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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洋渡海前往伊奥尼亚的路途中，部落和其他传统纽带遭到破坏。逃到伊奥尼亚的人可能来自希腊各地。初来乍到，自然问题不少，需要多方帮助，没有挑挑拣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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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之下，古典城邦诞生。移居伊奥尼亚的人在法律规则和选拔领导人程序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并承诺只要领导人按规矩办事，他们就会言听计从。这一安排形式起源于为作战队伍制订的纪律惯例。但在伊奥尼亚人眼中，不只是士兵要遵纪守法，家庭成员也概莫能外。定下的规矩不仅适用于战事，还应成为永久安排。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伊奥尼亚移民者同意制订永久性法律，而非暂时性规定。所以，这样的群落不再是作战队伍，而是政治联盟——城邦（英语“政治”一词即源于“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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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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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二三百年前，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建立了另一种政治联盟。这种联盟的协议基础与伊奥尼亚人不同。希腊伊奥尼亚人是彼此之间达成协议，而以色列人是与上帝订立契约，承诺遵守摩西从西奈山上传回的上帝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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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早期希腊人也不认为律法是自己制订的。在他们看来，良法应永久地发挥作用，不应变更。但希腊人没有通过祈求神灵找到这样的法律付诸实施。因为他们的神灵就是荷马史诗中的神灵，而这些神灵秉性凶恶，反复无常，互相倾轧，戏弄人类。因此，希腊人没有求助于神，而是坚信智慧仁爱之人能运用自己的力量，发现良法。这样的法律与事物本质相契合，指引日常行为思想，决定真正、真实的人性。良法之下，万物欣荣。良法创造公正平和，促进团结协作。良法之惠不仅施于人类，还上达诸神，下及自然物体和自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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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大陆，城邦法律和政府一开始并没有取代部落组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地方首领的传统权威继续施加影响，没有必要制订成文法律。但当穷人极力抱怨为富不仁时，地方行政官觉得把拟定的习俗惯例写下来不失为明智之举。因此，到公元前600年左右，希腊大陆部落开始借鉴伊奥尼亚模式，实施城邦之治，设立地方行政官，制订法律，规定不分部落亲缘关系和当权者的个人喜好，所有公民均应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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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前560年左右时，伊奥尼亚城市落于吕底亚王克罗伊斯之手。后来，克罗伊斯败给了波斯王居鲁士大帝。因此，伊奥尼亚城市又成了庞大波斯帝国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他们要向波斯王纳贡，派工匠远涉波斯波利斯，为大流士一世的宫殿塑造雕像。与此同时，一位希腊船长受大流士一世之命前往印度河探奇猎宝。换言之，伊奥尼亚希腊人似乎即将成为多民族波斯帝国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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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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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琴海彼岸发生的事情最终将这一希腊人被中东文明同化的趋势逆转。埃维亚岛上有两座城市——哈尔基斯和埃雷特里亚，他们为争夺两城之间平原控制权长期征战。战争中，一种新的军事队列得以完善。这种队列名为“方阵”，对希腊语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军事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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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阵的构想很简单。重装步兵排在一起，纵深为八列。每排士兵肩并肩排成密集阵线，右手持矛，左手持盾，保证自己手中的盾牌能对右手边的战友起到保护作用。将军一声令下后，每个士兵都开始向前跑，尽可能保持紧密队形不乱。当这样一种聚合威力的队形遭遇组织松散的敌军时，方阵中每名士兵将矛尖刺向前方，形成冲锋动能，轻轻松松就能把敌人击得溃不成军。战马即便能闯过一列矛尖，也无法突入接下来的七列重装步兵挺出的长矛。而且，方阵士兵只有眼部一小块没有铠甲保护，箭击几无大碍。一个战士倒下，行列后一个迅速填补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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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希腊人发现训练有素的方阵具备优势后，战争性质开始发生改变。马背上的贵族不再主导战场。虽然骑兵仍然能够追上落单的敌兵，让其束手就擒，而且在敌军方阵没有配置骑兵防卫侧翼和后方的情况下，骑兵还能在战争打响之前和进行之中发挥威力，但不再能打赢战争、坚守阵地。胜利成了披坚执锐的步兵方阵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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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训练有素的方阵可决敌制胜，而且在铁器时代，铠甲、盾牌和长矛又比较廉价，因此每一位体格健全的公民都要在年轻时苦练长矛作战和队列奔跑出击法。这种训练创造了一种不太近乎情理，却又十分强烈的归属感。为保持队列整齐紧密，年满18周岁的男性公民都要去训练场集训。在那里，城邦青年站成长长的一列，随节奏大声呼喊，希腊人称之为“唱赞歌”，一直喊到所有人都能合上拍子。下一项是披挂全身铠甲，一齐往前跑，有时是全速奔跑，有时要慢一些跑以维持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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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参加过军训的人都知道，让一大群人保持步调一致该有多难。和别人一起有过载歌载舞经验的人也知道，众人跟着同一节奏同舞是一种多么强烈的体验。人类的祖先很可能在每次打到猎物、用完美餐后，都要和伙伴一起跳舞，大声快乐呼喊。这种行为能激发潜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同伴情谊。大规模、有节奏的运动对参与者有极为强烈的影响，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现代军队，密集队形操练、仪仗队的嘹亮乐声能创造集体荣誉感。而在那个时代，当人们意识到，个人生死和城市兴亡都有赖于方阵中的每一人能否保持队形时，这种有节奏的运动所产生的情感影响远比今天的列队行军要大。因为，今天的列队行进与战斗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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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阵战斗 在古希腊，战争胜负取决于重装步兵能否在冲锋时保持队列不乱。整支军队站成八列，士兵互相紧挨，形成坚不可摧的盾墙。尖厉的号角声中，军队齐声呼喊，跑步冲向前，以威力压倒敌军。如果初次冲锋未能挫败敌军，每人要严守自己所在方位，使用长矛决战。最终，肯定有一方溃散而逃，另一方宣布战事告捷。要在开阔地带跑步冲锋且保持盾墙不散，必须经过艰苦训练。从这个瓶绘上，可以看出，前一列向前迎战，后一列迎着号角声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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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人类最原始的体验直接被迅猛激烈、需要调动肌肉力量的战斗所激发。在准确把握时机刺出长矛、亮出剑刃之间，生死胜败已定。这种格斗形式是远古猎人技艺的再现。在战斗中，人们生死与共，联系紧密。个人安全和集体胜利都有赖于每个人保持队形，勇猛迎敌，把敌军击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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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阵激发的情感凝聚力很快颠覆了盘踞在希腊所有主要城市的贵族政治权力。士兵不再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这意味着，富人不能再夺走穷人的土地。因为，如果公民一贫如洗，就没有钱买装备参加方阵作战，导致城邦方阵规模太小，无力防范邻邦，灾难即将临头。因此，为加强防御，很有必要遏制公民之间的不平等现象。这种防御上的需要很快激起强烈回应，给希腊人生活打上了独特印记，与中东情况迥然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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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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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倾全社会之力、适应方阵之需的极端例子发生在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主要城市——斯巴达。公元前610年左右，斯巴达人与邻邦麦西尼亚殊死搏战。为击败敌人，斯巴达推出新法，规定斯巴达人人平等。还规定，所有男孩，只要年满7岁，就要离家接受严格训练。20岁时，被征入特殊兵营，参加模拟战斗。30岁时，准予回家和妻子团聚。但只要不满60岁，只要斯巴达方阵征召，就应该服兵役。后世认为，这些法律可追溯到远古时代，由一个叫莱克格斯的神话人物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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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法律制度起到了实效。斯巴达人不仅打败了麦西尼亚，还一跃成为希腊最强大的城邦。斯巴达方阵训练有素，有精兵锐卒，无人能敌，但代价不菲。斯巴达公民除了参战备战，无事能做。为填饱肚子，他们强迫战败的麦西尼亚人（现称为“希洛人”）为他们种地耕田，将过半粮食交给斯巴达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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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个世纪里，斯巴达政体没有再发生变化。公民为赢得战争而接受训练，在家中蓄养希洛人，在相邻城邦建立傀儡政府。斯巴达还与伯罗奔尼撒半岛几乎所有城市订立盟约，规定凡斯巴达有战，每个加盟城邦都应派兵援助。如其不然，各城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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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斯巴达人从未战胜对希洛人叛乱的恐惧。实际上，“平等人”变成了驻扎在自己土地上的职业军人。斯巴达严苛的组织纪律压制了一切不满抱怨。他们从来不敢发生激烈争执，害怕弱化自己在希洛人面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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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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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希腊另一城邦——雅典了解甚多，发现他们对方阵的态度不是那么极端，但方阵仍然产生了巨大影响。和其他城市一样，雅典也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贫者负债，可能失去土地，卖身为奴，无法武装自己，为方阵服军役。这一问题极其严峻，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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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94年，梭伦出任执政官，被赋予修改法律的特别权力。他免除债务，认定因债为奴属于非法。按照每年粮油产量划分公民等级，并界定每一阶层在战争和平中应有的权利和义务。除赤贫阶层外，所有公民都有权投票选举地方法官。但该法官人选必须来自较富裕阶层。另外，梭伦还允许普通公民组成大陪审团，审查地方法官所做的司法裁决，如有必要，可以驳回该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