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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前30年时，整个地中海盆地重新回到屋大维一个人的军事统治之下。屋大维又被尊称为“奥古斯都”，意为“伟大神圣之人”。罗马世界的这位新统治者行事谨慎，亲自指挥罗马大部分军队。他在边境地区设立驻军，用其钳制蛮族，使他们无暇插手政治。在担任军队统帅期间，奥古斯都登上权力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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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奥古斯都将自己权力中的军事基础小心翼翼地掩藏了起来。公元前27年，他名义上“光复共和”。体现在两个方面：启用执政官选举程序；遇要事咨询元老院。奥古斯都也为罗马城组建警察队伍，提供消防服务，并亲抓粮食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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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罗马城免遭内战惨烈破坏，生活更加安定有序。身兼元老院首席公民和大将军的奥古斯都对城邦和行省实施严密控制。不过，在理论上，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根据原有的共和国政体实施自主管理。理论和实践的落差在于，只有被奥古斯都认可的人才有望当选执政。其他人均被逐出政坛，但鲜有抱怨之声。为了原有的共和自由，罗马人已经为内战混乱付出了巨大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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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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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政治，即奥古斯都开创的政治制度持续运转了200多年。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罗马帝国民众安享和平。当然，在这期间，蛮族部落频频犯境，边疆硝烟不断。犹太人两度掀起叛乱，摧毁巴勒斯坦。罗马军团有两次被调离边疆防哨，参与内战，决定皇权归属。但6000万人享受200年太平岁月，人数之多，时间之长，在欧洲历史上空前绝后。对罗马和平的记忆延续了几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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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政治的弱点是，皇位继承存在不确定性。理论上，皇位由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自由授予。实践中，每一位皇帝在挑选后嗣或亲属担任继承人上殚精竭虑。共和自由的记忆久久不散。那时，选举真实存在，控制城邦的不是一个人。只要罗马贵族还继续存在，行省里的地主没有取而代之成为罗马帝国的主要支持者，这些美好的记忆就不会褪去。公元前100年左右，一个又一个“贤”帝登台，为人们留住了这些美好记忆。这些皇帝中，第一位是于公元96年即位的涅尔瓦，最后一位是卒于公元180年的马可·奥勒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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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和罗马风格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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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罗马社会由小农和保守派贵族组成，艺术和高雅文明的发展空间就十分有限。但在布匿战争期间和结束后，罗马社会快速发生变化。一少部分富有的罗马人对希腊艺术、文学和思想产生了兴趣。在这些地中海新主人中，更多人感兴趣的是新奇烹饪法、流行音乐和高雅生活。新财富也让罗马人发展了独有的新风俗，如角斗。该活动原本是在逝去英雄墓地上表演的宗教仪式，现又风行于世，变成了观赏性体育。在角斗表演中，既有人与人互相殴打厮杀的场面，又有人兽对峙环节，观看的罗马人大声呼喊，兴奋之至。对一个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而言，要想赢得选票，最好的办法就是组织一场特别惊险刺激的角斗表演。罗马实施元首政治后，举办角斗表演变成了皇帝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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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作家和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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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重量级剧作家中，只有普劳图斯（约公元前254年—公元前184年）和泰伦提乌斯（约公元前190年—公元前159年）的作品流传到今日。两人在创作喜剧时，大量借鉴希腊化时期希腊喜剧作家的写作风格。罗马最伟大的两位历史学家分别是李维和塔西佗。李维（公元前59年—17年）写了一部关于罗马共和国的长史，但只有一少部分篇章传之后世。李维对古罗马淳朴美德的衰败失落扼腕叹息，但其实他对罗马共和制的瓦解也负有责任。塔西佗（55年—120年）写的是罗马帝国史，字里行间难抑对奥古斯都及其继承人统治下罗马丧失自由一事的满腔悲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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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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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世界，仅居西塞罗之下的文学家是诗人。在拉丁语诗歌中，既有抒情诗诙谐热情地解释了人为什么无须惧怕神祇，又有对私人生活之乐的沉思，还有对罗马奠基和命运的恢宏描述。这些诗人中，以维吉尔（公元前70—19年）最负盛名，影响最为深远。他模仿荷马，写出了不朽史诗《埃涅阿斯纪》，让罗马人也能跟希腊人一样，拥有令人敬重的渊源。在这部诗中，维吉尔回顾了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从故土出发行至意大利的云游之旅，并讲述了埃涅阿斯后裔最终在罗马建城立邦的故事。维吉尔在他的伟大诗作中界定了罗马的角色：不是要与希腊争当艺术文学家园，而是要统治世界、睥睨群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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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传记、哲学和科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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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0年左右，希腊语写作复苏。普鲁塔克（46年—120年）写出了希腊和罗马名人比较列传，读者甚多。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在位时间161年—180年）用希腊语创作《沉思录》。医生盖伦（129年—约200年）和数学家、地理学家、天文学家托勒密（约90年—165年）撰写的科学著作，对后世影响深远。盖伦的书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世界从医者的必读书目，声名传至1700年。托勒密的权威一直到1500年欧洲做出地理大发现、哥白尼和伽利略取得天文学成就后才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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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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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世界赋予中世纪欧洲的另一项伟大遗产——罗马法是在后来成熟定型的。罗马法始于罗马共和国初期。当时，司法官在上任伊始要按照惯例公布拟实施法律。帝国时期，这种做法得以维持，但司法官颁布的法令具备了标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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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马法必须要在分散帝国各处的公民中广泛实施时，变化开始出现。这一变化促使法学家思考希腊哲学家强调的自然法则和执政官应付诸实施的真实法律之间的关系。最终，他们认为应采用简单根本的原则调节法律关系。比如，对于每一份有形财产，只承认一人有充分使用和销售的权利。根据这种原则制订的法律可调节世界任何一个地区的民事关系。这种法律让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灵活，更精确，更具预见性，增强了社会适应新环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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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罗马法的持久形式是在公元200年后才确定下来的。明确的罗马法典最终由查士丁尼皇帝（即查士丁尼一世，又称查士丁尼大帝，在位时间527年—565年）下令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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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0年时，罗马法仍在继续发展。但罗马上层文化世界并未发生多大变化。伟大的艺术家、作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不再涌现。礼貌规矩和文明生活的奢华在罗马帝国各行省的地主中广泛普及。在罗马世界各地，希腊模式得到修正调整，迎合了共和国后期和帝国早期的拉丁品味。但问题是，没有人再去关注希腊文化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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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建筑 罗马人对希腊在建筑和公共工程上取得的技术成就进行了完善，还使用拱门和穹顶，制作水泥加固建筑石材，这是希腊人从未做到过的。罗马人留下的最令人惊叹的建筑形式是四通八达的路网，以及图中这样为数众多的高架引水桥。该引水桥位于法国南部尼姆附近，因拱门设计精巧、结构稳固，水泥黏合效果佳，矗立2000多年仍完好无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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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像和庞大的公共建筑遍布罗马统治下的西班牙、高卢以及西欧其他地区（奥古斯都曾征服多瑙河以南土地，他的继承人将英国和达契亚纳入帝国版图，美索不达米亚也曾于短时间内受罗马控制）。演说家发表雄辩演讲，精心阐发观点，但主题无关宏旨，琐碎平淡。行省城镇纷纷效仿罗马，推出角斗士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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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让雅典人和罗马帝国奠基人赖以维系、觉得生活充满意义的政治奉献精神消失殆尽。社会下层对主子的哲学艺术不感兴趣，而主子对自身、对自己沉湎怀恋的奢华生活方式也不无迷茫。人类的抱负志向从古典表达形式偏离，转而向文明发轫之初的宗教寻找出口。在下一章中，我们要看一看这种情况是怎样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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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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