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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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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已经提前论述过佛教逐渐“扩张”到东南亚的历史。在此期间，它也经由陆路，途经位于今天中国新疆的那些绿洲国家，流传到了中国北方。佛教在汉代晚期就有明确的记载。在曹魏和后继朝代的统治下，传播速度变得更快。从那时起，佛经被大量译成汉文，神龛与寺庙兴起，后来甚至还出现了新学派。文学和宫廷世界也受到了这种异文化的影响。今天的华北地区到处可见宗教艺术，以雕塑为主。由于数量巨大，加之有许多保存完好的年代日期，人们可以出奇精准地根据地区、年代和风格对它们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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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这也适用于朝鲜半岛上的政权，它们在稍晚时候从中国接受了佛教。在这里，无论是陆路，还是常用的海路，都被用作了宗教传播的工具。由此，一种重要的宗教第一次通过船只在远东大范围传播。站在这条漫长的传教链条末端的当然是日本，它既通过朝鲜，又直接从中国那里吸收了佛教的观念和相应的艺术灵感。穿过“东海”，外交沟通、商贸接触与宗教联系携手共进，往往伴随着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形成，这也许和我们将在印度－东南亚观察到的那种交流不无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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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 第二节 “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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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黄支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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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在“南海”中遨游的时代。汉代史书不仅记载了对今天福建省和广东省所在地区及越南北部的占领，还讲述了一个名为黄支的遥远国度和通向那里的航线。与此相关的研究汗牛充栋，因为原始文本中的说明就存在分歧，尤其是许多地名都有不同的含义。但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黄支位于今天的印度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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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这个独特国家的航线，并非像人们可能认为的那样，从南部的古代大都市番禺出发，而是起于北部湾地区，在海南岛附近的徐闻或合浦。其他的证据也说明，这些地方和日南郡以及交趾（越南北部）沿岸的港湾和锚地共同暂时构成了中国的南大门。其理由很充分：经过徐闻与合浦的陆上交通直接通向北方，这在当时显然是常用的贸易命脉，因此可能比从番禺到内陆的路线更加重要。很久以后，番禺（近广州）才承担了环北部湾的港口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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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内容，我们可以推论，当时，南方的海南和位于它东北方且居民稀少的福建地区之间存在海上联系，但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其沿岸地区并没有长期被汉朝控制。但在下这个结论时，我们仍然需要谨慎：第一，沿海贸易不容低估；第二，正如前一章所述，不属于汉朝的一些群体，掌握了良好的后勤保障技术和丰富的经验，这些条件对于维持整个空间沿线（从古代的东瓯到南越地区）的定期交流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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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猜测，即漫长的沿海道路可能曾与去往黄支的“国际”航线连为一体，这和我们的观察很接近。黄支航线在离开北部湾之后，往南经过许多站点，直至抵达一个叫作谌离的国家。旅者从那里开始步行至夫甘都卢国，然后渡过一片描述不详的海域，最后抵达终点黄支。短短的陆上通道隔断了海路，持续约十多天。从中可以推断，航海者为了节省时间，或因为对穿过半岛南端廖内地区的道路还不够熟悉，或以其危险，所以从某个合适的起点（可能就是夫甘都卢国所在之处）由东向西横穿了马来半岛。如果这些想法属实，则这条旅程的最后一部分几乎不可能是搭乘中国的船完成的，也许是印度等地的船。因为在这段时间，还不存在关于中国人在印度洋航行的确凿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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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引用的文本，黄支也产玻璃、珍珠和宝石，这些昂贵的产品很可能也是印度南部的产物，但不能排除出自其他地方。这些商品在中国及其他任何地方都被认为是珍贵物品，因而在遣使朝贡的体系中常有记录。在讨论与越南沿岸的关系时，我们也提到过这些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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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末期和后继各代的文献也提到过约位于黄支航道沿线的东南亚其他地区，包括林邑、扶南、典逊（顿逊）以及一些人们猜测其位置在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的地区。林邑指的是今天越南沿岸占族人的地区，但有时仅指其首都。其北与中国统治的交趾交界。林邑与周边的邻国多有不和，不久之后就开始吸收外来文化元素。扶南的疆域包括越南南部的一部分和柬埔寨，今天一般被看作当地“强国”之一。而典逊很可能覆盖了马来半岛的北部，是扶南的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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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和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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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关于东南亚的知识逐渐扩展，这最终与东亚自身的发展有关：汉朝之后，曹魏统治中国北方，而东吴（222—280年）割据东南，它不仅成功地抵御了曹魏的大多数攻击，而且还在海岸附近建立起了多座城市中心，并开放海洋贸易。此外，东吴还多次向北方派出船队，以求与当时控制辽东的公孙家族的追随者一同对付曹魏。甚至高句丽都被纳入这一构想之中。另外，文献还记载，东吴有过与东方（也许是指台湾或琉球群岛）的交流，而且拥有一支三万之众的强大海军，并以此征服了海南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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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海岸，尤其是遥远南方的海岸，与中国统治中心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密，其密切程度至少远非秦汉时期可比。东吴的船只在整条海岸线上往来，从长江入海口到海南岛，从海南岛再到东南亚。因此，在公元前统治过今天浙江、福建地区某些部分的独立小王国之后，东吴是第一个真正表现出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具有面向海洋姿态的中国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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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在今天，那个时期产生的关于东南亚国家的许多中文文献都已经不存在了。但通过保留在类书中的零星片段，我们依然可以知道，东吴的地理学家们关于海洋世界的知识非常广博。其中两位伟大的旅行家必须一提：康泰和朱应。他们在公元3世纪航海，留下了我们通过后世文本才了解到的重要记录。他们的记录当中一共出现了近四十个地名。总而言之，这些地名让我们知道，在那时，马来世界的西半边和环孟加拉湾及安达曼海的许多国家和地方已经算已知之地（terra cognita）了。我们也许可以猜测，东吴的船已经多次驶过马来半岛南端；人们也不再依赖于跨过地峡的陆上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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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东吴成功地在“航海技术”上把沿西航路的不同部分融为一体。这也许暗示了它在那条航线上的某种统治地位，但也许又并非如此。之所以会涉及这么远，自然还和中国北部的发展有关：曹魏与之前的汉帝国一样，连接着亚洲大陆内部的商路，可以连通安息、两河流域和小亚细亚。而位于南方的东吴几乎不能从中获利；因此为了通过海路而获取其他国家的财富，东吴推动了海上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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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80年接管东吴地盘的晋朝统治之下，这一情况应该也没有变化。晋朝虽然同时统治中国南北方三四十年，但在320年前后被迫南渡，之后便只能控制南方。由此，直接使用陆上商路的机会仍然不存在。此外，北方政权更替频繁，使商路本身也变得极不安全，反而使海上航线更显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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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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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亚大陆上，扶南在当时似乎已经崛起为最强大的国家，同时控制了马来半岛东侧的许多地方。因此，对于要通过泰国湾的贸易而言，扶南构成了一个无法绕过的中转站。至少，曾经记载过扶南朝贡使团的中国文献指出了扶南的枢纽地位。此外，这个国家的音乐也深得人心。大约在3世纪，东吴甚至还建立了一个专门机构来维护相应的歌曲，这也许暗示，南方很早就被视为富有异域情调的地方了。不久以后，我们在许多著作当中都可以清晰地辨认出对异域风情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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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南的崛起显然不仅仅要归功于贸易，同时也得益于其优良的农业基础。在湄公河三角洲及以西地区，人们发现了大面积灌溉系统的遗迹，通过其设施和成功的经营方式，可知当时存在着先进的组织形式。在今越南和柬埔寨交界处的海岸喔㕭（Oc-eo）发现的丰富文物也来自这些遗迹，其中不仅出现了有不同来源的物品，甚至还有罗马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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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林邑等地一样，扶南也规律性地受到印度商人及僧侣的造访。他们不仅带来了印度洋流域的货物，还传播了印度的思想和艺术。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看见了那个常被称为“东南亚印度化”（Indisierung Ostasiens）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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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无法知道印度元素如何被当地精英吸收，又如何与各种本土文化融为一体。与此相关的论点很多，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影响力巨大的商人与当地王侯之女通婚，促进了文化桥梁的构建。把扶南和印度南部联系到一起的著名的孔丁雅（Kaundinya）传说①就属于这类。另外，据中国文献，可知东南亚的统治者们有时会有印度头衔，可见必定是异域思想渗透了当地宫廷。据此，东南亚部分地区的仪式和宗教之“印度化”，往往出自当地王侯的邀请，他们试图借助外来象征让自己的地位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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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历史学家甚至声称，在接受了印度的影响之后，东南亚的政权构建过程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尤其是在扶南国。其他人则将政权的构建推移到更早的时代，或者正如上述记载，认为东南亚最早的政权出现得更晚。相关标准各不相同，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主要是广泛的海洋贸易联系以及各统治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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