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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季候渐晚。希腊舰队主力和陆军尚未战败。波斯军兵多粮寡，爱琴海风浪滔滔，难以行船，冬季远从波斯本土调粮风险重重。薛西斯一世急需赢得关键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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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兵营内部，对战事如何进展争议很大。有人主张撤到南方，在那堵尚未完工、横亘科林斯地峡的城墙后布军，对伯罗奔尼撒形成防守之势。而地米斯托克利则希望海战决胜负。他估计，仅需一战，希腊战船就能毁掉波斯舰队大部，危及薛西斯一世爱琴海补给线，迫使波斯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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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罗奔尼撒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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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问题要靠城邦自主决定。斯巴达撤军，雅典年年派出海军远征，继续同波斯人交战，并邀请其他希腊城邦也派船出征，但指挥权总是落在一个雅典人手上。雅典海军远征行动一直持续到公元前449年，几乎每年都派舰出海。波斯人被完全赶出了爱琴海和黑海。在小亚细亚南海岸，两军未能分出胜负。但在埃及战场上，雅典人惨败。后来经过塞浦路斯岛一战后，和平最终于公元前449年降临。自此，雅典人将海上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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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帝国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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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年的征战过程中，希腊城邦结成自由联盟。这一联盟最开始为抵御波斯强敌而设，渐渐转变为雅典帝国。公元前467年，波斯威胁减弱，纳克索斯岛人厌倦战事，不再派出舰队。雅典认为这是叛国行为，便攻打纳克索斯，迫使其出钱纳贡，而非像以前那样出兵参战。希腊其他城邦，或出于自愿，或迫于武力，也开始向雅典进贡。雅典将这份收入发给划桨手做军饷。成千上万的贫苦雅典人开始靠连年战争维持生计。因为一旦没有敌人可打，就指望不上划桨这份收入，也得不到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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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449年的和平在贫苦的雅典人眼中就是一场灾难。为此，雅典找到了解决方法，把贡金拿来修复公元前480年波斯侵略造成的破坏。帕特农神庙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修建的。该工程让夏日赋闲在家、不能去船上当桨手的许多雅典人找到了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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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政策解决了雅典城邦内部存在的严重问题，却让雅典人成了其他希腊人眼中的暴徒。毕竟，是大家齐心协力赶走了波斯人，获得了自由。而向雅典人纳贡的城邦已经失去自由。另外，雅典人经常插手希腊其他城邦的政治斗争，赶走政敌，帮助朋友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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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人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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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斯巴达人不置可否。他们继续在希腊最南端城邦中组织“伯罗奔尼撒联盟”，忧心忡忡地看着雅典势力渐增。公元前460年，斯巴达的一些盟友响应雅典号召，参加对波斯人的战争。斯巴达最后也加入了战斗，但并未全身投入，而是把和平作为第一选项。公元前449年，希波战争结束，双方讲和。但雅典人并没有沉寂太长时间。他们沿爱琴海北岸开疆拓土，并将权力触角伸向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在那里，几个富庶的希腊城邦争执不休，急于邀到勇悍的雅典舰队加入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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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雅典已经在爱琴海和黑海地区所向无敌。如果雅典海军又在希腊西部站稳脚跟，则会危及伯罗奔尼撒半岛上部分城邦的经济繁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这些城邦的进出口贸易将完全受雅典海军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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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和斯巴达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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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到会有这种威胁存在，起初并不情愿的斯巴达人开始行动起来。公元前431年，斯巴达和雅典开战，一直打到公元前404年，可谓漫漫苦战。人们常将这场战争称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当然，从斯巴达人角度来讲，应该是“雅典战争”。记下这段历史的是雅典人修昔底德（公元前460年—公元前400/396年）。作者见证了战争始末，并在战争之初亲赴沙场。起初，雅典人占优势，但无力阻止斯巴达军队侵入阿提卡，烧毁农田。公元前415年，急躁的雅典人不顾自身实力，向西西里派遣大型舰队，妄图吞并，结果全军覆没。随后，波斯参战，给斯巴达提供金钱扶持，供其雇佣桨手。最终，几场恶战之后，斯巴达人反败为胜，摧毁了雅典最后一支舰队，雅典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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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人伯里克利 这尊半身像制作于罗马时代。从雕像中可以看出，时任雅典元帅的伯里克利戴着头盔，但并不是在带兵作战。其沉思的神态彰显了伯里克利因富于政治和战略远见而名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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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人于公元前404年的胜利标志着希腊“黄金时代”的结束。因为在此之前，经历过纷飞战火的雅典人在希腊其他城邦的帮助下，创造了古典希腊艺术和文学。哲学和科学虽然是在后期达到巅峰的，但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古典希腊文化成为后世典范，对今天的我们仍有影响，因此值得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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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希腊社会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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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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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成为帝国城邦后，爱琴海、黑海的贸易和贡物开始流向港口城市比雷埃夫斯。来的还有整个希腊语世界的陌生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雅典城邦居民加上附近农村人口大约为30万，其中近半数为没有政治权利的奴隶和外邦人。成年男性公民人数不超过5万，但他们能以民主方式实现自我管理，把帝国掌控在自己手中。大约有3万公民有能力武装自己，去方阵服役。这些人多数为农民，在乡村有小块田地，除特殊场合外，平常很少进城。其他人很少有或根本没有田地，靠在军舰上摇桨为生。如舰队不出征，这些公民有很多时间参加公民大会。因此，除非出现紧急情况，需要农民放下手中的农活前来商议，主导城邦决策的人通常是这些划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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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靠分得战利品、从划桨中拿工钱谋生的人不可能阻止一年一度的战事。这就是雅典倚重武力型外交政策的原因。只要能打胜仗，能有新财富进益，那么较为保守的乡下人也会拥护这种民主帝国主义式的政策。从公元前461年开始执政到公元前429年离世，伯里克利一直主导雅典议事会，是舰队划桨手和雅典方阵士兵联盟的主要设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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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里克利死后，两群体迫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压力，出现利益分歧。在一段时间里，无地的城市分子成为主导力量，克里昂就是他们在公民大会上的主要发言人。伯里克利的外甥阿尔西比亚德斯曾试图恢复舅父设计的利益联盟，但保守的农民怀疑他别有用心。正当他要实施最危险的项目——远征西西里时，被赶下台。雅典社会两大政治力量之间的真正信任和互相协作再也没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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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大多数城邦公民间，也出现了类似的社会裂缝。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与雅典结盟的民主人士几乎处处遭到怀疑。后来，出现了少数人把持的寡头政府。富裕的公民成为政治主导力量。即便在恢复民主的雅典，原有公民参政议政的热情也挥发殆尽。贫穷的公民不再去划桨，更愿意去收费敛赋，参加陪审团和公民大会，把打仗参战推给从希腊世界穷地方招来的雇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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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公民和城邦间的紧密联系，那种让希腊与其他文明社会有别的特质开始消失。阶层分裂和私人利益占据上风。希腊社会变得更像是中东。公民合力御敌、共担战争风险的经历再也不能重现，让人们对辉煌往昔感怀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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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科学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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