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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中国文献对三佛齐的记载更深入，探讨了其内部事务，提到该国曾多次遣使从广州进入唐代中国。巨港的陶瓷文物证实了这种交流的存在。但对于8世纪末到10世纪初的这段时间，文献却未再述及遣使行为。究其原因，可能是当时在广州及中国北方各城市，外国商人当中波斯和大食人占了大部分，将其他贸易团体从中国市场排挤了出去。于是，远在南方的三佛齐回归自己原先的位置，最多只能努力巩固和扩大自己在苏门答腊岛周边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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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巨港是东南亚“印度化”程度很高的地方之一。它属于佛教朝圣者的聚集点，在一段时间内和印度的宗教中心保持着联系。有一条道路通往孟加拉和比哈尔交界处的那烂陀，中国僧侣也经常客游此地。因此可以想象，三佛齐自8世纪起就更多地将目光投向西方，而将与中国的官方交往留给了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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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来自西亚的商人而言，似乎是有利的。他们遵从琐罗亚斯德或穆罕默德的宗教（此时西亚已经进入了伊斯兰时代），因此和东南亚人及中国人有着鲜明的区别，但尽管如此（或者说恰恰因为如此？），他们却能够扩大他们在南海周边的据点。几年之前才在勿里洞岛附近发现的船只残骸证明，波斯和（或）大食商人曾往来于中国和东南亚之间。中国著名的朝圣者义净提供了另一个证据，他在广州登上一艘由波斯船长掌舵的航船，前往三佛齐，而在8世纪初，印度人金刚智（Vajrabodhi）记载过，锡兰曾有波斯船只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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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齐拥有马来世界的所有商品，这些商品从各处涌向巨港，包括婆罗洲或巴鲁斯（Barus）的樟脑、黄金和香料、胡椒、异兽、树脂、珍稀木材等。如果有那个时代的统计数据，那么必将证明三佛齐是当时亚洲巨大的贸易中心之一。中国几乎不能舍弃这些来自遥远南方的商品。因此可以想象，9世纪的广州和三佛齐之间存在密切的民间交往，而其载体则是波斯等地的商人，虽然文献有可能并未提到，但作为中转站的马来半岛沿岸“第三方”港口也和这些交流活动紧密相连。因此，对上文述及的朝贡使团缺席的情况，不可过度强调。而其中暗含的波斯－大食商人在北、三佛齐据南的两分局势，也未必完全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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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哇和“东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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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方，三佛齐不仅与许多盛产香料的岛屿有交往，还和同样往中国遣使的爪哇有联系。根据中国文献记载，爪哇使节来自诃陵和阇婆，大部分大致在760—870年抵达中国。这恰好是三佛齐没有遣使来朝的那段时间。然而，是否可以由此推断，爪哇在和唐朝的官方外交上暂时取代了三佛齐的位置（另一种说法是波斯商人已经崭露头角）？这个问题仍旧有待商榷，我们还没有清晰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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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诃陵、阇婆这类名称也提出了许多难解之谜。阇婆确实经常指的是爪哇（此处亦然），但文献中却还存在其他假设。诃陵与阇婆一样，常被人猜测位于爪哇北部沿海地区的中段，其他意见则认为位于马来半岛的南段，在加里曼丹岛或更遥远的地区，但这些地方几乎不在考虑之列。很遗憾，由于地理上的不确定性，我们也不清楚诃陵、阇婆和三佛齐之间的各种关系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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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在爪哇的核心部分，兴起了另外一个具有佛教色彩的王国：夏连特拉王朝（Sailendras）。该王国与诃陵或阇婆很可能没什么关系。农业和贸易构成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和高棉一样，那里也开始出现了一种真正的“建筑热潮”。这是著名的婆罗浮屠（Borobudur）寺庙建筑的时代。该建筑群自8世纪末开始形成，是统治阶层合法化诉求的表达。这种愿望的动机来自精神和世俗两个层面。在风格上，婆罗浮屠寺庙受到印度中部笈多王朝晚期艺术的深刻影响，东南亚其他地方也留下了这种艺术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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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连特拉人和三佛齐之间的交流十分活跃。大米的运输以及东印度尼西亚香料与苏门答腊岛或更遥远的西北地区所产商品之间的交换，是双方商贸联系的特征，这种贸易在本质上必定以爪哇北部沿海的交通为基础。9世纪，夏连特拉地区受到内乱的震动。三佛齐似乎得以从中渔利，占据了夏连特拉的部分属地，甚至公开沿用了这个王朝的国号。在此期间，爪哇内部原来的权力中心已经向东移动。但这最初并未影响三佛齐，当它恢复了对中国朝贡的古老传统时，中国也逐渐进入了宋代早期，于是也就过渡到了下一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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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文献尚未真正注意到爪哇以东的地区，主要是马鲁古群岛、弗洛勒斯岛、帝汶岛等。但史料提及丁香花干、肉豆蔻、檀香木（Santalum album）的次数日益频繁，表明这些偏远小岛已然与固有的贸易组织合为一体。通过当地群体，或者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商人，上述产品首先被运往巨港等较大的地方，再从那里分散到全世界。然而，经过苏禄地区直接连接马来世界东部各地和中国的航道可能还未曾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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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和佛教在加里曼丹岛沿岸留下的痕迹证明这个岛屿也已被纳入海上交通。一些汉语地名也与之相关，甚至包括上文提到的诃陵，但当前的各种阐释都比较模糊。取得与“外界”（Außenwelt）相应交流的可能还是当地商贩，而不是中国人和波斯商人。总体来看，加里曼丹岛在国际贸易结构中只发挥了边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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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磁石”的中国：路线、波斯商人、体制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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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让我们再次关注一些更普遍的想法。公元500年或600年以后，从中国的视角来看，使用经南海和马六甲海峡的西航路早已是家常便饭。我们已经引用过的贾耽就曾描述该航路上的各个重要站点。但他还指出了一条至今很难评价的路线：从交趾出发，从陆上穿过以云南为核心的南诏地区，然后继续向西。这条高山林立的小径最终还能引人到达西藏和缅甸。缅甸北部又可经内地道路与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相连。因此，中国与孟加拉湾周边地区之间的小部分贸易可能就是通过这条路线进行的，但它艰苦难行，也绝非永远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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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人的交流网络的扩大是另外一个话题。但随着波斯网络的扩张，我们在波斯－阿拉伯世界的文献中也能发现最早关于东南亚的系统描述，这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汉语文献，但由于其中的地名并不总是一致，所以也抛出了新的问题。此处我们至少要提到成书于850年前后的《中国印度见闻录》（Akhbar al-Sin wa’l Hind）。尽管作者身份尚待澄清，但一般认为，此书系某位叫苏莱曼（Sulaiman）的人所著。书中有一则关于广州的简短记录，证明了西亚商人在这个城市的活动。此外，读者也能了解贸易组织和税赋等方面更详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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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期，汉语文献最初用蕃坊一词指称外国侨民聚居区。广州等城市里都有相应的聚居区。它们表现出一种民族（教徒）海外散居的结构，波斯人和大食人在其人口构成中占比很高。这与苏莱曼的描述相符。有些外国商人，亦称蕃商，后来偶尔也叫客商，大概是通过陆路来到中国的，也许甚至走的是云南路线，但蕃坊的绝大多数居民很可能是漂洋过海而来，而且拥有自己的行政机构和司法权。此外，最近几十年，主要是在华南地区，人们发现了铸币等物证，足以说明当时西亚在中国南部的存在感很强。而对东南亚地区而言，相应的证据就没有那么丰富了。然而，我们仍然无法确凿地下结论，断定是否存在一个分支细化、运转良好的西亚贸易网络涵盖了东南亚和中国的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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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提供了一种在当时很先进的制度架构，专门负责海上贸易的行政管理，这个机构便是市舶司。该机构的义务是登记船只，为此出具相应的文件，以及征收款项。此外，它还协助护送使节团经国内道路前往首都。当然，正如记载的那样，中国各港口也遭受过多次灾难，但总体而言，相对自由和周期性稳定的条件可能是吸引许多外国人涌入中国的有利因素。在东非和远东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地区能够提供类似的有利条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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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个中央帝国因为繁荣的经济、开放的姿态以及相应的制度架构而吸引了大量外国人，要评价其本国航海者的角色却十分困难。上一章中的吴国曾投入船只，促进了商贸和交通的发展，系统地开发了南下的航线，这些航线直抵马来半岛南端，甚至进入印度洋。但恰恰是在这段航线上，唐代的波斯商人初领风骚，把自己推向了台前。这就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即他们能够一跃而成为南海上的主导性群体，是否就等于取代了古老的吴国传统（如果该传统涉及范围确实有这么远），或许还造成了东南亚当地社会的负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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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证据指出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仍是一个重要的海上贸易强国，它不仅没有衰落到被动的状态，而且还强化了自身的角色。我们只需想想东北亚那些杰出的活动，这些活动必须用到高超的造船技术，当然，福建和广东是有这种技术的。另外一种论据认为，即使是波斯商人，为了让人造船，有时也需要中国的建造技术和木材供应。此外，中国史家总归倾向于坚信唐朝的船只曾驶过东南亚，偶然还驶进过印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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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独立的证词，这种观点并非无懈可击。要走出这种“世界观上的困境”，一条出路也许是承认波斯商人、中国人和其他来源的商人曾共享船只和船员。在某种程度上，沿着漫长的西航路或至少是其中某几段的远洋航行被国际化了，因此，根据国别而鲜明地划分界线其实是多余的。但这种解决方法自然也仍旧是一种假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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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先进的组织形式使中国、三佛齐和印度之间的朝圣之旅更轻松，也就是客流运输日益增多。我们已经遇见过一位伟大的旅行者：义净。他留下了重要的记载，让我们能把目光投向“另一个”世界。义净之外的许多佛教僧侣也以类似的方式发挥着文化使者的作用，他们的名字也为人所熟知。有些甚至来自朝鲜，如新罗的慧超和尚。他可能和大多数人一样，通过海路去过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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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唐朝灭佛之前，经过南海和孟加拉湾的宗教交流曾繁荣一时。中国在其中的角色，如何高估也不过分。作为经济磁石和新思想的接受者，中国直接推动了广泛的远航活动。也许，在这个中央帝国引起的思想－物质旋涡中，东南亚潜滋暗长的印度化进程之所以能继续推进，正是依靠这种作用的决定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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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 第三节 东印度洋：印度人和东南亚人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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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齐和马来亚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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