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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这一点，同时也因为佛陀阐明的宗教日常生活具有吸引力，其在世之时即有信徒追随，离世后依然没有解散。不仅如此，佛教不断吸纳新教徒，分支遍布印度各地。因此，在佛陀离世200多年后，印度俨然变成了佛教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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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侣分散而居，对佛陀教义各有阐释，各有侧重。因此，今天存在于佛教徒之间的巨大分野可能很早以前就出现了。但佛教运动之所以持续无怠，就在于佛陀立下的生活规则和团体组织。僧人团体一直都是佛教的组织形式。发展信徒团体，而非执于教条细节，这就是佛教发展壮大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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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同时也是佛教的一大缺陷。佛教并不适用于所有场合，即便是普通老百姓向僧侣布施斋供，去圣人骨灰供奉处、佛陀开悟等神圣事件发生地朝拜也并不足够。虽然，相关各方各自如意，但不如意的是佛教缺乏仪式典礼纪念出生、婚配和死亡三件人生大事。在这方面，印度家庭不得不求助于婆罗门祭司。因此，印度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纯粹的佛教之地。掌握吠陀教义的婆罗门继续在印度日常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吠陀学习依然没有中断，与佛教寺庙，以及形式更为极端的苦行者群体形成了竞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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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印度为所有宗教留下了一个空间。任何一个对成员有特殊要求的宗教团体都可以融入种姓制度，化身为另一个种姓。在不信佛的印度人看来，僧侣组成的佛教团体就是一个种姓。佛教徒或因圣洁受到尊崇，或因神力为人所惧，所以自成一体，与其他种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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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正如各个种姓调整自己的风俗习惯以相互契合一样，婆罗门祭司、佛教僧侣、隐居森林的苦行者也各自相互借鉴，适应对方的行为方式。这种适应并没有按计划或设计进行，而是在相遇后点点滴滴改变而成。此后不久，婆罗门也接受了佛教徒和苦行者信仰的超脱尘世的宗教目标。印度各宗教流派由此具备了超验性质。献祭和仪式被重新阐释为帮助灵魂摆脱轮回的手段。旧有注重实用功利、鼓励虔诚的激励办法不再显得那么重要。宗教的注意力从现世移开。信奉各宗教的圣人、祭司、司仪都认同这一观念：摆脱轮回、超越庸常才有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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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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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00年后不久，当印度各宗教流派在战胜苦痛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认知，后世印度文明的特点之一就此形成。环视全球，唯有印度成为灵性和超验愿望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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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印度生活的这一面只写成了一半故事。一边是对感官和物质价值的淡化，一边是奢侈无度的宫廷生活。没有书籍文字对这种生活大加称扬，所以我们对此知之甚少。印度在手工技艺和吏治术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许多印度人对现世抱以极大关注，一些人为满足感官享受无所不用其极，所用精力与苦行者探索清寒俭朴修行之道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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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两个极端构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苦行者和耽于感官享乐者之所以存在，部分是为了向对方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不管这个判断正确与否，身处其他文明的人对印度感官生活的印象不如苦行超验深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宗教传统而非宫廷文化进入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印度文学记录。因此，如果把宗教传统视为印度文明最主要、最典型的特征也许不无合理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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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00年，佛陀弘法生涯行进过半。印度文明的特殊品质清晰显现。与此同时，人类伟大的教师孔子正在中国施教育人。下一章中，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转向那一部分世界，看一看与我们已经研究过的文明相媲美的第四种文明如何在黄河流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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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年文明启示录 [:1707312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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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年文明启示录 第七章 中华文明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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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御龙 在中国古代，神权和世俗权力融为一体，从未分离。超自然野兽——龙是这种结合的象征。图中所示的龙用青铜铸成，在1911年前的漫漫中国史上一直是皇权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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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黄河越过崇山峻岭，穿过冲积平原，东流入海。上游半沙漠地区是内蒙古，外有雪峰耸立，黄河由此发源。在北部中亚高山发源的诸多溪流中，黄河位于最东面，水量最大。其他多数溪流途经山脚下的沙漠时蒸发殆尽，但在从沙漠断流之前，创造了大大小小的绿洲，灌溉农业蓬勃兴起。黄河川流不息，奔腾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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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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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之所以水量更大、水势更猛，部分是因为中下游河道处于季风性降雨区北部边缘。该地区降雨季节分布不均，不时降下倾盆大雨，但有些季节很少降雨，或根本无雨。在到达冲积平原之前，黄河流经一种特殊的土质，地质学上称为“黄土”。这种细沙尘土壤是在冰川时代由北部沙漠吹来的风沙堆积而成。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黄土形成的小型堆积区。黄土的特点是，土质肥沃，利垦殖，但易遭腐蚀。实际上，黄河正是因为在流经黄土区时，携带大量淤泥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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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到达平坦的冲积平原后，淤泥沉入底部，河床抬高，因此时时改道，跟幼发拉底河情况一样。雨季刚下过第一场雨，遥远的中亚雪峰融水也流到黄河下游，导致洪灾肆虐。但它也是中国的摇篮，被中国人称为“母亲河”。在这种反复无常的气候下学会农事的人们从根本上塑造了中国社会。只要能把黄河治理好，管理中国南方流域就相对容易得多。原因是，黄河流域旱涝不断，农事艰难，人们已经养成了辛苦劳作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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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中国人向南迁入另一大河流域——长江流域。这里的地理环境比黄河优越，种田更有保障。在流过三峡下游的湖泊时，长江水流得以清理，因此下游携沙很少，不易发洪。另外，长江流域降水季节分配均衡，所以也很少发生旱灾。自然状态下，长江流域植被茂密，冲积平原非常湿润。再往南去，地形多山，起伏不平。因降雨充沛，中国南部山区在受人力开垦之前，被繁茂丛林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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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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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工作在中国还处于探索阶段。实际上，我们对中国的块根和稻米种植情况一无所知。这种农耕形式应该是在公元前2400年时就已经存在于中国的中南部河岸地区。那时，在黄河中游地区，水稻已经成为比较重要的粮食作物。但因为水稻必须长在淡水浅塘或每年春洪形成的沼泽地里，黄河流域早期农人没有将大米作为主粮。他们的基本作物是小米，长在黄土地上，无须灌溉。除了小米之外，这些农人还种植小麦和大麦这两种西亚主粮。因此，情况看起来似乎是这样的：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北方农民种植的作物和使用的农耕技术既吸收了西亚的做法和庄稼品种——小麦和大麦，又采用了独具一格的农耕办法，种植中国特有的粮食作物——小米，可能还有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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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洲和印度的文明社会与中国的根本区别在于犁的使用。梨耕在中华文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广泛使用犁。犁耕在中国农业中的重要性比不上欧洲大部分地区。即便在今天，中国农民不用畜力依然能耕田。一些农田面积太小，所有者只能自己动手耕种收割。因此，中国农耕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像是园艺劳动，即大量投入人力，畜力只占次要位置。相比之下，中东、欧洲和印度的文明民族使用犁，利用畜力种田。这样一来，开垦的田地多了，就能支撑农耕之外的专业人士，依靠他们的技艺创造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