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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能假设，恒河流域新王国逐渐建立起了官僚制国家机构，设立了行政人员、税吏、士兵，出现了一大批商人工匠，武装并养活了统治阶层。公元前800年左右，西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海上贸易成为常态。如果恒河流域国王想要弄清楚如何通过官僚制政府扩大权力，可从往来于中东的贸易商那里得到一些启示。这些商人对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的政府运转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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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恒河流域所有王国中，摩揭陀国力最强，最终崛起为帝国，版图覆盖北印度绝大部分地区。但在这之前，拘萨罗等王国分恒河流域而治，并将国土扩展到相邻区域。这些王国互相争斗，开疆拓土，将那些组织比较松散、不能抵御恒河流域国王精兵强卒的民族纳入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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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区变革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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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其他地方，没有发生相对快速的社会政治变革。印度河流域仍在雅利安部落或部落组群的控制之下。这些人以迁徙农业和放牧为生。南印度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很久之后这里才出现稠密人口和强权政治单位。原因可能是，这里有足够的土地供放牧、狩猎、采集、刀耕火种，因此不需要发生多大变革依然能维持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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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可能是阻碍印度人口增长、制约发展水平的一大因素。温暖气候容易滋生多种致病微生物，而一年之中有几个月温度降到冰点以下的地区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从寒冷气候迁到温暖气候下的人和动物往往容易因自身免疫力不足而患病。移民人数增多后，新的“热带”疾病会给这些移民带来毁灭性打击。但只要人类群落保持稀疏状态，就能抑制疾病传播。原因很简单，传染病宿主减少，人际传播次数减少，发病率就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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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如果说疾病是导致早期印度人口稀少的重要因素，那么很显然，恒河流域诸王国要想崛起，必须发展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且，这些人要对地方传染病有一定免疫力，能在人口稠密的定居区里生活。也许雅利安人到来之前的原住民在这方面具备优势。他们在季风气候的特殊条件下生活时间较长。另外，古代印度文化的一些方面似乎与早期雅利安文学表达的态度相左。所以，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条结论：在古印度，原住民的观点和价值观保存了下来，导致上述分歧产生。但因为我们对原住民一无所知，也只能是猜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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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确定的是，在古印度社会里，众多族群在一地相安无事，且各自保留独特的生活方式。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印度社会由种姓组织而成。每一种姓都有特殊的风俗习惯、制度规则，与其他种姓鲜明有别。“种姓”这一概念对西方人来说非常陌生，我们将对其做出细致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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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姓——古印度第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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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追溯到有文字记录的时代，印度社会一直是由种姓组织而成。种姓对一个人的过去和现在至关重要。每个人见面时，第一件事就是确定对方种姓。有了这条信息之后，就多多少少知道了应做出什么样的行为，不用经历纠纷或摩擦就能做成手头上的买卖。相比而言，一个人所属的国家或王国就微不足道了。除国王税吏外，没有人在意国家体制。当然，他们两种人也各有自己归属的种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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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印度种姓是一群人食就一处，内部通婚，不与外种姓羼杂。因此，种姓身份靠世袭而得。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每一成员都带有一定标记（一般在前额上），以亮明种姓归属。种姓的形成极其灵活。如果一群陌生人出现后，别的人都拒绝与其共餐、通婚，那么这群陌生人就能变成一个种姓，无论个人愿意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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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现代种姓与职业相关。如果有新的工作出现，如驾驶、维修汽车等，那么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可能会组成一个种姓。因为，别的职业种姓群体把这种人当成局外人，不愿让他们进入自己的圈子，所以他们只好吃在一起，群内婚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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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种姓体系的另一个特点是，严明规则，界定种姓之间的交往方式。因此，即便与低等种姓的成员有过间接接触，高等种姓也会觉得受到“污染”。所以必须在接触之后清洗身体，或做其他仪式，让自己重新变“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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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种姓正式制订纪律，规范成员行为。如果有人视种姓规则而不顾，则会被逐出，失去种姓，以流浪者身份处世，没有人会去接纳他。在小村庄、小城镇里，这是一种极其严厉的处罚，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尽人皆知。但在大城市，人与人之间联系不紧密，这种处罚的意义要小一些，许多关于“污染”的种姓规则也不会得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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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种姓社会的早期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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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现代种姓出发，我们了解不到印度历史之初的种姓情况。麻烦在于，从其他途径，我们也找不到太多关于种姓的资料。从一些随意援引的文献中，我们得知，现代种姓制度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存在了。约公元前300年时，希腊人麦加斯梯尼出使摩揭陀王朝，并写了一本关于印度的书。他在书中提到，印度社会按照七个世袭阶层划分。一些佛经故事和讲经集也以一种完全理所当然的口吻提到种姓。这些文字很可能成于公元前30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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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姓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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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佛经故事更早的文字叫《梵书》。该书是对最古老、最神圣的梵文——吠陀的说明注解。《梵书》提出了种姓理论，认为每个人出生时身份已定，要么是专司祷告的婆罗门，要么是征伐迎敌的武士，要么是做工的农民手工艺人，要么就是最低等种姓——首陀罗。首陀罗只能做不洁净的工作，如捡拾垃圾、鞣制皮革。根据《梵书》，前三等种姓为雅利安人所有。第四等种姓专属于非雅利安人。后来，在这四等划分之外，又加上了另外一个群体，即“被放逐者”或“贱民”。在现代印度社会，贱民地位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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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书》也发展出一套理论，解释种姓不同的原因。书中写到，人生命之初并不洁净。每一个新生儿的灵魂都曾生活在别的躯体中。这种灵魂有时出自人身，有时从动物躯体而来。不管从哪里来，都在积累因果报应。这种报应有点像灰尘，在灵魂生活的过程中不断累积。只有智慧慈善之人在净化仪式的帮助下，才可避免大量积尘。在前世累积沉重因果报应负担的人会托生成最低等种姓；前世仅累积一点因果报应的人有权投生为婆罗门；介于其中的人获得中间种姓地位。不管身处哪一个种姓，都有望在来生提高种姓等级。同理，滥用一己地位，不遵守种姓和宗教行为规则的人会投生成低等种姓的人，甚至是动物或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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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思想也许很怪异，但是谁都不应该将一个百万人信仰的东西视为荒诞不稽，不管其表面上看起来有多么不寻常。实际上，重生的信条，即轮回转世一说解释了睡眠、出生和死亡现象。只要人们假定万事万物都有灵魂，而且灵魂能随心所欲从肉体中脱离出来，那么这种解释就足以让人信服。人人都会做梦，在睡眠中“看见”东西，醒来时记住古怪遥远的场景和非同寻常的经历。因此，似乎只有相信灵魂在睡眠时离开肉体，归来后人才会再次醒来，才能解释得通睡眠现象。那么死亡是怎么一回事呢？很显然那是因为灵魂永远离开肉体，不再回来。死去的人或动物的灵魂去了哪里呢？投胎转世到新的躯体似乎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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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得到认同，轮回转世的信条就具备了另外一重优势。它透彻精辟地解释了人世间不可避免的不公正现象。人们不必像琐罗亚斯德教和犹太教宣扬的那样，一直等到世界末日，才能看到善者得赏、恶者受罚的图景。死亡、转世总是近在眼前。穷人和受虐待者只要耐心向前看，在种姓制度分配给自己的位置中安分守己，就能获得重生，上升到更高的等级。既然文明包含着不公正，那么轮回转世的思想就能让每一个人心平气和，忍受人生的苦痛悲伤。文明生活由此变得更加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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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梵书》并没有告诉我们，种姓原则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在印度确立的。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印度从来不只有四个种姓，婆罗门祭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厢情愿，想要超越于武士和统治者之上。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祭司理论，而非对真实情况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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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印度种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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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知道种姓何时在印度形成，也不知道演变的确切情况。婆罗门是印度的最高种姓。在种姓结构的另一端是所谓的“贱民”，他们的地位卑下之至，不属于任何种姓，只能从事扫大街之类的不洁净工作。1947年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独立后，就正式废除了贱民这一身份地位。但旧习惯消失得非常缓慢，印度生活的种姓结构仍然影响着婚姻和日常行为，尤其是农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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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姓的社会和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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吠陀中没有关于种姓的明确记载。有一些句子描述了雅利安人肤色和印度原住民肤色的不同。这很可能是因为，雅利安人初到印度时，还是白皮肤，清楚意识到了自己与深色皮肤人的不同。肤色不同可能是种姓产生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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