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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几乎遍及整个印度。（唯有南部是特例，语言是泰米尔语。该语言变成了文学载体。）这种情况是雅利安人不断寻找新林地种植作物，再荒弃不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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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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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部分地区，雅利安人创造了一种贵族式的好战尚武的社会，这与迈锡尼很像。贵族出身的战车御者单打独斗，决意与对手一争高下。吠陀赞美诗中有一些诗句就反映了这种崇尚英雄、以暴制暴的生活。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些诗句是现存最古老的雅利安文学。如果长篇史诗《摩诃婆罗多》真实可信的话，我们从中可知，这些战车御者在征战时，没有像荷马英雄那样从战车上走下来，而是在疾驰的战车上射箭攻击。《摩诃婆罗多》全诗围绕两大部落之间的武装争斗故事而讲述。不过，在这一英雄框架之外是大量教人虔诚信仰的训教和传说，以揭示某一寓意，或阐明一些地方风俗、宗教活动。很显然，宗教专家从世俗游吟诗人那里获得素材，又添加了不少别的材料，以丰富原有主旨。但不容置疑的一点是，《摩诃婆罗多》中的战争场景很可能反映了雅利安贵族和战车御者所熟知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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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器流行后，战车不再主导战场。但在随后很多个世纪里，战车仍在典礼仪式上发挥重要作用。骑兵也参与战争，但似乎从来没有成为重要军事力量。印度气候炎热，不利于马生存繁衍，因此常从域外引进马匹。这限制了骑马作战的武士数量。因为，从印度北部一路绵延而来的山道漫长艰险，而通过海路运输马匹既费事又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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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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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出现的一大变化是，大型集权君主国在恒河流域崛起。这是怎么发生的，甚至说国家建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仍然不为人知。我们可以猜测，铁制工具使用后，清理丛林、开垦新地变得更加容易。我们也知道，恒河流域的主粮是大米，而不是印度河流域的小麦和大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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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种植大米，必须修建灌溉工程，精心准备田地。恒河冲积平原平坦湿润，非常适宜种植大米。在这种地形上巧妙布以沟渠堤坝后，就能随心所欲地控制供水。稻米生长时，可以把稻田置于浅水之下。成熟后，把水抽干，便于收获。只要建了沟渠堤坝，一年两熟就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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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还不确定，这种集约式稻米种植方式是如何在恒河流域形成的。时间应该不会太长。要不然的话，肯定能在该地区找到古代城市留下的一些痕迹。当然，一些考古新发现可能证明上述推测不实。但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我们最好还是假设，大米种植是在公元前1000年后不久在恒河流域确立下来的。过了几代人之后，恒河流域国家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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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800年左右，讲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在恒河流域建立了强大的君主国。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假设，在大米种植确立后几代人的时间里，摩揭陀王国、拘萨罗王国等政权形成。稻农不可能因为躲税而搬走。为了种好稻田已经投入太多人工修建合适的沟渠堤坝水闸。与此同时，稻农也有能力交出一大部分收成。稻田产量高，一个家庭只要肯下力气，就能收获超出自己营养所需的产品。有了这样可靠的税收来源，统治者、士兵、管理者、工匠，以及其他所有与城市和文明社会相关的专业人士就能迅速出现。这似乎就是恒河流域发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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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地区兴起的城市和国家将文明生活注入一种真实的社会环境中。这种环境与原有雅利安文化和古印度河文化中心——印度河流域存在显著差别。造成这一差别的主要原因是印度的季风气候。后世印度文明的某些特质就是对这一气候特点的反映。比如，印度在种植时间上不存在模糊、不清楚现象。只要雨季来了，就能播种栽培。这种情况很可能促使印度人把世界看成是一场循环不止的戏剧，或者是同一经历的重复再现。在印度，时间和特定的时刻似乎无关紧要。而在中东，农民总在为何时播种而忧虑，他们需要制订精确的历法，避免犯错遭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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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帝国和宗教 这些石狮子曾高踞于印度鹿野苑21米的柱子上，是皇权的象征，为歌颂阿育王的丰功伟业而建。公元前269年至公元前232年间，阿育王统治了印度大部分土地。但在统治早期，他曾投身数场恶战。胜出后，皈依佛教，弃绝杀伐，视其为恶。这尊雕塑即是他信仰佛教的明证。狮爪下有轮，象征佛祖讲经弘法中，疲惫的灵魂得到解放，不断重生。柱端展现的宫廷文化的优雅和尊荣充分证明印度宗教超凡脱俗、专注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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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制政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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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能假设，恒河流域新王国逐渐建立起了官僚制国家机构，设立了行政人员、税吏、士兵，出现了一大批商人工匠，武装并养活了统治阶层。公元前800年左右，西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海上贸易成为常态。如果恒河流域国王想要弄清楚如何通过官僚制政府扩大权力，可从往来于中东的贸易商那里得到一些启示。这些商人对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的政府运转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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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恒河流域所有王国中，摩揭陀国力最强，最终崛起为帝国，版图覆盖北印度绝大部分地区。但在这之前，拘萨罗等王国分恒河流域而治，并将国土扩展到相邻区域。这些王国互相争斗，开疆拓土，将那些组织比较松散、不能抵御恒河流域国王精兵强卒的民族纳入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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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区变革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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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其他地方，没有发生相对快速的社会政治变革。印度河流域仍在雅利安部落或部落组群的控制之下。这些人以迁徙农业和放牧为生。南印度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很久之后这里才出现稠密人口和强权政治单位。原因可能是，这里有足够的土地供放牧、狩猎、采集、刀耕火种，因此不需要发生多大变革依然能维持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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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可能是阻碍印度人口增长、制约发展水平的一大因素。温暖气候容易滋生多种致病微生物，而一年之中有几个月温度降到冰点以下的地区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从寒冷气候迁到温暖气候下的人和动物往往容易因自身免疫力不足而患病。移民人数增多后，新的“热带”疾病会给这些移民带来毁灭性打击。但只要人类群落保持稀疏状态，就能抑制疾病传播。原因很简单，传染病宿主减少，人际传播次数减少，发病率就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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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如果说疾病是导致早期印度人口稀少的重要因素，那么很显然，恒河流域诸王国要想崛起，必须发展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且，这些人要对地方传染病有一定免疫力，能在人口稠密的定居区里生活。也许雅利安人到来之前的原住民在这方面具备优势。他们在季风气候的特殊条件下生活时间较长。另外，古代印度文化的一些方面似乎与早期雅利安文学表达的态度相左。所以，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条结论：在古印度，原住民的观点和价值观保存了下来，导致上述分歧产生。但因为我们对原住民一无所知，也只能是猜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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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确定的是，在古印度社会里，众多族群在一地相安无事，且各自保留独特的生活方式。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印度社会由种姓组织而成。每一种姓都有特殊的风俗习惯、制度规则，与其他种姓鲜明有别。“种姓”这一概念对西方人来说非常陌生，我们将对其做出细致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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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姓——古印度第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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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追溯到有文字记录的时代，印度社会一直是由种姓组织而成。种姓对一个人的过去和现在至关重要。每个人见面时，第一件事就是确定对方种姓。有了这条信息之后，就多多少少知道了应做出什么样的行为，不用经历纠纷或摩擦就能做成手头上的买卖。相比而言，一个人所属的国家或王国就微不足道了。除国王税吏外，没有人在意国家体制。当然，他们两种人也各有自己归属的种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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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印度种姓是一群人食就一处，内部通婚，不与外种姓羼杂。因此，种姓身份靠世袭而得。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每一成员都带有一定标记（一般在前额上），以亮明种姓归属。种姓的形成极其灵活。如果一群陌生人出现后，别的人都拒绝与其共餐、通婚，那么这群陌生人就能变成一个种姓，无论个人愿意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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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现代种姓与职业相关。如果有新的工作出现，如驾驶、维修汽车等，那么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可能会组成一个种姓。因为，别的职业种姓群体把这种人当成局外人，不愿让他们进入自己的圈子，所以他们只好吃在一起，群内婚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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