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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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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印度南部，尤其是今天的泰米尔纳德（Tamil-Nadu）地区的多处巨石垒成的坟场在时间上应该更早出现。其中有些墓地的历史可被追溯到公元前500年开始的各时期，那里出土的物件和在斯里兰卡西北部的贾夫纳（Jaffna）半岛以及斯里兰卡本岛西侧沿岸被整理出来的物品类似。这些发掘物大多数是陶器，陶器内部呈黑色，外部呈红棕色至红色。同时，人们在斯里兰卡还发现了玛瑙珠，因为玛瑙并非当地产物，这些相关物品一定是海运到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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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必定存在跨越保克海峡的交流，所以印度东南沿海地带的人也有一定程度的航海定位知识。还有说法称，早在当时，这里和印度东北地区之间就已存在海上航线，但南北之间的大多数交流更可能通过陆地进行。特别是在南印度内部就有完备的内陆道路，另外有多条路线把整片地区与马拉巴尔海岸各地以及更靠北的各个中心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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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周边：公元前最后几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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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雀王朝君主阿育王的统治下，存在海上航线和港口的证据变得越来越多。古吉拉特邦东部的巴鲁奇（又作Bharuch、Broach等）靠近今天的巴罗达（Baroda），是维持外部贸易通道的重要地点之一。同样位于印度西侧，但位置更靠近南方的索帕拉（Sopara）也是商贸航线上的重地。东岸繁荣起来的地方有阿马拉瓦蒂（Amaravati）等。此外，有文本指出，那里有通往素万那普（Suvarnabhumi），也就是可通东南亚的航线。而且还有资料提到，那个时期有某些个人为了去陌生国度做生意，进行了漫长的旅行。莫克兰沿岸地区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在后来的时期里，这片区域在航海上再度变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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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许多的线索，无论是考古鉴定，还是文献记载，人们往往推导出一个结论，认为在公元前的最后几百年里南亚次大陆周边就已存在远及西亚的贸易网络。比如，从印度的视角看属于外部文献的名著《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Periplus Maris Erythraei）③，就提到过巴鲁奇（书中作Barygaza）等地，从而证明了跨阿拉伯海的海上交流的存在。通过分析不同陶器种类、钱币等物品的分布，包括聚居地的形式，人们为商贸活动的存在找到了额外的证据。但这些活动的面貌究竟如何，相应的网络又实现了什么功能呢？比如在巴鲁奇，多条陆路和海路最后明显殊途同归。但这个地方的获利，究竟更多是来自陆地交通，还是沿海贸易或其“跨国”海上航线，现在并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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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人，可以确定的是，各种文本虽然区分了不同的职业，比如商队的领路和财务管理，甚至连执行航海任务或至少对此负责的人都有特定的称呼，但文字当中很少能够透露用于相应行动的资金到底来自何处。有些情况下，商人们似乎得到了当地君主的倡议和支持，而有时他们可能只是“普通的”商贩，是民间个体或者群体。碑铭资料表明，大概在更晚一些的时代，主要在印度南部，很快就出现了互相竞争的商会。因此，单个的群体和个体可能曾在多地活动，或者还经营过从北到南的跨区域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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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地区与地区之间，港口与港口之间很可能都不尽相同。根据所谓的森格姆文学（sangam-Literatur）④，我们可以猜测，在公元前的最后几百年，南印度的“政治景观”还相当支离破碎，而且大多数诸侯都将自己的合法性追溯到与宗族的关系。在这些沿海地带，相应地，贸易世界可能也不统一。可以猜想，南亚次大陆的两侧都存在某些通过海洋而互相沟通的地点或地区，但同样也有尚未参与其中的整片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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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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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整体局势（Konstellation）之中，佛教是一个日益重要的元素。它起源于印度北部，逐渐向印度中部和南部扩张，一直到沿海地区。从公元前250年开始，佛教在斯里兰卡也成了本土宗教。马纳尔湾在此过程中构成了佛教的海上纽带。有论据称，零星的朝圣者甚至在公元前可能就已经抵达了东南亚，据猜测他们是乘坐印度的船，但我们显然没法知道这些船只的面貌。因此，后来才开始的东南亚“印度化”历史（我们将在下一章里更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也许经历了一个由宗教和商贸因素所构成的“前期阶段”（Vor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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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亚洲，除了佛教之外，我们并不知道还有其他复杂的宗教体系经历过通过海洋而向外传播的现象。因此，佛教实属特殊。它丰富了经孟加拉湾而存在的交流关系，丰富了其维度，为其加入了宗教元素，而且也推动印度南部逐渐从过去的晦暗之中浮出水面。此外，在一定程度上，未来南亚与东南亚之间的共性也已在此发出了先声，而在之前的历史中，这些共同点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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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 [:1707308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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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 第四节 西亚海岸与东非：看似熟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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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波斯人与希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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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为何没有经阿拉伯海向波斯湾方向传播？这是众多未解之谜中的一个。要在此详尽地讨论这个问题，似乎是不可能的。也许在阿拉伯地区，佛教本可赖以立足的那些文化本身过于强大，或基本无法接受宗教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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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让我们观察印度洋的西部边缘，包括海湾地区和红海。众所周知，古埃及的内河航运非常繁荣，而且尼罗河三角洲极其富饶的地区有许多港口，它们与地中海的其他地方存在着联系。与之类似，红海边的一些聚居区也维持着广泛的贸易关系。毕竟当时的人们努力要把地中海和红海连接起来。然而在当时，还不能说跨越红海的古代航线与经过海湾的海运线路已经相互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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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第1千纪，两河流域和腓尼基人（在地中海）开始变得重要。尔后希腊文化兴起，这种文化又反过来开始影响黎凡特以东的世界。随着亚述帝国被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所灭，且后者的势力超出波斯湾和希腊，越来越多的希腊人（其中许多是商人）直接与“东方”世界建立了联系。埃及、波斯湾，甚至印度都留下了希腊存在的痕迹。此外，东非的阿克苏姆（Aksum）地区，尤其是厄立特里亚沿海的港口阿杜利斯（Adulis），更是希腊商贩定期造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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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希腊人已经控制了上述一些地区的贸易，显然是不合适的。比如，在波斯湾附近的挖掘工作表明，无论波斯人统治的面貌如何，在这种压倒性的统治下，从西端的法拉卡岛（Failaka，希腊称“伊卡洛斯”，阿拉伯河以南）直到今天的阿曼地区，都存在多个相当独立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希腊元素在这些地方只占次要地位。另外，无论如何，各种文献都记载了波斯人领导下的海上活动。希罗多德（Herodot）就提醒人们，大流士（Darius）⑤就曾往印度进发，利用的是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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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游船。这类交通工具经常用纸莎草的茎来制造，大多数情况下只用于内河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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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亚历山大大帝治下，东方某些地区受到希腊影响的线索再次增多。随后的塞琉古帝国时期也呈现出类似的景象，塞琉古人接手了古老的亚历山大帝国的一部分，特别是西部，而巴克特里亚（Baktrien）和犍陀罗则在帝国东部继承了亚历山大的遗产。一般认为，这些时期海湾地区的海上交流—大致经过法拉卡岛、格尔哈（Gerrha）⑥或巴林（希腊语称提洛斯［Tylos］）—以及部分远及印度的海上联系，都继续深受希腊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几乎没有商人从东方反向地对西方“产生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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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请让我们回忆：哈拉帕文化就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和两河流域存在交流。此外，那时的印度和海湾地区的一些港口之间就有联系，而且这里的联系并不一定总是由“西方”的商业伙伴发起。即使在希腊时代，也有关于印度及来自其他地方的航海者的线索，他们常常向西航行。在斯特拉波（Strabo）⑦的著作中就存在与此相符的一处，可能指公元前120年前后：斯特拉波记载了一个在红海边偶然被人发现的印度人。其他地方也提到了从印度河地区抵达某些岛屿的旅客，他们也许是去往瓜达富伊角附近的索科特拉岛。另外，在这个时期之前很久，希腊人就已经知道了“印度珍珠”和胡椒。也许是印度船把这些货物带到了阿拉伯半岛周围的集散地，使这些货物得以从此继续前行，抵达东南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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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欧洲读者依然更熟悉公元前4世纪的尼阿库斯（Nearchs）远征或安德罗斯忒涅斯（Androsthenes）、阿奇亚斯（Archias）和赫戎（Hieron）的壮举（赫戎活动于阿拉伯东海岸），因为这些人都曾为亚历山大服役。塞琉古帝国和孔雀王朝之间的交流也已经为人熟知。唯一还有待阐明的是这些联系发生的形式及其对波斯湾的控制所达到的程度。相反，无可争议的是，印度的不同地区吸收了希腊文化元素，有时甚至从中发展出了新风格。但我们不知道这里的“文化使者”究竟是谁，以及海洋在何种程度上充当了“文化高速公路”。许多事实也让人联想到中国，不久以后，今华南沿海地区与强大的汉朝中央朝廷之间开始了交流。正如我们所见，我们在这里同样也只有碎片化的知识，整体图像仍然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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