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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二十 伦理本位与职业分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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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本位与职业分途这两面，又是彼此顺益交相为用底。如前指出社会组织之伦理化，使经济上趋于分散不趋于集中，趋于消费本位不趋于生产本位，凡消极使阶级对立不成者，即是积极助成职业分途。又由社会组织之伦理化，彼此不是宗族便是姻戚，不是姻戚便是乡里世好。使人与人之间关系为横底平面发展，而不使其向于纵立底阶级关系，或者沟通其上下间，亦都是顺成此职业社会底，另一面，从生产技术上小规模经营有其方便，大规模经营非甚必要，土地或资本又不易集中，于是社会上多是些小农小工小商，零零散散各营生业，他们全靠其一家大小共同努力，自然形成“相依为命”底样子；其伦理关系安得不从而益加巩固密切！便是家人之外，更有伙计学徒；然此东伙师徒之间，大非资本家与工人之比。西洋劳资两方相维以利，相胁以势；遇事依法解决，彼此不发生私人感情。而此则朝夕同处，可能从待人厚薄作事勤惰上，彼此深相结纳。在劳资两方断不共一立场同一命运者，而师徒东伙可能同甘苦共患难。盖阶级封立之势成，则伦理观念自而掩没；反之，阶级分化不著，则职业各营乃大有造于伦理。又因贫富贵贱升沉无定，士农工商各有前途可求，故有家世门祚盛衰等观念；或追念祖先，或期望儿孙，父诏其子，兄勉其弟，悉使人倍笃于伦理而益勤于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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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政治经济两面，亦是互为影响，协调一致，以共成此局。从历史上看，政权不为贵族阶级垄断，而新份子得以插足，似极早。如《尚书·尧典》所谓“明明扬侧陋”，如《孟子》所云“傅说举于版筑，胶鬲举于鱼盐”，是其例。这种趋势萌露以后，到战国时代各国竞相罗致人才而大为显著。汉唐以来两千年间，选举考试各制度建立，虽难期尽善，代有纷更；然正见时时要求矫其偏弊。卒至“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之谚语流行，而统治不成阶级其势大定。但此类政治新兴人物，自来即与欧洲所谓新兴阶级之凭藉于经济者不同，而好像凭藉于知识头脑。他们不是以集团势力和贵族争衡，而是以其个人才略学识德望见重于时，直从国君手中取得权位。在春秋战国，则儒墨百家骈起；在汉以后唯余儒士。我们姑且笼统总括之曰士人。同时，在公族无权游士擅政底国家如晋如秦，即是郡县早见施行土地早得解放者。中国封建社会，就是这样崩坏底，政治上阶级分解，而经济上又不得有阶级形成，亦即由此，本来在土地解放商业大兴以后，可能有土地兼并，资本集中。事实上此兼并与集中，亦始终不断于社会史；但同时士人亦始终不断本其理想而予以打击。限田、均田、重农抑商，两千年来史不绝书，不必细数。结果，士人固不得行其志，而资产者亦不能遂其垄断，以支配政权达于间接之统治。由政治上无阶级，自不容许经济上有阶级；经济上之垄断不成，政治上之垄断亦不能有；互为因果，大抵如是。阶级统治之不成，中国政治乃不得不伦理化。由政治之伦理化，乃更使社会职业化。职业又有助于伦理。如是，伦理与职业，政治与经济，辗转相成，循环扣合，益臻益治，其理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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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演来演去，在社会结构上中国就自成一家，不同于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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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二十一 人生态度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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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特殊构造底社会中之人生，是自然要有其特点底。说到中国人生的特点，我们有千言万语可说，而因其浑整莫破如环无端，不是几点平列，亦非有层次先后，好像不知从何说起。今开口一句，我将说它的从容不迫。这自然是农业社会与工商社会不同处，然而一个人在家里（尽或是大家庭），是比较在较大组织生活中，亦不同底，我们在外面社会，尤其人多场合，便好像一阵势，不免要提神来应付；而在家里则松散自然，不甚经意了。中国人所以紧张不起来，所以不能迅赴事机，正为其习惯于此而缺乏那集团斗争的锻炼之故。——缺乏集团与欹重家庭为一事之两面，而斗争与集团相联，和平与散漫相联，前已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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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宽松不甚经意底家人父子生活中，让人的情感发露流行，同时又使这一家人，在事实上不得不相依为命，于是其情感更深相缠结。在中国人生活中，情感抬头，演为重情谊底文化，即为此。反之，在中国处处见彼此相与之情者，在西洋却处处见出人与人相对之势。非唯人民与其政府相对，劳工与其业主相对，乃至夫妇两性亦且相对。这就为他们的生活欹重于团体；在团体内是要讲法纪讲契约底，家庭情爱为其所掩。由生活欹重点不同而文化出发点不同。我由父子兄弟之情，推及社会之一切；彼则由团体而影响到家庭了。固然人与人都不免以利相合。即如家庭组织，本有它的基础在吾人生命中，而一面亦是建筑在经济上底。其他无论。然西洋于此比较露骨，中国则比较隐约。这自然是为他们工商业社会，不免一切商业化；却亦为中国将一切关系都纳入伦理，而情谊化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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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生所表见者，是情感抬头，欲望置后；西洋与此相反。在西洋近代人生中，欲望是抬头了。这种不同，一面源于他们的宗教与我伦理教化之异，一面又是生活欹重团体与欹重家庭之异。质言之，在西洋近代人生中，欲望之所以抬头，正是对于过去宗教禁欲之反动；而中国之伦理教化，却承认“食色天性”（见《孟子》），根本不发生禁欲主义，自亦没有此一反动。同时又为在集团生活中，个人茁露（说见前）之故，所以在近世权利观念就抬头了；而个人权利之本质，原即欲望。“自我中心”“欲望本位”，遂为近世社会人生一特色。生活欹重家庭，而情感抬头底中国人生，原不一定排斥欲望；却是“因情而有义”“其情益亲其义益重”，不期而义务观念抬头，恰与西方权利观念成对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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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含有一重要关键。就是：人在情感中，恒只见对方，忘了自己。慈母每为儿女而忘身；孝子亦每为其亲而忘身。夫妇间、兄弟间、朋友间，凡感情厚底必处处替对方设想，念念以对方为重而放轻了自己。所谓“因情而有义”之义，正从对方演来，不是从自己立场出发。反之，人在欲望中，却只知为我，时或不顾对方了。人以口腹之欲，不免置鱼肉于刀俎，狎妓者不复顾及妇女人格，即其显例。于是伦理本位社会中，一个人似不为其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反之，在个人本位底社会，则率直表见“自己本位”或“自我中心”。此非谓西洋人都情感薄，或其不能舍己为人。更非谓中国人都情感重，或都能舍己为人。但彼此两方风教之异，固不可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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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其相异，在中西礼仪上即可看出。如西洋人宴客时，自己坐在正中，客人反在他的两旁。尊贵的客人，近在左右手，其他客人便愈去愈远。宴后如或拍影，数十百人皆为自己作陪衬，亦复如是。中国则客来必请上座，自己在下面相陪。宴席之间，贵客上座离主人最远，其近是左右手者，不过末座陪宾了。寻其意味，我则尊对方，谦卑自处；西洋则自我中心，示其亲昵。——这完全是两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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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一词，是近数十年之舶来品，译取自英文Right。论其字之本义，为“正当应该”，与中国人生观念所尚初不相远。其相异只在说话者之地位，是第一位（First Person），而不是出于第二位（对方），或第三位（Third Person）。例如父母对儿女说“我应该养活你们到长大”，或“我应该予你们以相当教育”。这样就合于中国味道。因为这是自课以义务，亦即是承认对方之权利。又或这话由第三者来说，亦可以底。因系站在旁观地位来评论其理。但假如由作儿女们自己来主张，那便感觉不合适了。虽前后事实一致未改，然其自我中心的态度不合吾人习惯。晚近西洋国家新订宪法，有以“生存权”“受教育权”与种种自由权同为人民所享有者：亦有以选举为国家所责于国民之义务，得强制其投票，而不看作一种权利者。且不论这些问题内容，但论其态度，总皆与我不合。按中国习惯，凡是权利皆待对方赋予，凡是义务皆出于自课。试以选举为例。在国家一面，要认作是国民的权利而尊重之；换言之，给予国民以选举的机会是国家的义务。在国民一面，却要认作是他对国家的义务而履行之；换言之，国家有权召集我们投票。照这样，选举是权利是义务，可不成问题。这就是伦理关系之两方互相尊重之理。亦就因为彼此皆为对方设想，不从自身起念，权利观念遂不发生，而说来说去莫非各人应尽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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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义观念既兴，本不一定排斥欲望者，而欲望自然受排斥。欲望，是从自身起念反乎为对方设想；其受排斥者一。欲望又不免从躯壳起念，易使人生落于浅近狭小，于前论“伦理有宗教之用”不能发挥；其受排斥者二。任何一方针或主义，到末后总易有偏激之处。中国人生本不一定排斥欲望，而欲望卒受排斥，一部分亦即由这种末流偏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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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人站在自己立场则相争；彼此互为对方要想则相让。一让一争，遂为中西两不同精神。有人说，中国礼让一词在西文中直无适当之字可译。此足见两方人生之异趣矣。“一争两丑，一让两有”；此我民间流行谚语。在西洋纵不说它是相尚以争，但此以争为丑之心理殆非他们所了解。至于让则两有之理，亦是我们就事实上慢慢体认得之。更有所谓“学吃亏”之说，饱经世故者每以此教年轻人；其中虽亦有道理，却难免流于乡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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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二十二 最大之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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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生照这样下去，流弊之最大者，是在个人将永不被发见，而自由竟变为无主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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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为自由之主体：自由即个人之无形底领域，故亦曰“人权”。唯其无形，所以不遇到问题，不易发见。西洋以中世集团生活对个人干涉太强，到近世发生反抗争执，群己权界乃以确立。这是一条正常简便底发见之路。中国既以缺乏集团而干涉不强，以趋尚情谊而缓和压迫，以好为折衷而不致逼出问题，更重要者复有两点。一则在情感中产不出界域来，于一切为了对方之中掩藏了蔑视人权，又一则始终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主体隐没不得建立，所以“人权”“自由”皆三五十年来输入之新名词，从前中国人无此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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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输入之初，一般反响则如我在廿年前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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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略）他对于西方人之要求自由，总怀两种态度：一种是淡漠底很，不懂要这个作什么？一种是吃惊底很，以为这岂不乱天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三十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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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几道先生更早亦说过，中国人闻西哲平等自由之说“常口呿舌矫骇然不悟其义之所终”。他并不像正感受不自由之苦者，那样欢喜踊跃于得解放，而却是诧讶不解和不感兴味。即此可见既不同于西洋中世，又不同于西洋近代。像西洋近代那一段“人的个性申展史”，诚为中国人所未经历；假如没有外界潮流输入的话，他并将永远领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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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近代人生观念输入以来，中国社会得以自镜其失之处似颇多；然要而言之，其故皆坐个人人格隐没不明而已。这是始意所不料，而终无可免底偏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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