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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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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就佛兰芒克书中,先摘引我所必要摘引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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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经济学者和一般人都难了解,有一种运动(指法西斯及纳粹)的哲学,同时攻击资本主义和马克斯主义,亦即同时攻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要知武力经济原是两者之死敌。不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过去如何地互相仇视,但他们有其共同底基本哲学,共同底人生观。就是他们都相信人类努力的目标,在求致更高更好底生活水准,更大幸福,更多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事物,此新的革命运动则与这些观念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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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哲学家力斥我们的文明,不过是一种金钱的文明。墨索里尼曾经说过,法西斯主义否认物质幸福的观念,而把这种观念还给他们的发明家——十九世纪上半期的经济学者。法西斯主义认为“物质幸福等于快乐”的公式不能适用。这种公式只会把人类降至禽兽无异,只会使人类关心一件事情——吃得好,长得胖——其结果,人类只剩了一个纯粹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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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我们所想象的以经济名词为主,我们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接受若干种的价值而予以默许。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都从共同底前提出发。最要紧的是经济动机,而将其他动机置于次要。在这一点上,亚丹斯密和马克斯并没有什么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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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内心,是“非经济的”(No-Economic),甚或可以说是“反经济底”(Anti-Economic)。纳粹政治家法西斯政治家决策之时,要置经济的考虑于次要;他们要而且必须要牺牲经济和实业的利益,以取得征服或威权那更大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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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武力经济”一名词之建立,是对于“福利经济”而言。一百五六十年之经济思潮,不论是资本主义,是反资本主义,基本观念总不能出乎福利经济。唯若今日法西斯和纳粹,则不复属于这范畴。他们不求自由,不求安全,不求享受,而如尼采所说“志在权力”(Will to power),亦如他们自己所说“要永久战争,永久革命”。因此不得不别名之曰武力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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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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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上次世界大战时,蔡孑民先生曾说:德国人之作战是出于尼采哲学的影响。这原是欧洲人先已说过的话,而国内当时颇有人讥笑他是唯心论。然而在今天,大战发作之不能单从经济问题来解释,人类行为不单出于经济动机,既成公论;经佛兰芒克之指点而益明。所谓哲学不必是一套理论,而是指人生最基本的取舍,一切因之而异。这就是我们必须严密注意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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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最基本取舍上,法西斯、纳粹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殊不相同;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倒有相同处。这便是苏联英美终归回复到一条阵线的理由。而共产主义者承认一切人类的平等,并无种族或肤色之分,又足以决定他与纳粹终究合不起来。但是对于个人主义集团主义二者间之取舍相反,英美与苏联之壁垒不同,岂是终可泯灭者吗?人们这些取舍不同,将是纷纷扰扰永无归落呢?抑或前途大势不难逆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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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佛兰芒克问道:我们是否将认为福利经济时期,已是人类历史上的陈迹?他又问:难道民主主义只不过[是]在旧日帝王封建地主之后的一段中间插曲吗?还是法西斯和纳粹为插曲呢?假使两者都是插曲,那么在风云消散以后,我们将有什么样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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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遭遇这个时代,我们就要料度料度世界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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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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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们所熟知:中世纪人有中世纪人的取舍,与近代人生观念殊不相同。以欲望为出发点之福利经济学,可以说是从宗教上禁欲主义反动而来。而欲望的抬头,又源于个人的觉醒。“让各个人追求其自身利益,便会造成社会的进步和最大幸福”,即是全部西洋近代文明所由来,除此而外,并无新奇奥妙。然而自由竞争之结果,却不觉形成近代之资本社会,流弊百出,物极必反,社会革命势不可逃。此时应运而生的,一面是布尔塞维克,一面便是法西斯和纳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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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兰芒克说:纳粹主义不过是大日耳曼主义,社会革命和尼采的“权力意志”之结合。这话甚得其要领。我们要就此三要素而分别论其前途,则纳粹前途即可判决。大日耳曼主义,这一种族优越感,科学上全无根据,只可利用一时,没有多大前途,当可断言。其次,权力意念一时压倒福利欲望亦是可能之事。特别是姑息“绥靖”者流,早应当受一受教训。然而他的教训受过之后,却轮着狂妄底人亦受他所应该受的教训,法西斯之墨索里尼已然如此;纳粹之希特勒无例外。只余社会革命一层,在社会问题未得合理解决之前,还不能算完。然而末后来完成这使命的怕亦不是纳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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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纳粹没有前途,大约世人都可相信。武力经济不能取福利经济而代之,亦无疑问。但今后之世界,还依然是福利经济之世界?窃以为:私人资本主义早已走到不能不变地步,固无待言;国家资本主义亦只是经济落后国家一时良药;就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内)好像是吾人最后所归趋,其实亦无多久命运。——这末一句话大约世人或相信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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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政治上之民主主义经济上之社会主义,我对它并不生疑问。不过我要指出它必将转入另一种人生态度,而后乃得安立。质言之,为法西斯的英雄所鄙夷之福利经济是有一天要结束底,虽非武力经济来代它,固自有代它之一种经济。这一种经济,在人生最基本取舍上,正是同于原初中国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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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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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初中国人在人生最基本取舍上,是如何呢?你只须看自古以来所有“理欲之争”“义利之辨”便可晓得它与西洋近代人生观念如何不同了。何谓理义?这就是吾人于祸福得丧之外,更有向上一念者是。这“人生向上”精神,中国人萌露最早,发挥甚至。古语“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最明白可见。像那法西斯的英雄骂人只关心一件事——吃得好,长得胖——与禽兽无异,却骂不着中国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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