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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即将临头。危急之下，阿喀琉斯同意让部下参战。他的爱卒、朋友帕特洛克罗斯穿上他的铠甲，假扮成主帅带军出征，但被特洛伊第一勇士赫克托耳杀死。阿喀琉斯盛怒。他运用神力穿戴新铠甲，杀死了赫克托耳，并把他的尸体系在战车上，拖着这个倒地不起的英雄回到希腊兵营，向众神和凡人展示他已为帕特洛克罗斯报仇雪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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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伊利亚特》的结局，一个骄傲逞豪、血腥暴力的残忍故事。这一材料虽然不那么让人痛快，但在荷马手中变成了有血有肉饱满的故事。尤其是对赫克托耳和妻子安德洛玛刻告别、被阿喀琉斯杀死的刻画，饱含辛酸，让人难以释怀。赫克托耳预见了死亡和灾难，但仍勇敢无惧直面命运。因为他是一个英雄，不管前方是吉是凶，都要谨遵武士操守。死亡是人生的终点，或早或晚，人人都要面对。最要紧的是英勇地活着，无惧无畏，从不退缩，随时为捍卫荣耀而战，随时准备勇敢面对死亡。这些都是英雄生涯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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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种理想为标尺，荷马的神祇缺乏英雄的姿态。从定义上来说，他们有永生不灭之躯，不用为逃脱死亡付出代价。但在荷马的笔下，这些神没有任何尊贵可言。他们为鸡毛蒜皮的事情吵个不休，将斗士玩弄于股掌之上。在他们背后，命运森然若现，比男男女女、比高高在上的神都要大。不管人神有何希冀、作何筹划，命运总是如期而临，让永生的神或凡人意料不到、愿望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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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德赛》是一个魔法历险传奇故事。主人公奥德修斯从特洛伊返程途中经历了各种奇遇。他在海上遭遇风暴，船只失事，与巨人术士相会。返乡后，发现多名要人显贵争着向妻子珀涅罗珀求婚，但妻子不为所动。见此情景，奥德修斯悄然回到家中，挽强弓将这些求婚者杀死在餐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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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之死 这个坛子于公元前750年左右制作于雅典，目的是纪念一位荷马史诗般的英雄。坛子上部中间位置是英雄尸首，悼念者站立两侧。下方的战车和长枪兵已做好出战准备。该坛制作工艺不佳，与当时希腊所处的黑暗时代相称。但其表现的英雄价值观正是希腊文明的典型特点，已被制作装饰这个坛子的匠人视为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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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伊利亚特》所用素材相比，贯串于《奥德赛》中的旅行传奇出现的时间要晚得多。一些学者据此认为，《奥德赛》成诗时间要晚于《伊利亚特》，不是荷马作品。但古代传统认为这两部史诗均为荷马所作。现代研究“荷马问题”的学人认为，同一个作者寻找新素材，创作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截然不同的作品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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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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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对作者有何争论，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自面世以来就一直是文学杰作。据传荷马双目失明，和前人一样使用口头创作。但荷马离世后不久，希腊人从腓尼基人那里学会了如何书写，遂将荷马诗作记录成文。当然，这里面会有一些修正改动。荷马逝去200年后，两部史诗的官方文本在雅典确定，传阅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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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史诗对后世希腊人的影响之大难以尽述。这两本书之所以被称为“希腊《圣经》”是有充分原因的。在过去，男孩们在学校里要背会这些诗句。荷马英雄人物人尽皆知。即便到了现在，在整个西方世界，对荷马史诗的引用都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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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的观点塑造了希腊人的思想。每一个希腊人都对荷马诗句耳熟能详，对神的行为有特定看法，祭司便不能重新阐释神学教义。这样一来，有思想的希腊人完全放弃了传统宗教。希腊哲学大门由此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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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抽象思想只对少数人有吸引力，但荷马的英雄理想深植于古典希腊社会，使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耳濡目染。崇尚暴力和一意孤行，勇气和狡诈，对功利的精明谋算和天真欢悦，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荷马定义的英雄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特质和态度受到一代又一代人尊崇，为希腊文明定下了特殊基调。简而言之，殚精竭虑超越对手占据了希腊人的头脑。怯懦、耐心、屈服不在希腊美德之列。希腊人的这些观点看法大多受荷马影响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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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城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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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在中东无人能敌，希腊城邦雄视四邻。希腊的政治制度与中东发展成就形成深刻对比。这种制度与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的官僚运转、税收维持的皇室政府截然不同，与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幅员辽阔、帝制一统的官僚结构更有天壤之别。在希腊土地上，小城邦林立，相当一大部分成年男性积极参与政治与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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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全盛期，每一个城邦都由城市和周边疆土组成，以法立邦，依法执政。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参与城邦管理。女人、孩子、奴隶和外国人常被排除在外。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贫穷的男性也遭到排斥。每一个城邦都有公共事务中心，通常设在安全、有水的地方，如山顶上。这样即便遭遇数天或数周围攻，参与议事者仍能存活。时间一长，这些要塞变为城堡，下面建有城市。但在最初，城邦只是一个行政单位，不是手工艺和商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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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伊奥尼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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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完备的城邦沿小亚细亚爱琴海岸，在伊奥尼亚人中发展起来。伊奥尼亚人在多利安人入侵时逃出希腊大陆。在黑暗时代，统治希腊大陆的是贵族主导的部落理事会。这些人也组建了城邦。不过，他们的城邦比爱琴海诸岛形成的这种新政治机构要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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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洋渡海前往伊奥尼亚的路途中，部落和其他传统纽带遭到破坏。逃到伊奥尼亚的人可能来自希腊各地。初来乍到，自然问题不少，需要多方帮助，没有挑挑拣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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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之下，古典城邦诞生。移居伊奥尼亚的人在法律规则和选拔领导人程序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并承诺只要领导人按规矩办事，他们就会言听计从。这一安排形式起源于为作战队伍制订的纪律惯例。但在伊奥尼亚人眼中，不只是士兵要遵纪守法，家庭成员也概莫能外。定下的规矩不仅适用于战事，还应成为永久安排。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伊奥尼亚移民者同意制订永久性法律，而非暂时性规定。所以，这样的群落不再是作战队伍，而是政治联盟——城邦（英语“政治”一词即源于“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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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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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二三百年前，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建立了另一种政治联盟。这种联盟的协议基础与伊奥尼亚人不同。希腊伊奥尼亚人是彼此之间达成协议，而以色列人是与上帝订立契约，承诺遵守摩西从西奈山上传回的上帝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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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早期希腊人也不认为律法是自己制订的。在他们看来，良法应永久地发挥作用，不应变更。但希腊人没有通过祈求神灵找到这样的法律付诸实施。因为他们的神灵就是荷马史诗中的神灵，而这些神灵秉性凶恶，反复无常，互相倾轧，戏弄人类。因此，希腊人没有求助于神，而是坚信智慧仁爱之人能运用自己的力量，发现良法。这样的法律与事物本质相契合，指引日常行为思想，决定真正、真实的人性。良法之下，万物欣荣。良法创造公正平和，促进团结协作。良法之惠不仅施于人类，还上达诸神，下及自然物体和自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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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大陆，城邦法律和政府一开始并没有取代部落组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地方首领的传统权威继续施加影响，没有必要制订成文法律。但当穷人极力抱怨为富不仁时，地方行政官觉得把拟定的习俗惯例写下来不失为明智之举。因此，到公元前600年左右，希腊大陆部落开始借鉴伊奥尼亚模式，实施城邦之治，设立地方行政官，制订法律，规定不分部落亲缘关系和当权者的个人喜好，所有公民均应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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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前560年左右时，伊奥尼亚城市落于吕底亚王克罗伊斯之手。后来，克罗伊斯败给了波斯王居鲁士大帝。因此，伊奥尼亚城市又成了庞大波斯帝国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他们要向波斯王纳贡，派工匠远涉波斯波利斯，为大流士一世的宫殿塑造雕像。与此同时，一位希腊船长受大流士一世之命前往印度河探奇猎宝。换言之，伊奥尼亚希腊人似乎即将成为多民族波斯帝国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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