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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第1千纪，两河流域和腓尼基人（在地中海）开始变得重要。尔后希腊文化兴起，这种文化又反过来开始影响黎凡特以东的世界。随着亚述帝国被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所灭，且后者的势力超出波斯湾和希腊，越来越多的希腊人（其中许多是商人）直接与“东方”世界建立了联系。埃及、波斯湾，甚至印度都留下了希腊存在的痕迹。此外，东非的阿克苏姆（Aksum）地区，尤其是厄立特里亚沿海的港口阿杜利斯（Adulis），更是希腊商贩定期造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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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希腊人已经控制了上述一些地区的贸易，显然是不合适的。比如，在波斯湾附近的挖掘工作表明，无论波斯人统治的面貌如何，在这种压倒性的统治下，从西端的法拉卡岛（Failaka，希腊称“伊卡洛斯”，阿拉伯河以南）直到今天的阿曼地区，都存在多个相当独立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希腊元素在这些地方只占次要地位。另外，无论如何，各种文献都记载了波斯人领导下的海上活动。希罗多德（Herodot）就提醒人们，大流士（Darius）⑤就曾往印度进发，利用的是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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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游船。这类交通工具经常用纸莎草的茎来制造，大多数情况下只用于内河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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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亚历山大大帝治下，东方某些地区受到希腊影响的线索再次增多。随后的塞琉古帝国时期也呈现出类似的景象，塞琉古人接手了古老的亚历山大帝国的一部分，特别是西部，而巴克特里亚（Baktrien）和犍陀罗则在帝国东部继承了亚历山大的遗产。一般认为，这些时期海湾地区的海上交流—大致经过法拉卡岛、格尔哈（Gerrha）⑥或巴林（希腊语称提洛斯［Tylos］）—以及部分远及印度的海上联系，都继续深受希腊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几乎没有商人从东方反向地对西方“产生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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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请让我们回忆：哈拉帕文化就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和两河流域存在交流。此外，那时的印度和海湾地区的一些港口之间就有联系，而且这里的联系并不一定总是由“西方”的商业伙伴发起。即使在希腊时代，也有关于印度及来自其他地方的航海者的线索，他们常常向西航行。在斯特拉波（Strabo）⑦的著作中就存在与此相符的一处，可能指公元前120年前后：斯特拉波记载了一个在红海边偶然被人发现的印度人。其他地方也提到了从印度河地区抵达某些岛屿的旅客，他们也许是去往瓜达富伊角附近的索科特拉岛。另外，在这个时期之前很久，希腊人就已经知道了“印度珍珠”和胡椒。也许是印度船把这些货物带到了阿拉伯半岛周围的集散地，使这些货物得以从此继续前行，抵达东南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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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欧洲读者依然更熟悉公元前4世纪的尼阿库斯（Nearchs）远征或安德罗斯忒涅斯（Androsthenes）、阿奇亚斯（Archias）和赫戎（Hieron）的壮举（赫戎活动于阿拉伯东海岸），因为这些人都曾为亚历山大服役。塞琉古帝国和孔雀王朝之间的交流也已经为人熟知。唯一还有待阐明的是这些联系发生的形式及其对波斯湾的控制所达到的程度。相反，无可争议的是，印度的不同地区吸收了希腊文化元素，有时甚至从中发展出了新风格。但我们不知道这里的“文化使者”究竟是谁，以及海洋在何种程度上充当了“文化高速公路”。许多事实也让人联想到中国，不久以后，今华南沿海地区与强大的汉朝中央朝廷之间开始了交流。正如我们所见，我们在这里同样也只有碎片化的知识，整体图像仍然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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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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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世纪，中国正值汉武帝统治时期，安息接管了塞琉古帝国的多片区域：两河流域和今天伊朗的西南部。类似地，孔雀王朝也已经被取而代之。局势似乎经历了一次洗牌，但今天巴士拉附近的古代贸易地区，即所谓的查拉西尼（Charakene）⑧及其商业中心阿波罗格斯（Apologos）、斯巴希诺·夏拉克斯（Spasinou Charax）等地对遍及印度至黎凡特这一广阔地带的商贸活动而言依然是核心区。有趣的是：和古老的巴鲁奇一样，查拉西尼也通过不同的陆路与腹地相连。对海上或陆上的旅客以及船只和商队而言，两者都是枢纽，都曾存在过专精于某个行业或某条线路的群体。就查拉西尼而言，巴尔米拉人（Palmyrene）⑨主导着通往叙利亚的道路，同时他们也作为安息人和罗马人（让我们在时间上再略往前移）之间的媒介而出现。而在印度，我们所遇见的主要是专门从事某一行业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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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必须提到的还有萨珊王朝的波斯人，从公元3世纪起，他们逐渐接过了巴尔米拉人的角色，稍后还开始控制波斯湾。但这已是下一章的内容，所以我们还是继续讨论罗马人。罗马人很早就已经扩张到了地中海几乎所有部分，而且在公元前30年前后还占领了埃及，随后几年内，他们优先发展了红海北部埃及各港口的贸易。我们会想到米奥斯·霍尔莫斯港（Myos Hormos）和贝勒尼基（Berenike），因为从这里出发，有更多的罗马货物和铸币抵达了印度洋周围的不同地方。罗马人的统治逐渐扩张到阿拉伯行省，这自然而然地促进了上述这种发展。由此，罗马在一定程度上效仿希腊的先驱，把手伸向了东方，此时，中国也正在开始向西展望。这大致是中国第一次通过海洋向印度发起交流的时代，同样也是上文引用过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和老普林尼笔下描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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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罗马世界视域中的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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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和老普林尼都指出了去印度的海路：从红海出发，经过阿拉伯半岛沿岸的不同站点，直到印度河河口。书中不仅提到了位于印度西南部的穆泽里斯（Muziris），而且已经涉及某些特定的商品：比如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哈德拉毛地区，经海陆两线运至北方的乳香。另一份来自公元2世纪的文件佐证了这种景象，此外还提到象牙和布匹，作为贸易港口而出现的，有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和上文说过的穆泽里斯。其他资料来源往往是碑铭，它们刻画了往来于红海和印度之间的各色商人。时而是希腊人，时而是印度人，甚至连罗马的商船都有所提及。文献记载的有希腊－罗马影响在印度留下的诸多痕迹，反过来也有印度商人在红海范围内的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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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语境下，在印度发现的希腊－罗马物品，格外引人注目，并且一再引起讨论。这些文物包括大量希腊双耳陶罐，它们主要出土于古吉拉特邦，科罗曼德尔海岸上的阿里卡梅杜（Arikamedu）等地也有发现。经常提到的还有刻画经典母题的青铜器、玻璃珠和铸币。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一些物品是印度模仿进口的样本而自行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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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甚至还记载了距欧洲和西亚遥远的科罗曼德尔海岸。据此可知，绕过科摩林角的航线早就为人所知。这条可能存在的直接航线从也门地区出发，经拉克代夫和马尔代夫群岛，抵达印度南部。不过，人们知道该航线，并不一定意味着有人使用过。航海者更多还是遵循古代传统，沿着西亚海岸摸索前进，然后沿古吉拉特邦而下，驶向马拉巴尔海岸。他们熟知变换的风向和洋流状况，又沿着同一条路返回。但许多事物仍旧只是猜测，因为关于这些上古时代，印度方面并没有可以与《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或普林尼的记载相提并论的详尽记录。至于我们是否可以从中推论，认为希腊－罗马世界对印度的认识要多于印度对希腊－罗马世界的认识，自然也只能是一个无法有定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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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 第五节 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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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古老的时代，当最早的文献尚未产生之时，亚非海洋空间必定还不具备让东西方之间普遍交流的功能。曾经，海上交流仅局限于某些区域，其发生也不规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出现一些标志，它们表明各海岸带相互建立联系的现象日趋频繁。固定的海上航线便从这里发展起来，最终走进相关文献。无论是在远东，还是在亚洲海域的西端，人们很快就懂得了各海域的季风和洋流状况。这使人得以逾越遥远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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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晚至希腊－罗马时期，阿拉伯海、海湾地区和红海的许多沿海地带开始趋近。同时，东南亚部分地区和东亚的航海也发展起来。早在秦汉时期，中国人就投入了巨大的船队，而东海和南海之间频繁的商贸联系也早已众所周知。只有孟加拉湾的发展稍微有些滞后。较晚的时候，才有标志表明这片海域日益被纳入印度洋的大框架之下。不过，公元前的文献，终究还没有关于坐船走完往来远东和埃及全程的旅客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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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强大的陆上势力推动了沿岸和海上商贸，比如从埃及到印度西南部的各帝国,又比如东方强大的汉朝。在这两极之间，当然还有往来十分繁忙的横跨中亚的陆路。但在公元前的几千年里，我们还不能观察到文献常常猜想的陆路和海路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时陆路重要，有时海路占先，而特别是孟加拉湾，当时在很大程度上仍属未知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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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么早的时代，无论是在东亚还是埃及与印度之间的海域，要区分沿海贸易和远洋贸易，无疑是困难的。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时的贸易已经有了不同的组织形式。不仅有单人交易，还有互相制定协议和计划长期航行的商团，他们不但要考虑风况，还必须顾及在目的地和中转站居留的相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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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贸易当中流通的主要是昂贵商品。有时，国家机构也会从中获利，特别是在波斯湾和红海周边地区。而在远东，我们听说过来自遥远南方地区的朝贡。此外，在很多情况下，贸易已经和铸币支付手段的可用性挂钩了。其前提是汇率，意味着存在着简单的借贷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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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不能确定那时是否已经存在只依赖海上贸易和沿岸贸易生存的地方。如果有，则最可能是考古上可以证明的海湾地区的一些聚居点。但一般而言，港口的生存之道在于同时还与腹地相连。番禺就是一例。由于基本的食物和大宗商品很可能无法通过海洋运输，港口必须能够获得来自腹地的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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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许多文化产品也凭借航海得以四处传播。技术和航海方面的知识也会从一个地方扩散到另一个地方。但这类传播行为的起点仍然不为人知。比如我们就不知道，面对汉帝国，今天福建和广东的独立沿海文化在新船舶类型的发展和改进方面扮演了什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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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征服的野心推动了技术的进步。无论如何，中国的几个数字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有些夸张，也证明了远东地区强大的建造能力，这是以相应充足的后勤保障为前提的。而南亚和东南亚并没有迹象表明存在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