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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个世纪里，斯巴达政体没有再发生变化。公民为赢得战争而接受训练，在家中蓄养希洛人，在相邻城邦建立傀儡政府。斯巴达还与伯罗奔尼撒半岛几乎所有城市订立盟约，规定凡斯巴达有战，每个加盟城邦都应派兵援助。如其不然，各城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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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斯巴达人从未战胜对希洛人叛乱的恐惧。实际上，“平等人”变成了驻扎在自己土地上的职业军人。斯巴达严苛的组织纪律压制了一切不满抱怨。他们从来不敢发生激烈争执，害怕弱化自己在希洛人面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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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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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希腊另一城邦——雅典了解甚多，发现他们对方阵的态度不是那么极端，但方阵仍然产生了巨大影响。和其他城市一样，雅典也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贫者负债，可能失去土地，卖身为奴，无法武装自己，为方阵服军役。这一问题极其严峻，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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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94年，梭伦出任执政官，被赋予修改法律的特别权力。他免除债务，认定因债为奴属于非法。按照每年粮油产量划分公民等级，并界定每一阶层在战争和平中应有的权利和义务。除赤贫阶层外，所有公民都有权投票选举地方法官。但该法官人选必须来自较富裕阶层。另外，梭伦还允许普通公民组成大陪审团，审查地方法官所做的司法裁决，如有必要，可以驳回该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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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改革让雅典城邦权力从贵族和富裕阶层转移到普通农民和方阵士兵身上。正是后者保证了这个城市的福祉繁荣。因为，没有一支强有力的方阵，谁都得不到平安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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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梭伦改革未能阻止雅典人之间的激烈争执。下一代中的首要政治人物是一名大贵族，名叫庇西特拉图，他在雅典和墨伽拉两个城邦争夺萨拉米斯岛统治权之战中崭露头角。公元前565年，战争结束，雅典取胜。此后不久，庇西特拉图控制雅典。他将梭伦制订的法律付诸实施，或者说是表面迎合。他满足于从幕后操纵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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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西特拉图施惠于贫穷公民，让他们帮助自己对抗其他贵族。他把田地分给亲信，鼓励种植葡萄、橄榄，发放低息贷款，使他们能够撑过种植和第一次收获之间的困难。他还积极兴建殖民地，缓解雅典人口拥挤，发展黑海地区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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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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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城邦能开发出人的能量。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一创举空前绝后。一个普通平凡的男性公民能够感觉到城邦就是自己的延伸。他和城邦结成一体，休戚与共。人们从来没有感受过政治共同体与个体之间的同一性。城邦需要每个公民贡献时间、财富和服务，因此公共事务优先于私人事务。城邦让人们感到，有了良法，再加上自身努力，就能达成夙愿，同时保持自由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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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人们转变行为方式，适应城邦精神。巨富不被认可。炫富夸饰被视为蛮族行径。富者布施财富，让公共宗教庆典办得更壮观，或者捐助城邦公共事业。但若用于私利，则为人不齿。不论贫富，私人生活领域局限于城邦之中。不论是去方阵服兵役、参加公民集会和宗教庆典，还是议短论长，都吸引着每位男性公民的目光。但女性被严格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外邦奴隶以及各种陌生人都没有公民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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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卫城 在古希腊，农民需要安全避难场所，以避开海盗和陆上两面突袭，于是选址建造防御工事。此后不久，他们习惯性聚在这里解决宗教、政治、经济等其他事务。由此，要塞变成中心，古典城市环绕而建。在这幅图中，我们可以看到，雅典人在这座嶙峋多石的小山上建造了避难所或“卫城”，字面意为“高城”。主体建筑是雅典守护女神——雅典娜神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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僭主、殖民地和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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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方阵训练把农民转化成了热情参与的公民，但希腊仍面临几大严峻问题。人口不断快速增长是首要问题。农民生养几个孩子后，就要把土地平均分配。但是一块土地仅能养活一家人。一家之主既想武装自己，参加方阵，又想养活三四个新组建的家庭，显然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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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才已经了解到，在雅典，庇西特拉图靠贫苦公民的支持掌权。其他一些城市也拥戴一人执政。希腊人将这些新贵称为“僭主”。后来这一词也用来形容邪恶暴虐的统治者。在希腊一些城市，僭主虽然从政治对手那里夺得土地，重新分配给亲信，但无力解决经济问题。因为，土地重新分配后不久，人口继续增长，抵消了此番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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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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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应对“食众地寡”问题的第二个办法是人口迁移。伊奥尼亚在这方面做了表率。从公元前750年起，伊奥尼亚人殖民黑海海岸、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后来，希腊大陆其他城市也纷纷仿效，将上述沿海地区变成希腊殖民地。每个殖民地变成了新的城邦，与母城仅以感情纽带相连。每座城邦都有自己的法律和政府。殖民社群通常临肥沃农田而设，以满足自身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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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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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殖民定居点兴旺发达，为贸易创造了可能。富裕的殖民地用余粮及其他产品换取葡萄酒、油料和制造品。此外，这些殖民地也在希腊和内陆多个蛮族之间扮演中间人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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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庞大的工匠阶层在有地理之便、适合发展手工贸易的城市兴起。希腊商人驾船出海，往来于爱琴海、黑海和地中海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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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在贸易发展中有利益关系。因为，希腊城市出口的最重要商品是葡萄酒和油料。跟很久以前的米诺斯时代一样，这些出自希腊土地的珍品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销售紧俏。地方首领和地主争相用粮食、鱼类、金属、木材或其他原材料换取葡萄酒和油料。而进口的粮食和鱼类为希腊增长的人口提供了食物；进来的木材和金属为希腊船匠和手工店铺提供了保持贸易运转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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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交易模式与盛行于中东的经济模式有根本区别。在中东，农民进入市场的机会很少，交易量也很小。中东城市从乡村收取租税获得食物，但几乎没有送回任何商品作为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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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的希洛人和中东农民处于相同的经济地位。但在古希腊商业贸易活跃地区，不存在这种受压迫的农村阶层。恰恰相反，拥有小规模田产的农民一直都是理想的城邦公民，即便他们在某一时间段、某一区域人数较少时也不例外。手中没有田产、依靠贸易糊口，尤其是那些靠手艺吃饭的人常遭人鄙视，没有公民应有的尊严。奴隶承担了大部分苦差事，没有公民权利的外邦人多做手艺活，而公民仅仅在穷不得已时才干这些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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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开拓活动的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