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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毗奢耶那伽罗隔海相望的斯里兰卡虽然也受到大陆风波的牵连，但同时也在忙于自身的事务。因为岛上也布满了相互竞争的势力，小国甘波罗（Gampala）就是重要势力之一。该国境内生活着一些来自印度南部的商人，他们在数十年的时间里获得了权势和名望。尤其是波隆纳鲁瓦帝国时期迁入的亚烈苦奈儿（Alagakkonara）③家族，试图影响他们新家乡的命运。其中一项努力就是要削弱自己对手的影响力。与亚烈苦奈儿家族竞争的是泰米尔人，他们盘踞在北方的贾夫纳，俯瞰着保克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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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烈苦奈儿家族之所以有这样的举动，是因为贾夫纳拥有一支规模虽小，但战斗力强的舰队，而且对印度大陆的某些地区表现出了兴趣。但贾夫纳也很快就受到了其他竞争者的挑战，科提王国（Kotte）就是其中之一。该国的中心位于斯里兰卡西侧，来自马拉巴尔地区的穆斯林商人常经过科摩林角并在此聚集。伊本·白图泰可能也在其中，他甚至自称登上过著名的亚当峰，却没有怎么注意当地的政治经济变化。在这方面，他显然和其他旅行者几乎没有区别，他们对亲身经历和耳食之谈，都不习惯于批判地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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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完整地描述东印度洋周边的世界，就必须提到它和其他遥远地区之间的交流。正如我们所见，地区性的重心转移、中国的王朝更替、帖木儿的扩张，都毫无疑问地对航海产生了影响，但远途航行一如既往地在发生，从前存在的网络也仍在延续。明朝初期，印度南部和远东之间就互相派遣了一批官方使团。从公元1400年开始，文献中卡利卡特和科钦（Cochin）出现的次数也日益增多。甚至印度南部和中国之间很可能继续存在民间交流，这些活动绕过了明朝的贸易禁令。同样，我们也可以认为，经过印度和斯里兰卡，东南亚的一些贸易重镇和遥远的“西方”亚丁、波斯湾等地区之间还保持着不断的联系。无论如何，考古发现和散见于文献中的线索能够支持这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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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巴尔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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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马拉巴尔的大多数港口都越来越多地受到穆斯林群体的造访，他们的商业据点很快就开始扩张，定期和西亚及非洲保持着联系。卡利卡特的统治者扎莫林王室（Zamorin，也有Samudri Raja等其他写法）信仰印度教，但即便在那里，也有穆斯林身居要职。随着印度西南部穆斯林商人数量的增加，植根于科罗曼德尔海岸的传统商帮的影响力下降了。在更早的年代，我们观察到印度南部的贸易重心逐渐从科罗曼德尔一侧转向马拉巴尔海岸，在这个意义上，上述的现象与大趋势是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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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卡利卡特早就崛起为马拉巴尔海岸上处于领先地位的港口。它向腹地供应着从西亚进口的商品，渡海而来的商贩们则从这里购入胡椒，继续去北方港口或者前往波斯－阿拉伯世界。当然，有一部分胡椒经过埃及和黎凡特被运往欧洲。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数字记载虽然很少，但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记载推断当时运输量之大。因此，如果说开罗等地不断增长的需求刺激了马拉巴尔地区的生产者扩大胡椒种植，也并非不可能。需要注意，中国和这些事实并无关联。这是东南亚种植胡椒地区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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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利卡特、科钦、奎隆等地还承担了另一种功能：它们同时为印度西北部和西亚供应产自东南亚的丁香花干、肉豆蔻籽以及肉豆蔻花。终端买主往往仍然位于开罗和地中海地区，这里和运输胡椒所用的是同样的道路，它们与经过两河流域的古代商路共同构成了重要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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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下半叶，对中国市场而言，印度尼西亚东部的香料似乎并不重要。我们还记得，在蒙古人治下完善起来的经过东航路（从产地经苏禄区，再到泉州）的直接路线暂时已经失去了意义。虽然有某些商队另辟蹊径，取道爪哇北部或其他中间站前往广州，但印度尼西亚东部所产香料的大部分可能流去了印度和西亚方向。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反作用于东南亚和印度的至少有三个因素：中国限制贸易的政策、苏禄区的局势、西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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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吉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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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亚次大陆的西北侧海岸上，14世纪当地局势的发展似乎特别有利于古吉拉特的各个港口。不久以前，在德里苏丹国一些君主治下，坎贝等地更紧密地被纳入不断扩张的穆斯林贸易网络。税收收入、来自腹地的供货以及腹地对进口的需求、穆斯林商人不断增长的影响力，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即便到了14世纪末，这种基本格局也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因为帖木儿帝国允许古吉拉特不受干扰地继续保持其独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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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坎贝的进一步兴盛铺好了道路。特别是在后来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该地购置了许多原料，并向外界出口手工制品。比如，从马尔代夫群岛购入玳瑁，用于容器等日常用品的装饰，然后出口到西亚的港口。在某种程度上，坎贝与福建的角色类似，后者在相对较早的时期就有进口原料、出口相应加工产品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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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之所以要重视古吉拉特还有另一个原因。在14世纪，定居此处的商人越来越多地把触角伸向了东南亚。这种商业扩张一直持续到16世纪，其结果之一就是从印度尼西亚经过爪哇北部和苏门答腊岛购置香料，这条路线绕过了马拉巴尔海岸上的港口，而这些港口大多独立于古吉拉特，从东南亚进口相应商品。尽管马拉巴尔人不如古吉拉特人积极，有时甚至还依赖其他地方供货，但两者之间似乎还是进入了互相竞争的态势，特别是在西亚，他们经常拥有同一批主顾。这自然让人想起中国的情况：在那里，福建人和他们来自印度西北部的同行一样，非常积极地参与海上贸易；同时他们也要和广州竞争，而广州正如马拉巴尔一样，常常要依靠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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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木兹和马穆鲁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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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1340年之前不久，伊尔汗国的逐渐瓦解就影响了伊朗地区。众多后继者意图以新的形式复兴蒙古遗产，他们之间纷争不休。这些势力当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帖木儿。但这位恐怖的统治者看重军事权力和声望，对海上贸易似乎没有什么兴趣。因此，霍尔木兹的地位即便没有提升，至少也可以毫无障碍地延续自身作为海湾地区门户的角色。我们已经不能确定它是否在名义上臣服于帖木儿帝国。在现实中，我们今天所设想的朝贡状况也许完全是另一种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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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木儿对巴格达等“伊拉克”城市的攻占（大多发生在14世纪90年代初期，帖木儿征服伊朗地区之后）似乎也并未真正妨碍经过霍尔木兹的货流。海湾周边的多个地点还出土了14世纪后半叶的瓷器—还有时间更早的陶器，这证明了该地区在这个时代的重要性未曾衰减。同时，霍尔木兹、阿曼、哈德拉毛海岸和也门之间的交流也显然没有陷入沉睡。我们也再次遇见了之前就已观察到的形形色色的商人团体，主要是穆斯林，下面仅举几例：和也门保持着密切联系的穆斯林富商群体博赫拉（Bohras），吸收了一些印度教观念的霍加派穆斯林（Khojas），以及此前权势显赫的卡里米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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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里米商人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了埃及。14世纪40年代末，瘟疫侵袭了开罗，而且也肆虐于叙利亚、欧洲及中国部分地区。据推测，当时马穆鲁克首都的人口从五十万缩减到三十万。埃及可能丧失了其八百万居民的八分之三，因此不但进口需求减少，劳动力也突然紧缺。这可能影响了对国家出口和富裕做出显著贡献的当地纺织业。因此，马穆鲁克王朝发现自己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并做出了不同的努力，以求“结构性”缓和咄咄逼人的窘迫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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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们致力于更牢固地控制贸易和手工业。这尤其触动了卡里米商人的利益，因为他们对埃及北部的供货很容易被征税。马穆鲁克政权懂得通过更高的税收来自救和充盈国库，但这同时也损害了商人的地位。另外一种论证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在高税收之外，意大利的竞争也造成了卡里米商人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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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开罗和卡里米商人自14世纪中期开始衰微之际，帖木儿帝国的状况有了本质改善。它不仅从印度取得了黄金等财富，还把叙利亚的能工巧匠引入帝国都城撒马尔罕。面临着局势的这些变化，霍尔木兹和坎贝却处于安全的“背风面”，由于这两处港口通向北方的各条陆路直接和帖木儿帝国的网络相连，甚至还能从帝国的强盛之中分一杯羹。这种情况同时也推动了海上贸易，因为帖木儿帝国腹地所渴求的商品往往是经过海洋运来的。类似的情况在埃及北部并不存在。14世纪中期的不利进程导致了开罗经济的倒退，也许开罗作为经过红海的贸易之路的终点已经失去了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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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丁和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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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发展对亚丁有何影响？这点已经难以查明。和从前一样，拉苏里王朝的生存仍旧依赖向商人征税，有时也接受慷慨的馈赠，礼物主要来自卡里米商人。但双方也会陷入冲突，因为拉苏里王朝本身也从事海外贸易，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是商人的竞争对手。除卡里米人之外，当地还存在自古就有的印度人群体，其中就有所谓巴尼亚④（Baniyas）。巴尼亚们大多来自古吉拉特，据传和喀拉拉有密切关系。他们向也门提供各类奢侈品。我们可以找到14世纪后半叶和15世纪初的相关线索。种种证据表明，尽管埃及北部的经济状况不景气，亚丁却依然繁荣。无论如何，进口货物之丰富，不仅能够满足亚丁自身需求，还可以覆盖其他许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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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观察到，亚丁延续了从前的发展，扩大了对东非市场的交流，这种现象也应当纳入上述考虑。基卢瓦在此过程中变得日益重要，而摩加迪沙则相应地失去了重要性。至于这种趋势是否持续到公元1400年之后，我们无法轻易断定。15世纪的中文文献提到过摩加迪沙和巴拉韦，有时也讲到过马林迪，但对于饱受赞誉的基卢瓦却没有只言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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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猜想也值得考虑。常有人主张，古吉拉特人在14世纪经过索科特拉岛或直接增加了对非洲的供货，特别是印度纺织品的供货。和从前一样，沿着东非海岸的许多小港口可能对不同的商人群体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好。因此，一部分港口可能和亚丁有过合作，另一部分港口则与霍尔木兹或坎贝来往。同时，我们可以想象局势曾发生过数次偏移，有时有利于一方，有时又有利于另一群体。总体来看，在所有参与者的均衡之中，非洲市场显然已经变得更加重要。它们不仅有利于坎贝等地的繁荣，而且还促使亚丁在开罗经济衰落的状况下捍卫住了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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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 第二节 明朝的国家航海活动（15世纪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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