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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别人那里，东方和西方、社会和个人、内心和外界是纠结的，梁漱溟却是统一的。当陈独秀、胡适把梁漱溟视为文化保守主义，将之划入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的时候，梁漱溟在《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公开说：“照这样说来，然则我是他们的障碍物了！我是障碍他们思想革新运动的了！这我如何当得起？这岂是我愿意的？这令我很难过。……我总觉得你们所作的都对，都是好极的，你们在前努力，我来吆喝助声鼓励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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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常对别人说，你看我最闲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你看着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我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很远了。思考是大事，德性是大事，行动也是大事。在《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中，艾恺问梁漱溟：“您认为您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梁漱溟回答道：“大事一个就是为社会奔走，做社会运动。乡村建设是一种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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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也明认自己的轮回：“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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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里，梁漱溟先生是少有的能给我们中国社会以安慰和信任的人了。学者林毓生认为，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梁漱溟在反传统的浪潮中挺身而出，倡言中国文化经过调整还能继续存在并复兴，他相信中国本身拥有走向现代化的力量。是梁漱溟，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更足以与鲁迅构成表面对立、其实互补的两极。他们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批判者，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发扬者。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他做到了自己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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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去世，享年九十有五。他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我要休息！”哲学家张岱年由此想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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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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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梁漱溟不可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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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后的儒家”，他有不从众的头脑和独立思考的心灵，其超迈的人格品质，无畏的道德勇气，知行合一的人生理念，更足以令他在千疮百孔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成为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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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梁漱溟不可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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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留下的不只是巨大的道德遗产，更有亟待梳理细化、有待深入认识的知识遗产、文化遗产，需要结合当下语境与历史经验，进一步阅读、理解、整理、择取，使之既保持梁漱溟思想之全貌，又足以警醒现实，照亮当下，实现文化的启蒙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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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我们如何拯救过去》即是这种努力的结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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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何谓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特征是什么”“中国文化的主要问题在哪里”“中国人的自信力在哪里”“中国以什么贡献给世界”等重大问题，在文中一一得到阐发，更有如今看来已不新鲜的宪政、民主、民族精神问题，在七八十年前，即已进入梁漱溟的思想视域，就这一系列重大问题对公众发言讨论，作出敏锐而具前瞻力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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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本《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成书之际，就有了这样两种面向，其一，全部文字均为梁漱溟先生长子亲手编订，最大程度呈现梁漱溟思想全貌，又挖掘珍贵佚文，补足完整梁漱溟思想图谱；其二，这一系列上世纪梁漱溟先生于动荡年月中努力不懈的思考成果，有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具备新鲜的阅读感受，毫无“过时”“过气”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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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我们出版《我们如何拯救过去》的初衷：在信息泛滥的当下，以大师唤醒世道人心，从经典攫取新知新识，认识我们的过去，救赎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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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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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罗德里希·普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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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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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05747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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