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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广州和交趾地区交替受到不利事件的震荡，这是南方沿海贸易重心在这些区域之间来回转移的原因之一。9世纪时，交趾还受到毗邻的南诏国的进攻，四川地区的中国内部道路也明显受到南诏国的影响。至于这一切是否是导致沿海贸易量缩小的因素之一，很难评定。那时的唐王朝早已失去了对新疆和中亚商路的控制，所以大多数进出口必须依赖东部和南部各港口。可能商人们并未被内政的纷乱吓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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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5年前后，另一场大起义拉开了帷幕，摧毁了长江边的多座城市，随即又将部分沿海地区变为不毛之地。878年，起义领袖黄巢将南方大都会广州付之一炬，大批外国商人丧生。经过很长时间，广州才从这次打击中缓慢地恢复过来。虽然有些商人返回故里，但中国其他地区的血腥暴乱仍然持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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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最终灭亡（907年）之后，南方建立了若干小政权，我们只举其中两个：短期内控制了福建的闽（909—945年）和统治着广州及附近几个狭长地带的南汉（917—971年）。在960年被宋朝吞并之前，这些小国相互征伐，但也依照前朝的风格从事贸易，维持着海外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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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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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时期内，尤其是7世纪和8世纪，南海周边的东南亚毗邻地区日益受到海上贸易以及中国的奢侈品需求的影响，但同时，东南亚本身也经历了多次危机和冲突，这是导致区域性重心转移的因素之一。相关的说明主要见载于汉语文献，许多碑文也澄清了各种事实，但大多数碑铭只刻有名字。此外，考古发现也提供了有价值的补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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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世纪以及8世纪早期，林邑似乎也经历了一段相对稳定的贸易时期，那时它在汉语文献中也称占城（占婆）。在向北航行的路上，波斯商人往往在此处停留。其贸易网络迅速扩大，在此语境下，波斯商人完全可能日益将林邑（占婆）以及交趾视为“关键据点”，特别是所谓的西航路还经过占婆地区的海岸。不过我们发现，到了后来，即使中国和东南亚也有来自占婆的商人。至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与波斯商人竞争或是合作，我们尚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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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婆与其西部邻国经常不和，和真腊的关系也不好。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真腊最终争得了原先扶南在海洋贸易上的地位，但在8世纪，真腊分裂了。造访真腊的西亚商人似乎很少，也许是因为它不仅文化特殊，地理位置也不如占婆优越。9世纪末，随着吴哥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建筑热潮”，真腊的高棉人逐渐变得比他们的邻居更加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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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南亚大陆的其他沿海地区，汉语文本记载得不多。有些地名，比如雒越，我们还无法将其准确地定位到某个区域，而且这些国家和地方也很少向中国派遣朝贡使团。之前提到过的赤土国，虽在唐代文献中有记载，而且后来也曾提及，但其地理定位却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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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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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齐于7世纪末在苏门答腊岛东部建国，比马来半岛上许多小王国更重要。根据流行观点，这个深受佛教影响的政权把统治中心建在了今天的巨港（Palembang）。三佛齐最初从这里出发控制了巽他海峡，后来大概还控制了新加坡地区。如果旅行者按照当时普遍的做法，选择从印度航海到中国，也即舍弃横穿马来半岛的陆路，那么就自然会经过三佛齐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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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佛齐的内部组织，人们猜测颇多。有人认为它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其他人则更倾向于认为它是一种由几个或多或少保持着松散内部联系的地方组成的“类似汉萨同盟”（Hanse-ähnlich）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君主位于中心，其权威主要建立在象征及仪式性的标准上。关于三佛齐拥有军事暴力工具的程度，也没有定论。然而，也有人相信，许多曾自给自足的地方和群体，包括一些以海盗行径为生的组织，都逐渐地被三佛齐收纳，成了顺服的臣仆。三佛齐以这种方式保障了重要战略区域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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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中国文献对三佛齐的记载更深入，探讨了其内部事务，提到该国曾多次遣使从广州进入唐代中国。巨港的陶瓷文物证实了这种交流的存在。但对于8世纪末到10世纪初的这段时间，文献却未再述及遣使行为。究其原因，可能是当时在广州及中国北方各城市，外国商人当中波斯和大食人占了大部分，将其他贸易团体从中国市场排挤了出去。于是，远在南方的三佛齐回归自己原先的位置，最多只能努力巩固和扩大自己在苏门答腊岛周边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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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巨港是东南亚“印度化”程度很高的地方之一。它属于佛教朝圣者的聚集点，在一段时间内和印度的宗教中心保持着联系。有一条道路通往孟加拉和比哈尔交界处的那烂陀，中国僧侣也经常客游此地。因此可以想象，三佛齐自8世纪起就更多地将目光投向西方，而将与中国的官方交往留给了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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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来自西亚的商人而言，似乎是有利的。他们遵从琐罗亚斯德或穆罕默德的宗教（此时西亚已经进入了伊斯兰时代），因此和东南亚人及中国人有着鲜明的区别，但尽管如此（或者说恰恰因为如此？），他们却能够扩大他们在南海周边的据点。几年之前才在勿里洞岛附近发现的船只残骸证明，波斯和（或）大食商人曾往来于中国和东南亚之间。中国著名的朝圣者义净提供了另一个证据，他在广州登上一艘由波斯船长掌舵的航船，前往三佛齐，而在8世纪初，印度人金刚智（Vajrabodhi）记载过，锡兰曾有波斯船只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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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齐拥有马来世界的所有商品，这些商品从各处涌向巨港，包括婆罗洲或巴鲁斯（Barus）的樟脑、黄金和香料、胡椒、异兽、树脂、珍稀木材等。如果有那个时代的统计数据，那么必将证明三佛齐是当时亚洲巨大的贸易中心之一。中国几乎不能舍弃这些来自遥远南方的商品。因此可以想象，9世纪的广州和三佛齐之间存在密切的民间交往，而其载体则是波斯等地的商人，虽然文献有可能并未提到，但作为中转站的马来半岛沿岸“第三方”港口也和这些交流活动紧密相连。因此，对上文述及的朝贡使团缺席的情况，不可过度强调。而其中暗含的波斯－大食商人在北、三佛齐据南的两分局势，也未必完全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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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哇和“东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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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方，三佛齐不仅与许多盛产香料的岛屿有交往，还和同样往中国遣使的爪哇有联系。根据中国文献记载，爪哇使节来自诃陵和阇婆，大部分大致在760—870年抵达中国。这恰好是三佛齐没有遣使来朝的那段时间。然而，是否可以由此推断，爪哇在和唐朝的官方外交上暂时取代了三佛齐的位置（另一种说法是波斯商人已经崭露头角）？这个问题仍旧有待商榷，我们还没有清晰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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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诃陵、阇婆这类名称也提出了许多难解之谜。阇婆确实经常指的是爪哇（此处亦然），但文献中却还存在其他假设。诃陵与阇婆一样，常被人猜测位于爪哇北部沿海地区的中段，其他意见则认为位于马来半岛的南段，在加里曼丹岛或更遥远的地区，但这些地方几乎不在考虑之列。很遗憾，由于地理上的不确定性，我们也不清楚诃陵、阇婆和三佛齐之间的各种关系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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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在爪哇的核心部分，兴起了另外一个具有佛教色彩的王国：夏连特拉王朝（Sailendras）。该王国与诃陵或阇婆很可能没什么关系。农业和贸易构成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和高棉一样，那里也开始出现了一种真正的“建筑热潮”。这是著名的婆罗浮屠（Borobudur）寺庙建筑的时代。该建筑群自8世纪末开始形成，是统治阶层合法化诉求的表达。这种愿望的动机来自精神和世俗两个层面。在风格上，婆罗浮屠寺庙受到印度中部笈多王朝晚期艺术的深刻影响，东南亚其他地方也留下了这种艺术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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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连特拉人和三佛齐之间的交流十分活跃。大米的运输以及东印度尼西亚香料与苏门答腊岛或更遥远的西北地区所产商品之间的交换，是双方商贸联系的特征，这种贸易在本质上必定以爪哇北部沿海的交通为基础。9世纪，夏连特拉地区受到内乱的震动。三佛齐似乎得以从中渔利，占据了夏连特拉的部分属地，甚至公开沿用了这个王朝的国号。在此期间，爪哇内部原来的权力中心已经向东移动。但这最初并未影响三佛齐，当它恢复了对中国朝贡的古老传统时，中国也逐渐进入了宋代早期，于是也就过渡到了下一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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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文献尚未真正注意到爪哇以东的地区，主要是马鲁古群岛、弗洛勒斯岛、帝汶岛等。但史料提及丁香花干、肉豆蔻、檀香木（Santalum album）的次数日益频繁，表明这些偏远小岛已然与固有的贸易组织合为一体。通过当地群体，或者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商人，上述产品首先被运往巨港等较大的地方，再从那里分散到全世界。然而，经过苏禄地区直接连接马来世界东部各地和中国的航道可能还未曾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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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和佛教在加里曼丹岛沿岸留下的痕迹证明这个岛屿也已被纳入海上交通。一些汉语地名也与之相关，甚至包括上文提到的诃陵，但当前的各种阐释都比较模糊。取得与“外界”（Außenwelt）相应交流的可能还是当地商贩，而不是中国人和波斯商人。总体来看，加里曼丹岛在国际贸易结构中只发挥了边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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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磁石”的中国：路线、波斯商人、体制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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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让我们再次关注一些更普遍的想法。公元500年或600年以后，从中国的视角来看，使用经南海和马六甲海峡的西航路早已是家常便饭。我们已经引用过的贾耽就曾描述该航路上的各个重要站点。但他还指出了一条至今很难评价的路线：从交趾出发，从陆上穿过以云南为核心的南诏地区，然后继续向西。这条高山林立的小径最终还能引人到达西藏和缅甸。缅甸北部又可经内地道路与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相连。因此，中国与孟加拉湾周边地区之间的小部分贸易可能就是通过这条路线进行的，但它艰苦难行，也绝非永远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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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人的交流网络的扩大是另外一个话题。但随着波斯网络的扩张，我们在波斯－阿拉伯世界的文献中也能发现最早关于东南亚的系统描述，这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汉语文献，但由于其中的地名并不总是一致，所以也抛出了新的问题。此处我们至少要提到成书于850年前后的《中国印度见闻录》（Akhbar al-Sin wa’l Hind）。尽管作者身份尚待澄清，但一般认为，此书系某位叫苏莱曼（Sulaiman）的人所著。书中有一则关于广州的简短记录，证明了西亚商人在这个城市的活动。此外，读者也能了解贸易组织和税赋等方面更详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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