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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 [:1707309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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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 第二节 明朝的国家航海活动（15世纪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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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伟大：国家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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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之初已经提到，中国曾在约三十年的时间里处于核心地位，现在就让我们去关注这段短暂的时间。在以铁腕统治国家的明太祖去世（1398年）之后，中国首先经历了短暂的内部斗争时期，其结果是朱棣的崛起。当他于1403年在南京登基时，实际上，中国的对外关系进入了一段特殊时期，因为与前代帝王相比，这位年号“永乐”的新皇帝推行的是一种更具进攻性的政策。他不仅向在北方仍对明朝构成威胁的蒙古人发动了数次征讨，还发兵越南。尤其是在“海疆”上，他动员了新鲜力量，引发了一连串轰动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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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的海岸通过两个层面和海洋世界联系：一个是非法的民间贸易，另一个是国家允许的朝贡往来。永乐皇帝虽然仍旧严格执行惩罚民间贸易的命令，但朝廷却系统性地扩大了第二个领域的范围，不仅像从前一样允许朝贡使团入境，而且还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加大了对国家主导的海上交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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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在永乐帝统治之初，位于南京的中央朝廷就发布了一个建造舰队的宏大项目。此后，人们打造了数百艘航海性能卓越的舰船。位于都城的多处皇家造船厂、福建各港口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必须齐心协作，共同完成造船计划，这就意味着，从前在非法营生中碰运气的许多人如今被吸纳到了国家差役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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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朝廷敕令建造的远洋舰队包含了二百到三百个单位。其中有六十艘所谓的“宝船”，即大容量货船。后来的文献记载称这些船体积巨大。但实际上，这些船很可能只是三桅或四桅结构，仅仅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了同时期东亚或印度洋上航行的其他船只而已。更准确的信息没有传世，除了南京船坞出土的一些难以阐释的文物之外，至今尚无真正明确可靠的考古证据。计划在未来进行的挖掘行动也许会让我们有所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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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皇帝船队领航的大多是宫中的宦官，其中尤以郑和与王景弘最享盛誉。前者出身于云南的回民家庭，后者据说在福建长大。郑和似乎通晓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且具备军事经验。1405—1433年，他率领七支船队下“西洋”，也就是我们曾多次提到的西航路沿线区域，这片区域从占婆经马来半岛和爪哇，直到印度洋周边国家和地区。据说郑和手下有两万到三万人之众，包括水手、士兵、官员、医生、技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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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郑和的兵士拥有何种武器，尚有争议。文献中出现过两三次的“火器”一词含义并不明确。也许是指同时流行于东亚的小型火炮，也许只是炸炮、火矢、燃烧桶等。这个问题并非不重要，因为郑和在海上曾和敌人遭遇，如果那期间使用过火炮，那么就必须对欧洲人才真正在海上进行过炮战的通行观念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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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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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规模巨大的明朝船队的内部组织和后勤状况，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但有些文献表明，当时有几个访问过不同地区的分队，它们分散在各处。具体的分布情况没有传世。此外，我们还知道国家根据需要安排的一些规模小得多的航海行动，这些行动与郑和下西洋平行。大多数行动涉及西航路，而东航路和通往日本及朝鲜的海路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兴趣。因此，国家的航海政策集中于东南亚的西半侧和印度洋的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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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郑和船队来往最频繁的地方，国家和地区的名称流传了下来。相应的内容不仅见于中国的碑文，也载于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巩珍、费信等人的历史地理作品，以及《明实录》的众多条目之中。根据这些记载，船队的大部分船只从南京出发，经过福建，直接抵达越南沿海，大多不在广东和海南的港口停留较长的时间。他们从越南出发，开往今天泰国的部分地区、马来东岸、苏门答腊岛东部和爪哇北部港口。新加坡海峡另一侧的重要目的地有马六甲和苏木都剌－巴赛。以此为出发点，船队大多直接前往斯里兰卡、科钦和卡利卡特。孟加拉位于这条主路以北，造访它的更多是各个分队。相反，对于郑和来说，丹那沙林、若开和印度东侧几乎没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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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后，明朝就派出船只横渡阿拉伯海。他们从喀拉拉出发，或直接，或经马尔代夫群岛，前往阿拉伯半岛和霍尔木兹。显然，霍尔木兹扮演着核心角色，特别是它在记载中经常被作为目的地，而且在中国古代的一张海图（《郑和航海图》）当中也有突出的地位。这张图虽然也记载了坎贝和印度西北部的一些地方，但关于和这些地方的定期交流，我们一无所知。可以确定的是，船队还到了东非海岸的多个港口，航行大多经过亚丁或霍尔木兹，但也有从南亚直接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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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路与明朝初期航海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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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航海图》局部，形成于约15世纪初期。该图描述了从中国经东南亚前往印度、霍尔木兹、亚丁和东非的“西航路”。全图共数页，必须从右向左读，各部分之间由用短线表示的航线及海岸线连接。航线旁边的文字大多标注方向和距离。此处的局部图展示了中国南部海岸的一部分，如香山周边（今澳门附近）、海南岛、北部湾和越南北部。图下方边缘的小点和岛屿指西沙群岛和中沙岛礁。可见从福建和广东去越南的航线从海南和西沙群岛之间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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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内容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明朝为国家服务的船只在南京和东非之间的众多海域往来。虽然从前就有更小型的护航船队克服过漫长的距离，有时甚至将远东和海湾地区或红海联系了起来，比如波斯商人，但这些活动几乎无一例外地出于私人动机。此外，上文也已经展示，亚洲的贸易空间被分成由不同群体所使用的几个大区。明朝的船队剧烈地打破了这种结构，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一个亚洲政权在亚洲几乎所有海域当中展现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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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政治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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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当时使用的是何种“火器”，我们可以发现，军事领域也出现了革新。汉－蒙军队对日本和爪哇采取的行动以及朱罗帝国对三佛齐的袭击只是触动了海洋世界的局部。郑和的远航则完全不同：它清楚地证明了远离故土进行介入的可能性。中国的登陆部队在苏门答腊岛北部干预了一次当地的内部冲突，还在斯里兰卡擒获了一位反对郑和指示的当地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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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的地盘（这里指南海）之外进行干涉的前提是先进的后勤系统以及天衣无缝地控制返程航线的能力。如前所述，我们不清楚这一系统的具体面貌，但仍有一些线索可供思考：明朝在巨港、马六甲、卡利卡特等地或附近地区都保有仓库或补给站，作为所得货物的中转仓库或补给手段。有观点认为，一些地方可以和《郑和航海图》中标识出来的“官厂”或“官屿”等同。巨港等地还设有中国官员。这一切可能是表明“殖民地雏形”（这种表达无可厚非）存在的证据，至少这是区别于一般海外聚居区（像古代蕃坊一样）的一种海外存在方式。相对于我们之前观察到的现象，这一事实也许有理由被看作是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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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仍有许多问题没有确切答案。比如牵涉到数量级的问题。当时，东南亚大多数沿海地区的居民数量显然少于一万或一万五千人。当巨大的中国船队抵达一个地方，哪怕只是载有三千到四千人的十到十二艘船，当地是如何解决他们的生活供给的呢？流传的船员数量是否有误？也许相关船队的规模要小得多，或者在供给上自给自足。如果不是这样，则中国在马六甲或苏门答腊岛北部的存在岂不是一定会在当地引起压迫感？此时的马六甲不仅居民较少，而且刚从历史的黑暗中走出来。另一面，当郑和与他的手下官员见到马来半岛上各个地方的建筑主要是小木屋，他们会做何感想？也许他们会认为这些地方极端落后，因为根据当地记载，当时的中国已经拥有无数被复杂的石造防御建筑环绕的城市，修建了学校、街道、桥梁、仓库、市场和各类管理机构。但两者之间的对比，没有在史料中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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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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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巨大船队真正的作用和使命也是一个争议话题。明朝的船上确实运载着士兵，以便在危急关头实施武力进攻，这一点已为斯里兰卡和苏门答腊岛上的事件所证明。但同时，船队还运输以丝绸为主的贸易商品，返程时则购置香料、热带木材、药用物质、异国珍兽等贵重货物，以带回中国。此外，船上一直有外国使节，他们代表其君主奉上贡物，根据中国的解读方式，这是外邦正式向明朝称臣的标志。因此，郑和的船队身负多重任务，主要任务是贸易和外交上的，少部分是军事上的。在军事层面上，早期的明帝国有别于欧洲的一些后来者，这些欧洲人虽然同样追随贸易兴趣而来，但在必要时更频繁地动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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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海上势力而言，明朝在质与量两方面都占有优势，在这一观点上，学界也许是一致的。无疑，中国拥有更多的船只和人力，以及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因此，郑和的船队很可能在远洋贸易上占据了主要的份额，贸易范围不仅包括南海和印度洋东部海域，甚至还涉及经过阿拉伯海的某些航线。而沿海贸易则被留给了欧洲人等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