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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其相异，在中西礼仪上即可看出。如西洋人宴客时，自己坐在正中，客人反在他的两旁。尊贵的客人，近在左右手，其他客人便愈去愈远。宴后如或拍影，数十百人皆为自己作陪衬，亦复如是。中国则客来必请上座，自己在下面相陪。宴席之间，贵客上座离主人最远，其近是左右手者，不过末座陪宾了。寻其意味，我则尊对方，谦卑自处；西洋则自我中心，示其亲昵。——这完全是两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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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一词，是近数十年之舶来品，译取自英文Right。论其字之本义，为“正当应该”，与中国人生观念所尚初不相远。其相异只在说话者之地位，是第一位（First Person），而不是出于第二位（对方），或第三位（Third Person）。例如父母对儿女说“我应该养活你们到长大”，或“我应该予你们以相当教育”。这样就合于中国味道。因为这是自课以义务，亦即是承认对方之权利。又或这话由第三者来说，亦可以底。因系站在旁观地位来评论其理。但假如由作儿女们自己来主张，那便感觉不合适了。虽前后事实一致未改，然其自我中心的态度不合吾人习惯。晚近西洋国家新订宪法，有以“生存权”“受教育权”与种种自由权同为人民所享有者：亦有以选举为国家所责于国民之义务，得强制其投票，而不看作一种权利者。且不论这些问题内容，但论其态度，总皆与我不合。按中国习惯，凡是权利皆待对方赋予，凡是义务皆出于自课。试以选举为例。在国家一面，要认作是国民的权利而尊重之；换言之，给予国民以选举的机会是国家的义务。在国民一面，却要认作是他对国家的义务而履行之；换言之，国家有权召集我们投票。照这样，选举是权利是义务，可不成问题。这就是伦理关系之两方互相尊重之理。亦就因为彼此皆为对方设想，不从自身起念，权利观念遂不发生，而说来说去莫非各人应尽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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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义观念既兴，本不一定排斥欲望者，而欲望自然受排斥。欲望，是从自身起念反乎为对方设想；其受排斥者一。欲望又不免从躯壳起念，易使人生落于浅近狭小，于前论“伦理有宗教之用”不能发挥；其受排斥者二。任何一方针或主义，到末后总易有偏激之处。中国人生本不一定排斥欲望，而欲望卒受排斥，一部分亦即由这种末流偏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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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人站在自己立场则相争；彼此互为对方要想则相让。一让一争，遂为中西两不同精神。有人说，中国礼让一词在西文中直无适当之字可译。此足见两方人生之异趣矣。“一争两丑，一让两有”；此我民间流行谚语。在西洋纵不说它是相尚以争，但此以争为丑之心理殆非他们所了解。至于让则两有之理，亦是我们就事实上慢慢体认得之。更有所谓“学吃亏”之说，饱经世故者每以此教年轻人；其中虽亦有道理，却难免流于乡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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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二十二 最大之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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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生照这样下去，流弊之最大者，是在个人将永不被发见，而自由竟变为无主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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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为自由之主体：自由即个人之无形底领域，故亦曰“人权”。唯其无形，所以不遇到问题，不易发见。西洋以中世集团生活对个人干涉太强，到近世发生反抗争执，群己权界乃以确立。这是一条正常简便底发见之路。中国既以缺乏集团而干涉不强，以趋尚情谊而缓和压迫，以好为折衷而不致逼出问题，更重要者复有两点。一则在情感中产不出界域来，于一切为了对方之中掩藏了蔑视人权，又一则始终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主体隐没不得建立，所以“人权”“自由”皆三五十年来输入之新名词，从前中国人无此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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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输入之初，一般反响则如我在廿年前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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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略）他对于西方人之要求自由，总怀两种态度：一种是淡漠底很，不懂要这个作什么？一种是吃惊底很，以为这岂不乱天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三十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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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几道先生更早亦说过，中国人闻西哲平等自由之说“常口呿舌矫骇然不悟其义之所终”。他并不像正感受不自由之苦者，那样欢喜踊跃于得解放，而却是诧讶不解和不感兴味。即此可见既不同于西洋中世，又不同于西洋近代。像西洋近代那一段“人的个性申展史”，诚为中国人所未经历；假如没有外界潮流输入的话，他并将永远领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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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近代人生观念输入以来，中国社会得以自镜其失之处似颇多；然要而言之，其故皆坐个人人格隐没不明而已。这是始意所不料，而终无可免底偏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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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二十三 人生第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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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底人生，最大特点莫过于他总是向里用力，与西洋人生总是向外用力者，恰恰相反。此点细寻上文，已自可见；为提起注意，特分就伦理本位职分业途两面说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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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中国人，统为其四面八方由近及远各种伦理关系所包围，大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之概。其日常实际生活，触处都是对人的问题。而且这比其他问题，还要迫切。假如人的关系弄不好，便马上不了。首先父子、婆媳、夫妇、兄弟等关系若弄不好，便没法过日子，乃至如何处祖孙、伯叔侄辈，如何处母党妻党一切亲戚，如何处邻里乡党，如何处师弟东伙，种种都须要当心。所有这许多对人问题，都使人向里用力以求解决，与对物问题完全两样。例如不得于父母者，只有转回来看自家这里由何失爱，反省自责，倍加小心，倍加殷勤。莫问结果如何，唯知在我尽孝。此即为最确实有效可得父母之爱者；外此更无他道。若两眼唯知向外看父母的不是，或一味向父母顶撞，必致愈弄愈僵。其他各伦理关系要亦不出此例。盖关系虽种种不同，事实上所发生问题更复杂万状；然所求者，却无非彼此感情之融和，他心与我心之相顺。此和与顺，强力求之则势益乖；巧思取之，则情益离；凡一切心思力气向外用者，皆非其道也。不信，试想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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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反省、自责、克己、让人、学吃亏……这一类传统底教训，皆有其社会构造的事实作背景而演成；不可当它是一种哲学底偏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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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职业分途一面看：每一中国人，都有创造其自己前途的机会，其天地又好像很宽很宽。不像在阶级社会里，经济上机会政治上机会都为一部分人所垄断，多数人非革命即无以开拓自己命运。在彼形势上逼着人向外冲去，以求一逞者，在此却开出路来待你努力自求，没有什么当前阻碍。此时只有转回来向内用力，而向外倒无可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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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个读书人，通常是在考试制度之下决定他的前途。得失成败，全看自己如何。假如你文章好，而还是不能中秀才、中举人、中进士、点翰林，那只有怨自己无福命（所谓祖上无阴功，坟地无风水、八字不好……种种皆由此而来）。总之，只有自责，或归之于不可知之数，而无可怨人。就便怨人，似亦没有起来推翻考试制度的必要。——力气无可向外用之处。你只能回环于自立志，自努力，自责怨，自鼓舞，自得，自叹……一切都是“自”之中。尤其是当走不通时，要归于修德行；那更是醇正底向里用力。还只有“反求诸己”“尽其在我”那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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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业农业工业商底人，虽无明设之考试制度，却亦有“行行出状元”之说。盖其事业发达的机会，平等开放于人人，苟有天才不难表见。其间成功要诀，就在勤俭二字，自古相传，以为宝训；人人诵说，不厌烦数。谚所谓“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是也。然在西洋，这两个字却少见称道。盖其社会阶级判然已定，不因勤俭而得，不以奢逸而失，本无多意义故也。在中国，很少人家不要讲勤俭。然而勤俭是什么呢。勤是对自己的策励，俭是对自己的节制，其中没有一分不是向里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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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立志、要强、勤俭、刻苦自励、有志竟成，……这一类传统教训就是这样来底；盖莫不有其社会构造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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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两面所构成底中国社会，既无时无刻不要人向里用力；向里用力，遂为中国人生活上一贯底态度。此态度，我谓之人生第二态度。那向外用力底，我谓之人生第一态度。二十年前我以此为中西文化的分判所在，今日所见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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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夙昔之说：人生所遇到的问题有三不同，人类所秉持的态度（即以应付此问题者）亦有三不同，所以过去西洋中国印度三不同文化，即由于此；而自今后言之，人类文化还可能有不同之三期。其说甚繁，此不具陈。今只就此处须要解说者，说两句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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