有时祖父在堂，则祖孙亦不分；父母在堂，则兄弟等亦不分。分则视为背理。——是曰共财之义。不过伦理感情是有等差底，而生活以分居为便，故财不能终共。于是在兄弟之间或近支亲族间，便有分财之义。最初是在分居时分财，分居后富者时或再度分财于贫者。亲戚朋友，彼此间有无相通，是曰通财之义。通财，在原则上是要偿还底：盖其分际又自不同。遇到某一种机会，施财亦是一种义务；则大概是伦理上关系最宽泛底了。要之，在经济上皆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有不然者，群指目以为不义。此外如许多祭田、义庄、义学等，为宗族间共有财产；大都是作救济孤寡贫乏和辅助教育之用。这是从伦理负责观念上产生出来底一种设备，与集体生活相似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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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社会经济生活，却隐然有似一种共产。不过其相与为共底，视其伦理关系之亲疏厚薄为准：愈亲厚，愈要共，以次递减。同时，亦要看这财产之大小：财产愈大，将愈为多数人之所共。盖无力负担，人亦相谅；既有力量，义务随之而宽。此所以谚有“蛇大窟亦大”之语。又云“有三家穷亲戚，不算富；有三家阔亲戚，不算穷”。然则其财产不独非个人有，非社会有，抑亦非一家庭所有；而是看作凡在伦理关系中都有份底了。谓之“伦理本位底社会”，谁曰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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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此看重伦理情谊而有之结果，便是以财产为享用之物，而缺乏更以增殖财产之资本观念。它类近于社会主义之消费本位底经济，而不趋向于生产本位底资本主义之路。这在人生态度上，对照近代西洋人可算导中国人于比较正确之路。但中国或因经济上不走向资本主义，而技术上亦就总不发生产业革命者，其故未始不在此。那却是一件可惜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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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国君为大宗子，称地方官为父母，视一国如一大家庭。但知有君臣、官民相互间之伦理的义务，而不认识国民与国家之团体关系。一般国家之阶级统治，亦由此隐晦或消融。——这是伦理社会给予政治的影响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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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有“以孝治天下”之说，殆为西洋人所难于理解。其实这与近代西洋人所信“从人人之开明底利己心，就使社会福利自然增进不已”者，正好相比。它是说：从人人之孝弟于其家庭，就使天下自然得其治理；所以为君上者，莫若率天下以孝。福利与进步，为西洋政治要求所在；而伦理关系都各自作到好处（所谓父父子子），大家相安相保，则是中国政治之理想。这两者虽不同，然其都取放任而不主干涉则相近。西洋近世由此大演其自由竞争，创造了灿烂底物质文明：中国亦由此果然度了二十年所谓“安息于地上”之生活[35]。——此可以见其不但整个政治组织纳于伦理关系中，抑且其政治上之理想与途术，亦无不出于伦理归于伦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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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似从伦理生活中，深深尝得人生趣味。像孟子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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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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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注：“乐则生矣”，谓事亲从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既有生意，则其畅茂条达自有不可遏者；所谓“恶可已”也。其又盛，则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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