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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出土文物和印度几乎无关。东山文化类型的鼓和其他（但并非所有）金属制品的分布仅局限于东南亚本土。前者大概最初来自北方，与中国存在某种关系，散见于东南亚大陆和马来世界的多个区域。有些铜鼓甚至发现于爪哇以东。关于这些物品在各地的不同用途，一如既往地充满了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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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以下想法的性质略有不同：最初，东南亚只有木造建筑；在印度的影响下，石材加工和相应建筑的修造才成为可能。这带来了文明的进步，触发了新艺术分支的逐渐传播。无疑，东南亚的浮雕和雕塑深受印度影响，而在印度，几乎不存在可与之相比的领域，能从中推导出东南亚对印度的影响。尽管如此，在公元后第一个世纪的语境下，东南亚的独立性应该也并非完全“受到压迫”，下面我们就将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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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东南亚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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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记载了往来于印度和古代（东南亚）克律塞岛（Chryse）的船只。也许这就是对笼罩在传说迷雾中的昆仑船的暗示。人们想象克律塞岛存在巨大的金矿。而这又和古代印度文本所传达的各种图像相匹配。因此，偶尔有人论证，称印度巨大的黄金需求量成了商船前往东南亚的根本动机。所以，在印度等地商人的运作下，东南亚曾为南亚次大陆提供过贵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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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下面这种略微不同的观点也许更可信：印度自孔雀王朝时期开始生产的铸币和青铜器，锡含量经常很高。锡可能大量进口自东南亚。尤其是谈到马来半岛时，往往会说到它早期的锡矿开采。但关于采矿、运输和分布等大多数其他细节，我们却又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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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药材需求方面，情况也类似。中国文献证明，人们对药用物质的兴趣不断增长，我们可以想到早期类书中的大量条目，或者成书于4世纪、尝试系统收录罗列东南亚异域花草的《南方草木状》⑥。印度也是如此，随着佛教的逐渐传播，医药知识似乎也有所扩展。在公元后的第一个世纪，这一过程可能就伴随着东南亚药材进口的增加。进口的热门货物可能是来自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的樟脑，以及产于马鲁古群岛的肉豆蔻和丁香花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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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货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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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猜测确凿，则印度和东南亚之间关系的平衡并非完全是单方面的。不过，其他猜想的空间也很大。据推测，织物在双方之间互有流通，因此纺织知识应该亦为双向传播。主要采集于马尔代夫群岛和泰国湾周边地区的货贝在各地被当作支付手段。在孟加拉湾影响范围内的考古挖掘工作发现了许多这类贝壳。它们甚至还通过内陆的航道（可能是沿着缅甸的许多大河）到了云南，并且直至近代早期仍在那里流通。也许，货贝作为支付手段的历史应该重写，因为我们发现它早在公元前就存在于中国的中心地带。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问，用货贝交易的人究竟是谁，“生产者”又如何从这种货币的繁荣之中获利。长期以来，除了一些来自罗马或其他源头的钱币之外，东南亚没有什么真正的货币，这是否又是货贝的流通所造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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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贝具有一定的重量，因此其实用性只体现在小额的支付流通上。由于在公元后的时代，完全的货币化尚未实现，所以东南亚、中国和印度之间海洋贸易的一部分或多或少还存在直接物物交换的形式。然而，在这样的全局之下，货贝真正扮演了何种角色呢？这种线索让我们想到贵金属的出口。东南亚的黄金开始取代货贝了吗？最终，东南亚的黄金、锡以及香料是否已经可与来自印度的进口货物分庭抗礼了呢？或者，这也许能解释可见的收支情况中存在的矛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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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制度和佛教“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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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次回到佛教的传播上。在印度，许多佛教寺院变得非常富有,它们拥有土地，收获捐助，还为公益投入了大量金钱。在某种程度上，寺院还支持贸易倡议。因为不少僧侣最初出身于上层家族，和当地的精英维持着关系，尤其是掌握着重要的市场信息，所以在和东南亚的接触当中，这些人可能经常扮演着核心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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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亚，僧侣们凭借其教育水平和文字知识，成为文化的传播者。根据印度人的理解，印度僧侣的行动几乎相当于“发展援助”。与商人们一起，僧侣懂得和东南亚统治阶层相联合。商业利益和宗教意图密不可分。从某些角度看，这让人想起后来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传播。在这两者的传教过程中，同样的机制从海上而来，影响着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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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已经指出，有一些外邦人在东南亚定居了下来。有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生活着外邦僧侣和商人的“微型殖民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所发现的证据越来越多。简而言之，可以想见，早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就已存在流散海外的宗教或民族团体。如果这种现象属实，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在这样早的时刻，在东南亚或多或少开放乃至几乎可以自由进入的沿海各地，就已经存在当地王侯居于顶端，外邦商人和学者围绕四周的社会结构，并且这些商人和学者又拉来自己的同胞，延续着自身的传统—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说，越过印度洋东部，在南海的某些海岸上，存在并存且竞争的各种体系。我们必须想起：很可能在公元前的印度洋西部已经存在着一些贸易网络。现在，越来越多的线索说明，印度南部也出现过向外扩散的行会（Gilden）组织。这完全支持关于印度洋东部也有不断发展的网络建构过程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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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仍无法明确指出印度和东南亚之间互相竞争的各大贸易系统。印度南部各大势力中心，如南亚次大陆西南岸的哲罗帝国（Cera）、东侧的潘地亚国（Pandya）和朱罗国（注辇国，Chola）部分地区，以及随后自6世纪起出现的帕拉瓦（Pallava）王朝等，其轮廓往往都不清晰。印度在东南亚所留遗产的状况也类似：很少有物品与南亚次大陆各区域之间的归属关系是清楚的。关于东南亚航海者以及相应的人口散居结构在印度东岸的存在，我们也几乎一无所知（极少数的使团除外，比如据说曾有一个从扶南来恒河地区的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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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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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代，关于经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的航道的使用情况，也没有定论。从喔㕭出发，经过空统，至少存在连接性的海上或陆上通道，往西南延伸可经安达曼海抵达今天的泰米尔纳德地区。在某种意义上，这条路的覆盖区域似乎和开头所提的黄支航线相同，后者也需要从陆上横跨。但我们并不知道，当时的人们究竟是从马来半岛的何处跨越大陆，抵达安达曼海的岸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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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图基于阿旃陀（印度）石窟绘。关于所谓“阿旃陀船”的阐释众说纷纭。根据不同的解读，它表现出中国、埃及、罗马或其他地方船只的建造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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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也可以从斯里兰卡、苏门答腊岛和新加坡地区之间的一般通道出发。当时，斯里兰卡对中国人而言已经是一个固定概念，因此许多地理文本都有提及，毕竟法显等人曾经游历了东南亚的一系列地方。显然，他们也知道，在这条漫长的西行之路的尽头有一个大秦，但远在佛教世界之外：在西海或波斯湾的另一边，在两河流域甚至小亚细亚。相反，往返于马来半岛南端和斯里兰卡之间的路线是被开发出来的，来自东吴、晋朝、东南亚或印度的船只都曾航行于此。但在南亚次大陆，这条线是否可能与穿越海峡而来的航线重合，以及在何处重合，这些都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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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经过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这种开放海洋的路线之外，自然还存在常规的沿岸交通，从恒河三角洲和奥里萨邦直通保克海峡。但关于从孟加拉到伊洛瓦底江河口或丹那沙林地区的航道，仍有诸多不明之处，这条线上的商人和旅客是谁，来自何方，都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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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之间可能还存在南北航线，其情况与上述类似：一边是穿过海峡的航线的西端各点（如果不存在多个，则是一个终点），另一边则是从丹那沙林至马来半岛南部的另一条沿岸路线。如果该沿岸路线存在，那么当地群体也许经营过这条“贸易动脉”的某些分段。而且，盘盘和典逊这样的“国家”，甚至可能一度成为互相竞争的对手，用不同的贸易网络，在横穿印度洋的航线上施加着自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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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猜想永无止境。沿马来半岛西侧的吉打（Kedah）等地区成了考古发掘的宝库，据此，这些地方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世纪就被纳入了海上贸易和文化传播活动之中。但考古对海路的使用情况及航线的各组成部分等问题最终也未能清晰说明。也许马来半岛西海岸的个别地段所受的影响更多来自北方，而非直接来自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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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们大概仍旧可以断言：各种交流活动横穿孟加拉湾，以某种方式逐步扩大，导致与以前相比，被纳入国际交流关系的地点大幅增加，这是确凿无疑的。由此，存在于东亚和西亚的贸易体系更快地合为一体。与孟加拉和比哈尔（Bihar）相比，印度南部更是这一发展趋势的催化剂。至今我们都难以把握这种发展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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