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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例子说明，早在公元前2世纪，水上交通工具就已频繁地用于战争运输。其前提条件是一定的后勤保障体系、技术经验和航海知识。但当时绝不可能在大洋之上进行战争。更可能的情况是，大小船舰在内部水域及沿岸地区作战，同时作为陆地作战行动的延伸。其策略之目的在于登上敌船，像在陆上一样，用简单的武器杀死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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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军事的发展，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沿海地带都处于汉朝的行政管理之下。显然，多处锚地因此而变得格外重要，主要是作商贸之用。据说，作为重地之一的东冶，就维持着与倭（日本）及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但此处所指究竟为哪些地区（也许是台湾或琉球群岛）却争议不断，因为相应的地名所指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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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的战斗场景。中国公元前2世纪铜镜上的装饰纹，1935年在河南出土。其中所表现的事件可能是指吴越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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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帝国向南方和海洋世界扩张的语境下，南越国构成了最有意思的例子，尤其是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使它一再进入公众视野。其中心地区番禺，大致在今天广州的位置，似乎很久以来就与亚洲大陆西南方向更远处的地区保持着联系，包括雒越。值得注意的是：一系列文本记载称南越在朝贡关系的框架之下曾向汉朝进贡象牙、玳瑁、鸟羽、珍珠等贵重之物。其中许多东西可能来自南越本土的沿海地带，但有些物品很可能出自更遥远的地方，而恰恰是这一点暗示可能存在远及马来半岛或更远地区的各条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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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推测，海南和闽越及东瓯的许多地带也参与到了这些航线之中。同时，在今天中国的某些地方，当时服务于商贸的造船业似乎十分繁荣。航海方面的知识也取得了进步。而且，受到环境的决定作用，无论是汉朝还是其他国家，可能都在自身驾驭海洋的努力之中启发和促进了对方。汉朝在此过程中进步迅速，《汉书·艺文志》收录了各种书籍的目录，从这些书目中可知，皇家图书馆保存了多种显然与海洋和天文问题相关的著作。也许其中就已包含借助星辰来为航海提供简单指示的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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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文献同样表明，在和东南亚海域以及印度洋的某些相邻地带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当时的中国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相应的一些地名足以说明这点。因此，让我们在下一段落中先把视线转移到我们猜想中的东南亚的发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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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 [:1707308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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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 第二节 东南亚：未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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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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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天为止，这一地区早期的垦殖历史都未能完全澄清。但我们知道，大约从公元前4—5千纪开始，就出现了许多将此地作为目的地的迁徙运动，且程度不断增强。这些迁徙活动的出发点往往位于今天的华南地区。迁徙至此的人群分散到了马来群岛的许多岛屿上，直至马鲁古群岛，甚至还往东到达了更远的地方，深入太平洋世界。在公元前的第2千纪，随后而至的是南亚语系和南岛语系各族，他们显然带着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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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迁徙浪潮中，有些人群还到了台湾岛，后来又从这里到了菲律宾群岛。其他人则更喜爱位于大陆区域或者马来世界西部的地带。如此，一种“跳岛战术”（Inselspringen）就开始了，因为许多族群在最终定居下来之前，总是从一个岛屿迁徙至另一个岛屿。然而，关于各种运输技术,无论是海洋上的还是陆地上的，都没有什么确切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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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有船纹的青铜鼓。在华南地区和越南北部，人们发现了许多带有几何装饰图案和表现船只与战士场景的类似物品。这些被归入东山文化的文物往往可追溯至公元前的最后几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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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个特点值得注意：根据语言上的指示特征，基本已经证实，那个时期已有人从今天印度尼西亚所在区域出发，到马达加斯加进行垦殖。这就表明，当时的人们已拥有良好的航海知识、与之相适应的船只、先进的组织形式。然而，大多数的细节又不为我们所知。在这段远古时期，辽阔的印度洋究竟是如何被人征服的，已经不再能够完全说得清楚了。我们无法知道当时的人们究竟是勇敢地横渡公海、穿过马尔代夫群岛和查戈斯群岛所在纬度，还是沿亚洲海岸线航行、最终从东非渡海至马达加斯加西侧和北侧。同样，在时间断代上也存在不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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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本身出土的陶器和金属物件证明了各种新文化形式的逐渐兴起，特别是在公元前的第2千纪，可以证实，主要是今天的泰国和越南在这一时期同时受到了来自北部（商周时代的中国）的多重影响。各种青铜器说明这些影响是存在的。不过，对这方面的传播机制，我们只能猜测。至于定期交流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无论是海上交流、沿海定居点之间的交流、从岛屿到岛屿的交流，还是远距离交流，我们很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们能够推断出的只是当时存在频繁的人类海洋活动，文化和商业产品的交换和传递就发生在这些活动的框架之下。但我们显然不能认为，在这段远古时期当中就已经存在贸易周期甚或交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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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文化出土鼓上所表现的带有战士的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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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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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在公元前第1千纪的最后几百年之中，也即能够证明受到印度影响的时代之前，东南亚就已经零星地建立起了许多政权。定居点大多建于河口，维护着自己与各自腹地以及其他沿海地点之间的密切关系。这幅景象有时与国家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这些国家使用仪式性的权力和象征来控制其臣民。重点在于君主。他会通过臣属统治周边地区。这些臣属环绕在君主政府驻地四周，因为君主政府驻地是圆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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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想法非常牵强，也一直不精确，而且可能更适用于后来的时代，尤其是受印度影响的时代，而非远古时期。此类观点所描述的组织形式，也极富特色地被比作曼荼罗（mandala）②。但有些历史学家会张冠李戴，把原本适用于后世的内容和更早的时代联系在一起，从而强化东南亚本身的“认同感”。此地究竟从何时开始构建起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航海在这方面又起了什么作用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切问题的答案大概都只能众说纷纭，无法定论。但无可争议的是，在这方面，中国要远远领先于东南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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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论证的逻辑链条如下：肥沃的土地和丰饶的农业为东南亚港口和沿海聚居区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些定居点的维系，依赖通过河流而从腹地运来的热带产物。因为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能自给自足，而有些地方的原材料又过剩，由此很快就出现了规律性的海上交流。根据这个逻辑，代代口耳相传的航海知识得以快速发展，新船型出现并得到广泛运用。没错，甚至还有人猜测，在今天的亚丁附近，或在远离马来世界的地区，当时就已存在马来商人。但是否真的可以给海上游牧民族（Seenomandentum，这个概念也已经进入了学术范畴）赋予这么重大的意义，依旧是一个主观相信与否的问题，有些人也许更倾向于持否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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