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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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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在公元前第1千纪的最后几百年之中，也即能够证明受到印度影响的时代之前，东南亚就已经零星地建立起了许多政权。定居点大多建于河口，维护着自己与各自腹地以及其他沿海地点之间的密切关系。这幅景象有时与国家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这些国家使用仪式性的权力和象征来控制其臣民。重点在于君主。他会通过臣属统治周边地区。这些臣属环绕在君主政府驻地四周，因为君主政府驻地是圆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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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想法非常牵强，也一直不精确，而且可能更适用于后来的时代，尤其是受印度影响的时代，而非远古时期。此类观点所描述的组织形式，也极富特色地被比作曼荼罗（mandala）②。但有些历史学家会张冠李戴，把原本适用于后世的内容和更早的时代联系在一起，从而强化东南亚本身的“认同感”。此地究竟从何时开始构建起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航海在这方面又起了什么作用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切问题的答案大概都只能众说纷纭，无法定论。但无可争议的是，在这方面，中国要远远领先于东南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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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论证的逻辑链条如下：肥沃的土地和丰饶的农业为东南亚港口和沿海聚居区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些定居点的维系，依赖通过河流而从腹地运来的热带产物。因为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能自给自足，而有些地方的原材料又过剩，由此很快就出现了规律性的海上交流。根据这个逻辑，代代口耳相传的航海知识得以快速发展，新船型出现并得到广泛运用。没错，甚至还有人猜测，在今天的亚丁附近，或在远离马来世界的地区，当时就已存在马来商人。但是否真的可以给海上游牧民族（Seenomandentum，这个概念也已经进入了学术范畴）赋予这么重大的意义，依旧是一个主观相信与否的问题，有些人也许更倾向于持否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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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料经常使用的表达方式“昆仑人”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困难。它一般是指肤色较深的航海者，与之存在联系并一起出现的地名被归为东南亚，但却没有进一步的界定。因此，昆仑一名背后究竟是哪些民族，存在争议。它很可能只是一个一般性名称，泛指有时从南方来中国或者中国人在远航时碰到的陌生人，无论相遇的地点是在马来世界还是在东南亚大陆沿海地区。这些人来自台湾和菲律宾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在外。无论如何，关于昆仑人的记载意义深远，说明中国学者很早就对海洋世界感兴趣，也证明中国及古代南越地区和东南亚之间有过一定程度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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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 第三节 南亚：被低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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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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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次大陆周围海域的早期历史让我们回到公元前的第3千纪。随着哈拉帕（Harappa）文化在下印度河谷的兴起，我们可以证明它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各古老帝国有接触。这些联系也许说明，当时存在偶然或规律性的穿过波斯湾的航海行为。确实，人们也经常猜测阿曼的一些地方和迪尔穆恩（Dilmun，即巴林）等地可能发挥过中间站的作用。有些科学家甚至认为，相应的贸易活动与哈拉帕地区许多城镇中心的产生存在相关性，他们眼中的范围不仅仅包括今天古吉拉特邦沿海的许多地方，还有以西的莫克兰沿海各地。但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些观点。比如，有人就曾猜测哈拉帕文化首先是依靠内部交流而生存的，而非凭借外贸。随着哈拉帕地区的逐渐衰落（始于公元前1750年），这些区域的海上活动可能也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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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帕文化掌握了青铜加工技术，而且在建筑上表现出惊人的丰富性。显然，它还拥有大规模的农业体系和繁荣的畜牧经济，然而却无法承受从北方往印度推进的新族群。不久以后，这些后来者就在印度河谷的大部和其他地区建立了殖民点，但起初与海洋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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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500年前后，当哈拉帕文化接近尾声时，吠陀梵文的典籍隐约指出，沿海各地带和各海洋已经为人所熟知。可是，总体来看，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海上贸易网络的存在，也无法说明有出于经济目的，系统性地利用沿海水域的现象。这种现象主要存在于次大陆北方的海滨。直到孔雀王朝时期（公元前322—前185年），证明那些地区海上交流繁荣的新线索才再次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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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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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印度南部，尤其是今天的泰米尔纳德（Tamil-Nadu）地区的多处巨石垒成的坟场在时间上应该更早出现。其中有些墓地的历史可被追溯到公元前500年开始的各时期，那里出土的物件和在斯里兰卡西北部的贾夫纳（Jaffna）半岛以及斯里兰卡本岛西侧沿岸被整理出来的物品类似。这些发掘物大多数是陶器，陶器内部呈黑色，外部呈红棕色至红色。同时，人们在斯里兰卡还发现了玛瑙珠，因为玛瑙并非当地产物，这些相关物品一定是海运到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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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必定存在跨越保克海峡的交流，所以印度东南沿海地带的人也有一定程度的航海定位知识。还有说法称，早在当时，这里和印度东北地区之间就已存在海上航线，但南北之间的大多数交流更可能通过陆地进行。特别是在南印度内部就有完备的内陆道路，另外有多条路线把整片地区与马拉巴尔海岸各地以及更靠北的各个中心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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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周边：公元前最后几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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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雀王朝君主阿育王的统治下，存在海上航线和港口的证据变得越来越多。古吉拉特邦东部的巴鲁奇（又作Bharuch、Broach等）靠近今天的巴罗达（Baroda），是维持外部贸易通道的重要地点之一。同样位于印度西侧，但位置更靠近南方的索帕拉（Sopara）也是商贸航线上的重地。东岸繁荣起来的地方有阿马拉瓦蒂（Amaravati）等。此外，有文本指出，那里有通往素万那普（Suvarnabhumi），也就是可通东南亚的航线。而且还有资料提到，那个时期有某些个人为了去陌生国度做生意，进行了漫长的旅行。莫克兰沿岸地区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在后来的时期里，这片区域在航海上再度变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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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许多的线索，无论是考古鉴定，还是文献记载，人们往往推导出一个结论，认为在公元前的最后几百年里南亚次大陆周边就已存在远及西亚的贸易网络。比如，从印度的视角看属于外部文献的名著《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Periplus Maris Erythraei）③，就提到过巴鲁奇（书中作Barygaza）等地，从而证明了跨阿拉伯海的海上交流的存在。通过分析不同陶器种类、钱币等物品的分布，包括聚居地的形式，人们为商贸活动的存在找到了额外的证据。但这些活动的面貌究竟如何，相应的网络又实现了什么功能呢？比如在巴鲁奇，多条陆路和海路最后明显殊途同归。但这个地方的获利，究竟更多是来自陆地交通，还是沿海贸易或其“跨国”海上航线，现在并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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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人，可以确定的是，各种文本虽然区分了不同的职业，比如商队的领路和财务管理，甚至连执行航海任务或至少对此负责的人都有特定的称呼，但文字当中很少能够透露用于相应行动的资金到底来自何处。有些情况下，商人们似乎得到了当地君主的倡议和支持，而有时他们可能只是“普通的”商贩，是民间个体或者群体。碑铭资料表明，大概在更晚一些的时代，主要在印度南部，很快就出现了互相竞争的商会。因此，单个的群体和个体可能曾在多地活动，或者还经营过从北到南的跨区域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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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地区与地区之间，港口与港口之间很可能都不尽相同。根据所谓的森格姆文学（sangam-Literatur）④，我们可以猜测，在公元前的最后几百年，南印度的“政治景观”还相当支离破碎，而且大多数诸侯都将自己的合法性追溯到与宗族的关系。在这些沿海地带，相应地，贸易世界可能也不统一。可以猜想，南亚次大陆的两侧都存在某些通过海洋而互相沟通的地点或地区，但同样也有尚未参与其中的整片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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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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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整体局势（Konstellation）之中，佛教是一个日益重要的元素。它起源于印度北部，逐渐向印度中部和南部扩张，一直到沿海地区。从公元前250年开始，佛教在斯里兰卡也成了本土宗教。马纳尔湾在此过程中构成了佛教的海上纽带。有论据称，零星的朝圣者甚至在公元前可能就已经抵达了东南亚，据猜测他们是乘坐印度的船，但我们显然没法知道这些船只的面貌。因此，后来才开始的东南亚“印度化”历史（我们将在下一章里更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也许经历了一个由宗教和商贸因素所构成的“前期阶段”（Vor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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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亚洲，除了佛教之外，我们并不知道还有其他复杂的宗教体系经历过通过海洋而向外传播的现象。因此，佛教实属特殊。它丰富了经孟加拉湾而存在的交流关系，丰富了其维度，为其加入了宗教元素，而且也推动印度南部逐渐从过去的晦暗之中浮出水面。此外，在一定程度上，未来南亚与东南亚之间的共性也已在此发出了先声，而在之前的历史中，这些共同点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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