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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忧虑丝毫没有动摇商贸关系。尤其是在唐朝下半叶，外交紧张的局势有所缓和，贸易也繁荣起来。当时，起义日益频繁地侵扰中国内部，严重破坏了国内交通，但很显然，起义对经过东海的海外贸易只有微乎其微的影响。中国方面的对外贸易主要集中于浙江和长江口区域。在9世纪，其载体主要是唐朝商人；因为流行观点认为，日本在当时还没有真正可以在远洋航行的船只，但应付前往朝鲜的短途航行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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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者和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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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记录中有很多旅客的名字，有官方的使节，也有生意人，他们在唐朝往来于日本、朝鲜和中国之间。其中有一些取经的佛教僧侣在中国寺院里挂单，聆听师父的教诲。这使日本在不久以后就建立了以中国佛教为典范的新宗派。有些群体甚至还越过东海，似乎维持着独立的、从寺院到寺院的联系，这种关系网逐渐也包纳了朝鲜，因为它也向日本传播了佛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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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长期居留中国的日本和朝鲜“官派”留学生。他们的任务是学习古典文献和实用知识。学业结束之后，他们就返回故土。仅公元840年一年，据说就有百余人带着他们最新掌握的“实用知识”回到了新罗。这一时期，朝鲜受到中国的影响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近日所出”之国也是如此：中国史家一再强调，那时的日本，比如奈良时代，几乎完全仿照唐朝文化。实际上，庙宇建筑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力证。而且还可以证明，日本的日常生活都受到了中国风俗的影响，甚至中国的制度性成就也传到了东方，比如关于法律和秩序的诸多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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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日本有一位大旅行家叫作圆仁。他写于9世纪的日记介绍了唐朝国家状况，描绘了一幅多彩画卷，内容包括宗教习俗、贸易和交通等方面。但是，这些记录主要表明，他在吸收异质文化之时，是怀着何种好奇与惊叹之情的。在中国的旅行者之中，比较突出的是鉴真，他本是扬州僧人，曾在长安和洛阳师从多位高僧修习佛法。多次东渡失败之后，他最终抵达了日本，在奈良活动数年，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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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随着唐朝的发展，东海获得了一种新的品质。它不仅实现了贸易流通，而且还在广阔的阵线上促成了强度和密度都前所未有的文化传播，成了高度多元的交流区域。但最终，这种交流仍旧停留在比较单向的状态，因为从日本传到西边的东西很少。相反，中国的成就在“已知世界”的东部边缘相当有力地推动了发展，而这种方式是前无古人的。我们几乎可以把它说成是这些地区的一种汉化。随着唐朝后期爆发的灭佛运动，各种新思想的海上传播虽然受到遏制，但此时的日本和朝鲜早已站稳脚跟，能够独立地将之前所学发扬光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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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的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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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衰亡之后，中国经历了短暂的分裂，这并未给黄海和东海周边地区带来任何积极影响。最初只是游牧民族杂居部落的契丹在东北部扩大了势力范围，于926年灭掉了古老的渤海国。此外，契丹还与唐朝之后的各北方王朝争夺沿海地带。947年，契丹政权自取国号为辽。由于它一再试图影响中国其他地区，因此致力于联系遥远的南方地区，其中就包括与在浙江沿海存在了数十年的小国吴越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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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局势之下，新罗同样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它尝试交替地与中国北方割据政权、契丹以及吴越妥协，之后却被新建国的后百济军队占领。此后不久，后起的高丽王朝（918—1392年）统治了朝鲜半岛。在这大乱的岁月，通往山东和经过东海的各种贸易关系自然而然就失去了持续性；这影响了所有参与者，包括日本的许多小港口。直到宋朝的统治巩固并再度统一中国广大地区，东北方才至少暂时出现了一种新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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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 第二节 南海：关于东南亚人、中国人和“波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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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的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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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统治中国初期，这一新政权的南方沿海地区也受到了多次暴乱的损害。这使原本畅通的贸易流陷入停滞，异域奢侈品的供应也相应减少。这种状况刺激朝廷在南方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态度。其中最突出的事件有隋朝兴大军讨伐林邑，隋朝在战时还投入了船只，从交趾地区入海，此外隋朝还向台湾方向发动了远征。据说来自南方的异邦人和“昆仑人”在其中发挥了作用，最后还有著名的常骏出使赤土国一事。赤土国的确切位置尚有争议，但很可能位于马来半岛的北部或中部，而且属于当时在扶南衰落过程中取代其统治的多个地方性后继政权之一，否则我们将无从解释常骏的出访。毕竟隋朝在很多方面都需要可靠的伙伴，其目的之一便是对付林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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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广州早已发展为南方最重要的港口城市。虽然它还不得不像从前一样和今天越南北部的一些地方竞争，但凭借其更高的安全性，它吸引了许多外国商人，他们日益频繁地从这里继续向北航行。上文已经提到，有些商人甚至还经陆路或者沿海岸乘船前往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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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南方，隋唐更替的过程比在北方更平稳一些，因为伴随朝代兴替的混乱局面只持续了几年。但在7世纪末，交趾出现了一次规模较大的起义，此外还出现了民众反抗广州都督②的轰动性事件，导致后者为昆仑人所杀。据说后来还有更多的骚乱：究其原因，与遥远都城中央权力开始衰落不无关系。虽然著名的安史之乱及其后果（动乱始于755年）对南方的影响没有那么强烈，但不久之后，广州却因此而遭到了外国人的洗劫。其确切原因已无法重见天日。据文献记载，掠夺者是波斯人和大食（主要在阿拉伯半岛或哈里发地区）人。也许他们努力想在远东取得一个“安稳”的居所，但这当然只是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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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广州和交趾地区交替受到不利事件的震荡，这是南方沿海贸易重心在这些区域之间来回转移的原因之一。9世纪时，交趾还受到毗邻的南诏国的进攻，四川地区的中国内部道路也明显受到南诏国的影响。至于这一切是否是导致沿海贸易量缩小的因素之一，很难评定。那时的唐王朝早已失去了对新疆和中亚商路的控制，所以大多数进出口必须依赖东部和南部各港口。可能商人们并未被内政的纷乱吓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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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5年前后，另一场大起义拉开了帷幕，摧毁了长江边的多座城市，随即又将部分沿海地区变为不毛之地。878年，起义领袖黄巢将南方大都会广州付之一炬，大批外国商人丧生。经过很长时间，广州才从这次打击中缓慢地恢复过来。虽然有些商人返回故里，但中国其他地区的血腥暴乱仍然持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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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最终灭亡（907年）之后，南方建立了若干小政权，我们只举其中两个：短期内控制了福建的闽（909—945年）和统治着广州及附近几个狭长地带的南汉（917—971年）。在960年被宋朝吞并之前，这些小国相互征伐，但也依照前朝的风格从事贸易，维持着海外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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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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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时期内，尤其是7世纪和8世纪，南海周边的东南亚毗邻地区日益受到海上贸易以及中国的奢侈品需求的影响，但同时，东南亚本身也经历了多次危机和冲突，这是导致区域性重心转移的因素之一。相关的说明主要见载于汉语文献，许多碑文也澄清了各种事实，但大多数碑铭只刻有名字。此外，考古发现也提供了有价值的补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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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世纪以及8世纪早期，林邑似乎也经历了一段相对稳定的贸易时期，那时它在汉语文献中也称占城（占婆）。在向北航行的路上，波斯商人往往在此处停留。其贸易网络迅速扩大，在此语境下，波斯商人完全可能日益将林邑（占婆）以及交趾视为“关键据点”，特别是所谓的西航路还经过占婆地区的海岸。不过我们发现，到了后来，即使中国和东南亚也有来自占婆的商人。至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与波斯商人竞争或是合作，我们尚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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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婆与其西部邻国经常不和，和真腊的关系也不好。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真腊最终争得了原先扶南在海洋贸易上的地位，但在8世纪，真腊分裂了。造访真腊的西亚商人似乎很少，也许是因为它不仅文化特殊，地理位置也不如占婆优越。9世纪末，随着吴哥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建筑热潮”，真腊的高棉人逐渐变得比他们的邻居更加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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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南亚大陆的其他沿海地区，汉语文本记载得不多。有些地名，比如雒越，我们还无法将其准确地定位到某个区域，而且这些国家和地方也很少向中国派遣朝贡使团。之前提到过的赤土国，虽在唐代文献中有记载，而且后来也曾提及，但其地理定位却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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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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