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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年之后，马尔代夫在西亚和东南亚之间发挥着桥梁的作用，仅凭这一点，它对穆斯林的货物交通而言就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东印度尼西亚的香料首先被运到爪哇北部或万丹，再从那里沿着苏门答腊岛西侧运输，或穿过马六甲海峡，经过亚齐抵达马累，随后到亚丁或者霍尔木兹，最终再从那里运往开罗、大马士革或阿勒颇。而且从马累出发可以直接去东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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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累的主顾当中，古吉拉特人维持的关系网范围最大。他们的交流远及孟加拉、缅甸、苏门答腊、爪哇，有时还包括盛产香料的岛屿，在阿拉伯海内部则涉及康坎、马拉巴尔各港口，直至阿拉伯半岛以及东非。但古吉拉特人维系的网络受到了葡萄牙人的威胁。一系列的战斗就在自家海岸上打响。尽管伊斯兰阵营投入了巨大的船队，比如1508年，马穆鲁克王朝动用了一整支舰队来援助古吉拉特，但最终的结果仍然有利于葡萄牙。对伊斯兰势力不利的是，葡萄牙人暂时封锁了红海的入海口，并且占领了霍尔木兹。但在另一方面，事情也有一些转机。一些对葡属印度感到失望的葡萄牙人暗中和坎贝合作，而且葡属印度本身也出具付费的通行证（cartazes），持证者可接受护送。尤其是在后来的时代，古吉拉特人从中得到了一定的好处，在莫卧儿政权入侵时，甚至还和葡萄牙人形成了某种联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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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莫卧儿帝国和南亚次大陆的大多数内陆帝国一样，对航海几乎没有兴趣，因此几乎没有侵扰沿海的统治者。但在1574年，莫卧儿帝国皇帝阿克巴（Akbar）第二次征服古吉拉特，不久收服孟加拉，驱逐居住在胡格利的葡萄牙人，于是局面似乎出现了新的动向。不仅跨印度的陆路可以更好地用于贸易目的，还有许多人支持各大伊斯兰势力共同对付葡属印度。但莫卧儿帝国在这里采取了守势，葡萄牙人的各据点仍然繁盛如前。直到17世纪，特别是在奥朗则布（Aurangzeb）治下，德里才在海岸区表现得比较积极，但这已经属于另一个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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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卧儿帝国时期，苏拉特已经超过了作为古吉拉特主要商业中心的坎贝，成了莫卧儿帝国在印度西海岸上最重要的港口。在后来的时代，和葡萄牙人竞争的欧洲西北部势力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影响。苏拉特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前往麦加的朝圣者经常在这里上船，因此这里有活跃的通往阿拉伯半岛的客运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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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法维帝国（Safawid）和奥斯曼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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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初西亚的命运主要由三股力量决定：马穆鲁克、奥斯曼和萨法维。长期的混乱之后，萨法维帝国崛起为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伊朗和高加索南部的一个区域性政权，很快就多次计划在伊朗之外进一步扩张，和多个邻国陷入了纷争。但不久以后，什叶派的萨法维帝国不得不承受逊尼派的奥斯曼帝国的反击。战争中，萨法维帝国失去了两河流域（约1530年），这意味着巴士拉也落入了奥斯曼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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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葡萄牙人占领了波斯湾出口处的霍尔木兹，萨法维帝国只能有限地参与海上贸易。但无论如何，经过霍尔木兹向西的货流还是给他们带来了利益。局面的根本性改变出现在阿巴斯一世统治时期，萨法维帝国和当时出现的来自欧洲的其他竞争者开展了合作。1622年，霍尔木兹落入英国人手中，因此更多的货物直接到达伊朗，这给奥斯曼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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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初，马穆鲁克王朝还试图援助古吉拉特人，但如今，奥斯曼人从北方不断向南挺进，导致马穆鲁克王朝自身难保。1517年，苏丹塞利姆一世（Selim I）最终完全灭掉了马穆鲁克王朝，不久，奥斯曼人又控制了北非、阿拉伯半岛上的汉志（Hijaz）和也门。也就是说，里斯本和葡属印度又面临着一个强大的敌人，它不仅统治着东地中海，还在波斯湾附近和沿红海地区施加影响。不出所料，奥斯曼人在东非以及印度西海岸多次对葡萄牙人采取行动，还支持亚齐等遥远的地方。同时，他们还推动印度洋上那些服务于其自身利益的贸易关系发展，削弱了竞争对手。这一切都增强了葡属印度与萨法维帝国开展有限合作的意图，以便遏制奥斯曼帝国的进一步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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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人的贸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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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印度洋周边地区的人群，如阿曼人、哈德拉毛人，以及某些东非人，在印度洋整体架构中只居于次要地位，我们在这里终于可以转换一下视角，更进一步地讨论葡萄牙人。葡萄牙最初的意图是把印度洋区域的胡椒和奢侈品引向好望角航线，运往里斯本，其中一个用意是削弱取道埃及和黎凡特的威尼斯。其次是为了从背后对伊斯兰势力构成威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收复失地（Reconquista）运动的继续。第三是为了寻找散落的基督徒，传播天主教信仰。这最后一个因素不容低估，我们以后将更深入地论述。可见必须强调，占领大片领土并非葡萄牙的意图，这与西班牙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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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葡萄牙人建立了许多据点，它们大多位于环西印度洋那些重要的或在战略上有利的港口城市。有些地方被他们完全占领，并建起了防御工事。从1510年开始，果阿成为葡属印度这一体系的中央所在。该体系的财政支持最初主要来自里斯本，后来它自负的份额越来越多。它收入中基本的一部分来自贸易，但也来自关税和上文提及的通行证的发放。贸易的利润取自数条航线（所谓的“carreiras”），其中最重要的是好望角航线。这些航线的经营和葡萄牙宫廷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相关，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对一般财政情况以及政治、人力等范畴的考虑之下，其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在这个领域，既有王室用来为自身利益服务的固定“路线”，也有那些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分配给特许经营者的航线。特别是好望角航线就属于第一种情况，而特许经营者的利益主要来自亚洲内部的交流。分摊在所有收入项上的亚洲内部利润按比例增加，从保护服务和关税中定期产生的进款也在增长，所以葡属印度对亚洲空间的兴趣很快自然而然地超过了对其原来的命脉—好望角航线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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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为人所引述的另外一个特点和货流相关。葡萄牙人为欧洲市场购置马拉巴尔的胡椒，所用的交换手段并不只是橄榄油、葡萄酒、水银、红珊瑚等葡萄牙或其他欧洲产品，而是非洲的黄金。在其他地方，他们同样有能力使用复杂的再分配措施赚钱，有些措施还往往符合亚洲的传统。因此有人声称，葡属印度发展成了一种“再分配”系统。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标签甚至还是正确的，只需参考跨孟加拉湾的泰米尔纺织品贸易。从这种贸易中得到的利润可以投资到中国生意中去，于是丝绸流入东南亚，东南亚的产品流向印度。我们还能零星地观察到一些不同的格局。比如远东的白银和丝绸交易不单纯是亚洲内部事务，因为向这个系统注入白银的还有美洲新大陆和遥远的欧洲（经过里斯本）。在这里，全球的各种力量共同发生作用，而明朝就像一个黑洞，从四面八方吸引着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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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葡属印度出现的地方，都存在一些机构性变化，透露出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比如埃及—波斯一翼就是如此。最初，葡萄牙人意在使货流改道至里斯本，从而打击各伊斯兰王国和北意大利各城市，因此才有我们上文所述的封锁亚丁一事。但要完全控制海运却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转而在要害位置征税，和竞争对手妥协。霍尔木兹在这方面扮演了尤其特殊的角色。此处利润极高，毕竟很快就有更多的胡椒和其他可征税的商品经过波斯湾抵达巴士拉，再从那里运往黎凡特和意大利。此外，为了遏制奥斯曼帝国，葡属印度一直和萨法维王朝保持着友好关系，因为后者所需的印度和东南亚产品也经过霍尔木兹。这些不同的局势虽然意味着葡属印度背离了实现广泛垄断的初衷，但因为避免了不必要的战争，最终似乎反而更节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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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观察可以补充上文所勾勒的图像，它们不仅表明了各种变化，而且还揭示了葡萄牙体系更细化的做法，这再次展现了其灵活性。我们在这里至少还需要列举某些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果阿的垄断计划落空，而且在发放通行证的调节措施框架下，妥协成为可能，这惠及了穆斯林群体，尤其是古吉拉特商人。于是，伊斯兰势力的贸易变得更强，如亚齐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经过马累的商贸即是一例。由此，不管是否愿意，葡属印度在区域和跨区域的层面上都促进了整个亚洲贸易空间的复苏。但它的中心仍然在印度洋的西部领域。在这里，我们最容易感受到多种内部转变。该地以东，特别是在南海与东海所在区域，葡萄牙完全走了另一条道路。在那里，它已不像在斯里兰卡以西地区一样鹤立鸡群；如果这里有佼佼者的角色，那么大概应该由福建人充当。而且从16世纪中叶，或稍后时期开始，最大的利润显然来自日本和爪哇之间的地带，而不再来自西印度洋。对许多人而言，葡萄牙人活动的重心正在东移。确实，如果有增长数据，它们很可能会表明，福建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在南海及东海的贸易活力，要比在阿拉伯海、波斯湾和红海的贸易活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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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葡属印度也经历了各种影响其方针的内外危机，同时也存在关于原则的争论，比如内部结构改革等。此外，在16世纪后半叶，我们可以发现里斯本很快就对巴西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超过了对亚洲附属地区的关注。最后，葡萄牙在亚洲的教会事务上一直固守其立场，但此时宗教事务的表决却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而且还出现了类似社会变革的现象。葡属印度体系在17世纪开始衰落，这显然更多并非由于内部问题，而是因为它灵活而成功的组织结构引发了荷兰人和英国人极大的嫉妒，进而用极端的暴力去对抗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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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 第二节 明朝国家航海活动与葡属印度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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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头、军事、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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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本节将探讨15世纪初明朝国家航海系统和葡属印度之间的异同。对这一内容的阐释可能会指出两者之间的延续或断裂。让我们从动机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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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能想起，葡萄牙最初的目标之一是建立一种寡头统治，但这从来没有实现过。要实现垄断，葡属印度还过于弱小，即使在权势鼎盛之时，它也只拥有数十艘船，定居亚洲的葡萄牙人也只有一万到两万。而在明代早期的航海活动中，我们很难证明存在类似的寡头构想，但史料里中国船只那极具压迫感的数量也许意味着类似的构想。在某些领域实行垄断的想法，也许存在于潜意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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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战略上重要的地点和地区，这两个体系都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马六甲、苏门答腊岛北部、卡利卡特和科钦、马尔代夫、霍尔木兹和亚丁。葡萄牙人征税或力求实现全面控制，但他们不能永远成功，也没能到处如愿。中国满足于朝贡关系或名义上的臣服，但这也只是一方之见，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进贡者如何看待中国。显然，明朝也维系着有官方代表驻扎的据点。但和葡萄牙治下的一些地方不同，中国的这些贸易分部无论具体形态如何，均不需建立军事防御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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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意图之外，中国和葡萄牙都有对扩张的追求。我们可以设想，两国追求扩张的方法其实是一种大范围的夹击战略。根据某一观点，明帝国把目光对准了帖木儿帝国，因此试图通过和霍尔木兹接触，绕到其后方，如果明朝视帖木儿帝国为盟友，那么该行为的目标就是蒙古人的后方。在葡萄牙的算计之中，霍尔木兹所起作用的性质虽然与此不同，但也扮演着核心的角色。此外，葡属印度还试图抑制经过红海的货流，希望以此在“咽喉”处削弱穆斯林竞争对手。但结果证明，这个愿望并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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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列强之所以有能力在亚洲立足，占据远东贸易的一部分并获取据点，是由于其技术优越性。这是一条众所周知的论据。装备大炮，便于驾驶的船只，探索大西洋世界过程中获得的全面的航海知识，都可算是它们手中重要的王牌。但我们在下结论时必须谨慎，因为在军事上，葡萄牙人和其他欧洲人并非在任何地方都胜过亚洲人。16世纪初有足够多的报道说明，中国沿海船队非常善于应对葡萄牙人与荷兰人的船只。事实证明，欧洲人的据点绝非不可战胜，比如17世纪的荷兰人就在台湾遭遇了失败。因此，把扩张能力单纯归结于军事优势并不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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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初明朝的国家船队呈现的是一幅局部不同的画卷。和其他船只相比，如果论及船队的强大，则中国船无疑具有优势，特别是在数量上。可是我们对船上的武器装备一无所知，但有证据表明，郑和在远离故土的情况下仍有军事干预能力。至于当时是否像葡萄牙时代那样出现过海战，相关记载没有流传下来。因此，总体来看，中国在技术上的优势地位或许不如之后的葡萄牙人那么突出。最后，中国主动退出了航海，没有经历军事挫折，但17世纪的葡属印度却被其欧洲敌人严重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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