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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两面所构成底中国社会，既无时无刻不要人向里用力；向里用力，遂为中国人生活上一贯底态度。此态度，我谓之人生第二态度。那向外用力底，我谓之人生第一态度。二十年前我以此为中西文化的分判所在，今日所见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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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夙昔之说：人生所遇到的问题有三不同，人类所秉持的态度（即以应付此问题者）亦有三不同，所以过去西洋中国印度三不同文化，即由于此；而自今后言之，人类文化还可能有不同之三期。其说甚繁，此不具陈。今只就此处须要解说者，说两句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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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第一问题，是人对“物”的问题。“物”指全部自然界，人生必须利用它，它亦即是我们首先遇到的障碍，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解决这问题时，人要向外用力，因为这是必待满足于外者。——此亦便是人生第一态度。其特点，在眼睛常向前看，逼直向前要来去不回头，从对方面下手，改造客观境地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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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第二问题，是人对“人”的问题，此专指人们对于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心意，而有底要求。如男女对于异性，要求其相爱，即其一例。假如不问其人对我情意如何，只是要将他身体弄到手，则掳架来亦可以。那便是以对物者对人，属于第一问题，不属第二问题了。在解决这第二问题时，人类恒须从第一态度转入第二态度，即是向里用力。因为此时成为问题者（或为碍者），是“他心”而非“物”。物是我所得而宰制者，他心则只能互相感应。其问题之解决，不全由我来决定，其终得满足与否遂亦无定；与第一问题迟早可以解决，决定可以满足者（性质上如此），不同。所以第一问题可以尽量向前追求，并只须对外做功夫；而第二问题则功夫恒须在自己身上做（所谓“反求诸己”），并且势必只求所以满足于内者（所谓“尽其在我”）——此亦便是人生第二态度。其特点，在眼睛转回来看自家这里，而反求诸己，每每变换主观自适于其境地，以为问题之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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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尝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正为它提出人生第二态度过早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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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列一表为上论中西人生异趣之总结。[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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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一九四三年出版的《理想与文化》杂志第四、五期，由鹿鸣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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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表只为总结上文而作；其实中国方面尚可列入“谦敬，文弱，个人聪明”等几点，与西洋“侈倨，武健，组织能力”等相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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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见《乡村建设理论》第2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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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看前章，及蒋译《近世“我”之自觉史》前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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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即布尔什维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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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即法西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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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英国前首相自由党首领劳合·乔治曾深有此叹，见1934年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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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商务印书馆出版陈顾远著《中国法制史》，第68—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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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图见《乡村建设理论》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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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卢著《中国的建设问题与人的训练》，第4页，生活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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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贾谊新书》卷三《时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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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程树德著《国故谈苑》，第240页，商务印书馆出版，程为法学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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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以上论文化变迁诸语，均采自W.F.Ogburn著《社会变迁》一书，费孝通译，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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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见桑氏《世界文化史》第117页。又云“男子生七岁即不由母抚育，而度其营幕生活”；“凡生男子；必报长老察检体格，以定去留，其父不能自主”；如此类者，皆显示其集团生活之达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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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严译《社会通诠》有云：种人排外之不深，异族之能即于和，而大邦有缔之望者。真景教之力也。正同此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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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张荫麟《论中西文化的差异》，见《思想与时代》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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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桑戴克《世界文化史》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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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定基督教为罗马帝国之国教，在325年。此指狄奥多西大帝（379—395年）更用政令强迫推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