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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449年的和平在贫苦的雅典人眼中就是一场灾难。为此，雅典找到了解决方法，把贡金拿来修复公元前480年波斯侵略造成的破坏。帕特农神庙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修建的。该工程让夏日赋闲在家、不能去船上当桨手的许多雅典人找到了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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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政策解决了雅典城邦内部存在的严重问题，却让雅典人成了其他希腊人眼中的暴徒。毕竟，是大家齐心协力赶走了波斯人，获得了自由。而向雅典人纳贡的城邦已经失去自由。另外，雅典人经常插手希腊其他城邦的政治斗争，赶走政敌，帮助朋友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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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人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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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斯巴达人不置可否。他们继续在希腊最南端城邦中组织“伯罗奔尼撒联盟”，忧心忡忡地看着雅典势力渐增。公元前460年，斯巴达的一些盟友响应雅典号召，参加对波斯人的战争。斯巴达最后也加入了战斗，但并未全身投入，而是把和平作为第一选项。公元前449年，希波战争结束，双方讲和。但雅典人并没有沉寂太长时间。他们沿爱琴海北岸开疆拓土，并将权力触角伸向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在那里，几个富庶的希腊城邦争执不休，急于邀到勇悍的雅典舰队加入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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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雅典已经在爱琴海和黑海地区所向无敌。如果雅典海军又在希腊西部站稳脚跟，则会危及伯罗奔尼撒半岛上部分城邦的经济繁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这些城邦的进出口贸易将完全受雅典海军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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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和斯巴达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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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到会有这种威胁存在，起初并不情愿的斯巴达人开始行动起来。公元前431年，斯巴达和雅典开战，一直打到公元前404年，可谓漫漫苦战。人们常将这场战争称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当然，从斯巴达人角度来讲，应该是“雅典战争”。记下这段历史的是雅典人修昔底德（公元前460年—公元前400/396年）。作者见证了战争始末，并在战争之初亲赴沙场。起初，雅典人占优势，但无力阻止斯巴达军队侵入阿提卡，烧毁农田。公元前415年，急躁的雅典人不顾自身实力，向西西里派遣大型舰队，妄图吞并，结果全军覆没。随后，波斯参战，给斯巴达提供金钱扶持，供其雇佣桨手。最终，几场恶战之后，斯巴达人反败为胜，摧毁了雅典最后一支舰队，雅典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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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人伯里克利 这尊半身像制作于罗马时代。从雕像中可以看出，时任雅典元帅的伯里克利戴着头盔，但并不是在带兵作战。其沉思的神态彰显了伯里克利因富于政治和战略远见而名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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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人于公元前404年的胜利标志着希腊“黄金时代”的结束。因为在此之前，经历过纷飞战火的雅典人在希腊其他城邦的帮助下，创造了古典希腊艺术和文学。哲学和科学虽然是在后期达到巅峰的，但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古典希腊文化成为后世典范，对今天的我们仍有影响，因此值得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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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希腊社会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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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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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成为帝国城邦后，爱琴海、黑海的贸易和贡物开始流向港口城市比雷埃夫斯。来的还有整个希腊语世界的陌生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雅典城邦居民加上附近农村人口大约为30万，其中近半数为没有政治权利的奴隶和外邦人。成年男性公民人数不超过5万，但他们能以民主方式实现自我管理，把帝国掌控在自己手中。大约有3万公民有能力武装自己，去方阵服役。这些人多数为农民，在乡村有小块田地，除特殊场合外，平常很少进城。其他人很少有或根本没有田地，靠在军舰上摇桨为生。如舰队不出征，这些公民有很多时间参加公民大会。因此，除非出现紧急情况，需要农民放下手中的农活前来商议，主导城邦决策的人通常是这些划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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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靠分得战利品、从划桨中拿工钱谋生的人不可能阻止一年一度的战事。这就是雅典倚重武力型外交政策的原因。只要能打胜仗，能有新财富进益，那么较为保守的乡下人也会拥护这种民主帝国主义式的政策。从公元前461年开始执政到公元前429年离世，伯里克利一直主导雅典议事会，是舰队划桨手和雅典方阵士兵联盟的主要设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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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里克利死后，两群体迫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压力，出现利益分歧。在一段时间里，无地的城市分子成为主导力量，克里昂就是他们在公民大会上的主要发言人。伯里克利的外甥阿尔西比亚德斯曾试图恢复舅父设计的利益联盟，但保守的农民怀疑他别有用心。正当他要实施最危险的项目——远征西西里时，被赶下台。雅典社会两大政治力量之间的真正信任和互相协作再也没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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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大多数城邦公民间，也出现了类似的社会裂缝。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与雅典结盟的民主人士几乎处处遭到怀疑。后来，出现了少数人把持的寡头政府。富裕的公民成为政治主导力量。即便在恢复民主的雅典，原有公民参政议政的热情也挥发殆尽。贫穷的公民不再去划桨，更愿意去收费敛赋，参加陪审团和公民大会，把打仗参战推给从希腊世界穷地方招来的雇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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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公民和城邦间的紧密联系，那种让希腊与其他文明社会有别的特质开始消失。阶层分裂和私人利益占据上风。希腊社会变得更像是中东。公民合力御敌、共担战争风险的经历再也不能重现，让人们对辉煌往昔感怀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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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科学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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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雅典人来说，在波斯战败后和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之间的五十年似乎一切皆可为。他们汲汲而求，希望造就城邦的伟大辉煌，以批判眼光关注政治演说和公共宗教节日。而宗教节日创造了希腊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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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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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节日是从酒神狄俄尼索斯祭祀典礼演变而来。起初，合唱团表演村野质朴的歌曲和舞蹈。随后，采用主唱和舞蹈演员对话形式。再后来，加入了故事情节，两三个演员同时登台，互相交谈，并与合唱团成员交流。因此，悲喜剧都是从普通群众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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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年一度的公共宗教节日上，雅典人向两种人颁发奖项：一是文采斐然的诗人；二是准备充分、表演出色的合唱团。受公众赞誉的激励，三位伟大的悲剧诗人相继出现，检验着雅典人的品位。他们分别是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年—公元前456年）、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6年—公元前406年）和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0年—公元前406年）。每位诗人都从希腊古代史的神祇英雄故事中取材，加工成戏剧形式。希腊悲剧以诗歌为声乐，气势恢宏，深刻表达了人类、诸神、命运与自然万物之间的真实关系。歌唱、舞蹈、服装和彩绘场景强化了表演的情感影响力。至于表演最初采用何种形式，我们只能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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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感受不到，也不能准确再现这些古代盛景，但流传下来的希腊戏剧文字仍让人钦敬不已。在整个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标志是，不仅能吟诵荷马史诗，还能恰切引用雅典三大悲剧诗人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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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悲剧诗人关于人类境况的看法是对荷马理想的修正。他们笔下的主人公建下了丰功伟绩，为人敬慕，但又骄傲自大，不愿受到人力和知识的庸常局限。这种傲气受到应有的惩罚，方式不外乎两种：一是神祇直接谴责刁难；二是因果错综，自然降灾，难逃一劫。换言之，英雄主义既让人崇敬，又会导致危险。而只有遵守人类规则，才能拥有智慧。这种结论与城邦对公民投身战争、维护和平的需要完美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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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神祇给戏剧家带来了难以解决的问题。荷马等人描绘的传统故事无法与当时的道德标准相融合。在传统故事里，神祇的行为处事方式就像是被宠坏的孩子。有思想的雅典人越来越难对这样的神祇产生敬意。还有一些人开始怀疑是否真有神祇存在。但当很多事情都与人的意愿背道而驰时，似乎真的有超自然力量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