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309115
1707309116
长崎版画描绘的“唐船”，即中国商船。中国与日本长期保持着贸易关系，长崎是中国商船停靠的重要口岸。
1707309117
1707309118
1707309119
1707309120
1707309121
葡萄牙治下的澳门（约1598年），图中可以看到中国式舢板与葡萄牙帆船，以及澳门本地的中式建筑与葡萄牙人建立的基督教教堂。
1707309122
1707309123
1707309124
1707309125
1707309126
海上丝绸之路 [:1707308981]
1707309127
海上丝绸之路 前 言
1707309128
1707309129
本书出版的2007年本来可能是值得铭记的一年，因为四个半世纪之前的1557年（中方资料为1553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半岛南部建立了欧洲人在东亚的第一个据点，这也是最后一个回归中国的租界（1999年），比香港（1997年）晚了两年。澳门据点的建立是和平的，关于这点，专家们已有共识，但关于澳门建立的年份仍不时有怀疑之声，因此直至今日，这一事件所引起的注意依然有限。
1707309130
1707309131
然而，历史的其他时期却早已成为公众注目的焦点。15世纪初，中国的巨舰曾航行在东南亚和印度洋，到过霍尔木兹、亚丁和东非。这些活动全部由郑和率领，他于1405年第一次出海，在距今六百年前的1407年成功返航回到中国。在当时，中国自视为海上强国，葡萄牙人的亚洲之行尚待启程，而欧洲的扩张也还未开始。
1707309132
1707309133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郑和及其时人结束了一整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东亚和西亚之间——包括到地中海——的各条航线始终掌握在亚洲人手中。这就谈到了我们的主题，即葡萄牙在绕过好望角之后开始探明的“海上丝绸之路”。葡萄牙向着印度和远东摸索前行，建立自己的殖民地体系，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效仿海上强国中国。因此，对许多人而言，一个崭新的时代在这里发轫，似乎直到今天才余音渐逝。
1707309134
1707309135
长久以来，中国就时常着重强调：我们可能真的已再度踏入了一个历史过渡阶段。明朝的海上活动的主旨是和平，基础是和谐与宽容，不同于美国人和英国人的矮化压迫政策。他们甚至认为中国的各种传统与价值，完全可以长期替代在他们看来完全被英语国家所滥用的那些观念和理想。在中国，自豪地谈论“郑和精神”的传统由来已久，而与之关联的是追求开放性、多元化、经济活力的愿望和一种更公正的国际世界秩序。
1707309136
1707309137
通过有意识地转向海洋——这期间中国政府甚至还设立了一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中国正在推动对那个远在葡萄牙人出现之前的时代的回忆：海上丝绸之路的那几个黄金世纪。因此这个话题依旧具有现实意义。在亚洲的各种沿海文化当中，类似趋势几乎到处可见：要爱护海洋遗产，目的是拓展新的历史认识，在各处进行一些略微不同的阐释，往往还会加以美化。在这个过程中，文学与考古的诸多元素常常合二为一，构成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共生关系。
1707309138
1707309139
也许正因为如此，本书的问世才适逢其时。无论如何，我们都可将其看作描绘过去事物的一种简朴的尝试，其方式有时非同寻常，却大概切合时代之精神（Geist der Zeit），无论后者有一天将具备哪些特征。
1707309140
1707309141
罗德里希·普塔克2007年3月于慕尼黑
1707309142
1707309143
1707309144
1707309145
1707309146
1707309147
1707309148
1707309149
1707309150
1707309151
1707309152
海上丝绸之路 [:1707308982]
1707309153
海上丝绸之路 第一章 导 论
1707309154
1707309155
海上丝绸之路 [:1707308983]
1707309156
第一节 地中海模型
1707309157
1707309158
“传统”历史学家研究的课题是国家或区域。大多数情况下，在描述中论及海洋时，他们就像坐在各自所在区域正中的一条矮凳上，从陆地望向大海。同样，那些看重海洋历史的学者则蹲坐在一艘船上，以相反的方向，从海洋眺望陆地，尤其是沿海地带。
1707309159
1707309160
地中海是海洋历史学家的“经典”研究领域。投身于该地区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布罗代尔（Ferdinand Braudel）。顾名思义，地中海四周被陆地包围，在他看来，它几乎构成了一个封闭的整体。它仅通过直布罗陀海峡与大西洋相连，经由塞得港与苏伊士运河之间的狭窄通道以及横穿两河流域的古代商路，而与连接印度洋的红海和波斯湾相通。黑海可视作地中海的附庸，几乎是其“子海”。
1707309161
1707309162
当然，布罗代尔所重视的，并非地中海“本身”，而是它的诸多港口、海岸和岛屿。在某种程度上，他自己选择的研究领域表现了内部结构的相似性。这使得他的研究变得轻松。某些共性—当然还有差异—可以看作是物理因素，而其他异同则可理解为文化维度，直接或间接受自然条件等其他要素的影响。布罗代尔尤其致力于阐明文化因素具有某种持久性，应当被归类为长时段现象（longue durée）。①在过去，想要把地中海地区的历史看作一个内部最大程度同质化地区的历史，就意味着在描述各港口和帝国兴衰这类事件时，必须过滤掉那些如同中流砥柱般兀立于事件流之中，并或多或少无损地经受住了变迁的那些因素。恰恰是这些因素在背景中影响深远，尽管我们有时还无法一下在表面上察觉到其作用。
1707309163
1707309164
那么，海洋历史学家显然不得不承认，历史的“创造”终究依附于陆地，而不是在海上。换言之：作为事件发生的平台，海洋在功能上从属于海岸，在有历史记载以来，局部地征服海洋—假如它还可以被控制—从来就不是目的本身。凡出海者，都对风险有过计算；无论是商贸、考察、出使，还是出于军事动机的探险或和平的朝圣，他“活动”的积极后果都会转而作用于陆地，影响其出发港的人们，影响目的地，或同时作用于二者。更进一步说：陆地区域的历史偶尔或可不需考虑海洋，但海洋地区的历史却无法完全舍弃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