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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着中国对已有“体系”的介入，但原先的猜想仍旧是正确的，即印度商人为东南亚各地的长距离贸易做出了巨大贡献，哪怕林邑当地以及东南亚的文献对此并没有什么具体记载。尽管我们所获知的大多数细节均来自中国历代史书等文献，中国历史学家在上述内容的评论上却恰恰是比较谨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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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也是中国的著作在说到东南亚各地时首先使用了“国”这个表述，在德语中约可译为“Staat”（国家、政权）。这一切都指出，同时代的记载具有某种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似乎正是想要传递一个信号，即有些地区已经表现出了较高的发展水平。自然，这同时也透露出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极端一点说，因为中国完全没必要夸张自己的角色来贬低他者。随着朝贡交易的制度化，双方之间的关系已经理顺，这就够了。显然，人们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理解：面对中国南方表现出来的完善的经济和行政结构，东南亚根本没有任何相应之物可与之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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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内容使人思考，中国在东南亚沿岸地区的影响完全有可能比人们今天以为的要大。但这个事实究竟如何作用于航海，至今仍不清楚。即使考古证据也不能在这里进一步帮助我们。往来于中国和东南亚的大多数远洋贸易商人究竟来自何方？是来自中国，还是更可能来自其他地区？资料中一再提到的所谓昆仑船，究竟有多重要？这是对所有外国船只的统称，还是专门指代“马来”船舶？进贡的使团是和很久以后那样随中国船只前往中国，还是使用自己的船？经过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有了大范围的扩展，其原因又有哪些？是中国对于“异域”货物不断增长的需求刺激了商贸（正如上文所述），抑或更多是因为东南亚人自身进口中国和印度商品的愿望造成了贸易的繁荣呢？我们并无数据可供参考，因此也永远不会有精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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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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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佛教的“推销”再次颇受欢迎，因为其传播范围已经超出了中国，不仅在北方，在南方也是如此。这意味着中国与印度之间存在宗教交流，这种交流也通过东南亚进行。许多佛经的文本也证实了这种联系。许多经陆路或海路从中国去印度或斯里兰卡的旅行者，其名字也广为人知。他们跋涉的目的始终如一：为了获得精神上的体验，并寻找值得译成汉语的新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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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西行朝圣者中，有一个名字尤为突出：法显。他留下了一个文本，概括了途经各地的重要资料。文中除他的个人经历外，还有对当地传说与习俗的观察。法显的西行始于中国西北。公元408年前后，他已经在印度东部（天竺）了。他在天竺的恒河地区驻留过多地，随后前往斯里兰卡，在那里度过了很长时间。最终，法显经海路返回中国，毫发无伤地抵达了山东沿海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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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虽然法显的记载非常详细，但却从未明确说过自己在斯里兰卡有没有遇见国人。据说他在东南亚“国家”耶婆提（Yepoti）待了五个月，但在关于该国的简述中，他也未提到过任何中国人。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中国船只的活动半径局限于南海到马来半岛这块地方。但法显的记述一直存在争议。比如，我们至今不知道耶婆提国究竟可能是哪个地方。人们考虑过许多可能性：从苏门答腊岛到爪哇岛，或者从狼牙修到加里曼丹岛的西侧。另外，和法显同行的人是谁，载他回来的船只又属于何处等问题也同样未有定论。而且人们对法显所选择的路线也各有阐述：一种观点认为法显曾取道新加坡海峡和台湾海峡，另一种观点则相信他经巽他海峡和台湾东侧迂回的海路渡过广阔的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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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往来于印度与中国之间的船舶而行的僧人，除了法显之外，还有他人，比如据推测来自中国西北的智严，以及昙无竭（法号法勇）。法勇和法显一样，回程时才决定乘船。有时，非中国人也会利用更快捷的海路出行。我们知道曾有一位来自克什米尔②的求那跋摩（Gunavarman）③。他从爪哇来，先去广州，然后从广州继续北上。6世纪中期，又有印度僧侣真谛（Paramartha）④多次渡海来华；他到过许多地方，其中就有广州和福建的梁安⑤。后世也有类似的信息，但也出现了带着新名字和新内容的其他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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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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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说，从东南亚或者经东南亚流向中国的商品，或者反方向的货物与从前并无区别。香料、宝石、珍珠、贵重木材、鸟羽、药材运往北方，陶瓷、丝绸和其他手工制品运往东南亚。此外，贵金属的作用也变得愈加重要。总体来说，商品交易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奢侈品。关于廉价原材料与基本食物运输的内容几乎无法在文献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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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相比之下，中国文献中偶尔提到过马匹的运输，这引起了笔者的关注。这证明了当时先进的后勤保障技术，但当然也提出了关于这些进口牲畜的来源的问题。对后来的时代而言，可证实相应的供货记录来自云南和广西交界到交趾一带。因此，这些区域可能在公元后的第一个世纪就发挥着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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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看，值得注意的还有对产自遥远西方的商品的记录，比如珊瑚。大秦（最初指罗马帝国的东部地区，后来扩展到两河流域和小亚细亚）就曾与珊瑚的捕捞有关。最后，圣物也曾往中国方向迁移。甚至还有用于建造佛教神龛的零星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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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 第三节 东印度洋：初现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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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的印度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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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结构化地表述“南海”各邻国与中国之间交织（Verflechtung）的日益深入，但对于东南亚与印度之间的联系，即安达曼海和环孟加拉湾的贸易与交流而言，要做到这一点却困难得多。中国的记载几乎没有相关的具体内容，而印度文献同样也只提供了模糊的线索。而且在有些情况下，还往往不乏矛盾之处。《本生经》（Jataka）的文本偶尔提到过婆罗门商人，其他资料则解释称航海不受欢迎。中国的信息认为，典逊和盘盘曾有过许多婆罗门。我们几乎无法想象，所有这些人竟可能是走陆路经过缅甸去东南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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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亚，佛教元素和印度教元素往往无法截然分开，这造成了另外的困难。这个事实和其他想法导致了不同的观点：有一种观念认为，总的来看，只有少数旅行者来自印度。另外，婆罗门教和佛教的各种观念往往独立于印度在东南亚快速地发展起来，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其独有的特点；这解释了这一区域内部存在的地方性差异，有时甚至是两种方向的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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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和类似的问题之外，还存在一种原则性的两难处境。学术文献大多是从“西方”接近东南亚的。因此，文献中记载了很多印度对东南亚的各种影响，但很少提到从东南亚传往印度或斯里兰卡的元素。这很可能与考古材料的性质有关。并非所有海上贸易的物品都留下了长久的印迹。东南亚的印度元素保存了下来，但东南亚的元素却未能留在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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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的“丰富多彩”中至少举出几例：东南亚有许多发掘地，封存了珠子（往往用玛瑙制成）、各色容器、金属制品等文物，据猜测，其中有许多来自印度或斯里兰卡。要确定出土物的来源地，必须细致研究当时的各种发展状况和生产工艺，而这些内容往往带有争议。某种观点认为，在孔雀王朝之后的时期，珠宝生产逐渐从印度次大陆转移到了斯里兰卡的曼泰（Mantai）；因此，斯里兰卡暂时是某些类型的人造珠的分配中心。显然，这几类珠子在东南亚用于制作首饰或举行仪式。另一种假设认为，后来的生产向东迁移到了空统（Khlong Thom，即宽罗克帕［Khuan Lukpad］）和喔㕭，也就是移到了东南亚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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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容器也可归为多个类型。如今天泰国的昭披耶（Chao Phraya）地区，出土之物就与南亚的类似物品被归于一类。但这更像是一个例外，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还远不能完全准确地辨别所有容器类型在南亚的发源地。而在其他情形下，我们仍然不可能根据类型和年代去区分容器。况且，许多物品可能只是当地对遥远样本的仿造而已。因此，传向东方的不仅是货物本身，还有生产技术。最后还需要考虑的是，很多容器只是单纯用于运输易腐物质，在这些情况下，考虑仪式、艺术、风格和其他维度，似乎并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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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出土文物和印度几乎无关。东山文化类型的鼓和其他（但并非所有）金属制品的分布仅局限于东南亚本土。前者大概最初来自北方，与中国存在某种关系，散见于东南亚大陆和马来世界的多个区域。有些铜鼓甚至发现于爪哇以东。关于这些物品在各地的不同用途，一如既往地充满了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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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以下想法的性质略有不同：最初，东南亚只有木造建筑；在印度的影响下，石材加工和相应建筑的修造才成为可能。这带来了文明的进步，触发了新艺术分支的逐渐传播。无疑，东南亚的浮雕和雕塑深受印度影响，而在印度，几乎不存在可与之相比的领域，能从中推导出东南亚对印度的影响。尽管如此，在公元后第一个世纪的语境下，东南亚的独立性应该也并非完全“受到压迫”，下面我们就将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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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东南亚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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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记载了往来于印度和古代（东南亚）克律塞岛（Chryse）的船只。也许这就是对笼罩在传说迷雾中的昆仑船的暗示。人们想象克律塞岛存在巨大的金矿。而这又和古代印度文本所传达的各种图像相匹配。因此，偶尔有人论证，称印度巨大的黄金需求量成了商船前往东南亚的根本动机。所以，在印度等地商人的运作下，东南亚曾为南亚次大陆提供过贵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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