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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儒学理论不能让中国回归大一统局面。包括中华文明发祥地在内的黄河以北省份被突厥人、蒙古人和女真人统治。这些蛮族政权中以金朝最为突出。东北的女真族建立了该政权，于1115年至1234年间将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纳入统治版图，后来被蒙古人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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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和经济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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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种植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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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人口多、密度大。以世代完善的农耕技能、辛苦耕种小块土地的农民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坚实基础。农田面积小，亩产量高，但每个农业人口获得余粮相对较少。这就是中国农业与欧洲和西亚的区别所在。欧洲和西亚使用畜力，耕种面积更大，人均余粮更多，但亩产量较低。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中国农耕面积不断扩大。新田地开在越来越高的山坡上，需要越来越多的劳力将之挖成适宜种植的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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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得到精耕细作后，中国农村生活重心改变。这一过程出现得很早，可追溯到汉朝建立之前。但是直到605年隋朝开凿大运河后，长江流域农业才充分具备经济和政治重要性。税收成倍增加，朝廷可支配收入增多，意义非同小可。此外，长江流域的气候条件促成了小麦、大麦、小米及其他旱地作物向水稻种植的转变。前几种作物是黄河流域的主粮，塑造了早期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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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米的一大优势是，同等面积土地产出的作物中，数稻米产量最高。与之相伴随的劣势是，备耕、种植、收获时需要投入巨大劳力。首先，要平整土地，疏通水渠，引水入田。要修堤坝、筑矮墙涵养水源。因为，水稻植株只有在根部充分浸润在死水中几厘米的情况下才能茁壮成长。在准备稻田的同时，还要把水稻种子种在特殊的苗床上。发芽长高后，再把秧苗移植到稻田里。只有在稻米成熟后，才能抽干稻田里的水，这样土地干燥，便于农民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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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多少人力才能成功种植大米需要一定的想象力。农业年度是这样构成的：稻农花费很多个小时挖田修渠；艰辛劳作数日移栽秧苗；成熟时，用镰刀收割，费工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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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知道，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起，又是首先从哪个地区开始种植水稻的。商朝时，水稻种植即已成为中国农业的组成部分，但直到土地肥沃、水量充沛、面积广阔的长江流域得到开垦后，水稻种植方式才成为中国农业的标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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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文字记录，我们不知道具体步骤是什么样的。不知道数不清的稻田如何像地毯一样，从河边湖边铺到山谷斜坡上，沿山势蜿蜒起伏。不知道开垦这些良田需要投入多少人力，需要修筑多少机巧精妙的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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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过程可与冰川移过地球表面相比。冰川在行进过程中，沿途吞噬所有障碍，深刻改变了地形地貌。历史上的中国农业就像冰川一样行进，接管新地区，囊括其他民族，吸附征服者，改变自然地形地貌。其力度之大、程度之深，为多数人类社群所不及。在朝鲜、日本、印尼，以及东南亚一些地区，水稻种植也成为农业主要形式。只有在这几个区域，才出现了与中国相当的密集居住、自律刻苦的农村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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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历史时期内，中国农业取得了一项重要进展。约公元1000年时，中国人发现了一种新型早熟稻。这种水稻能让灌溉充分的田地实现一年两熟。这意味着，一年只有几个星期有水的土地也能种植水稻。原因是，有了早熟稻，稻田死水涵养时间无须超过30~40天。由此，粮食产量大幅提升。因为，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内陆地区，春季径流过后，河床干涸缺水。有了早熟稻后，这样的土地也能种植水稻。很多缺水的内陆地区开始从事水稻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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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种植 如图所示，投入足够人力后，水稻种植能够改变自然地貌。但像图中这样的稻田也改变了中国中南部的人类社会，创造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养活了众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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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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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华文明的兴盛发达靠的不是农村人口的无限增加。村庄的剩余产品必须聚在一处，才能养活手工艺人、学者、士兵，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在这方面，重要进展也在隋唐时期出现。大运河通航后，大宗廉价商品在长江黄河流域往来穿梭。一只人力或畜力拉动的驳船能够运载几吨重的货物，大大降低了长途内陆交通成本，将最丰饶富庶的中国中部和北部连接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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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年左右，引水渠和相连水道四通八达，朝廷对经由大运河运输的农产品需求减弱，命令地方税吏卖掉官仓中部分粮食和其他粗加工产品，换回精工细制的手工艺品。这些产品价值更高。宫廷对精美漆器、瓷器、刺绣等一切地方特色商品有不竭需求。这种政策刺激了地方手工贸易的发展。而地区专业化让规模发展成为可能。财富增加，人口增长，中国技艺开始超越世界其他地区，水平无与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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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财富积聚于朝廷和国都，但也惠及他方。私人贸易与官方交易同步增长。私人贸易的发展意味着，货币使用更广泛，官府获得更多现金收入，并向私人供应商采购，以满足政府需求。零散数据显示，749年，朝廷税收中仅有3.9%以铸币形式存在。到106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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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中国享受到了市场经济带来的灵活便利。货币得到更广泛使用，交通条件改善，运输成本降低，私人贸易范围扩大。由此，资源得到更高效的分配和开发。而在此之前，政府征收实物税，导致商品生产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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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末年，地方军阀蜂起。但这并没有严重制约税收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刺激了发展。原因是，军阀所在省份实施自治，不向远在北方的国都上缴货币税，而是自征自用，省会城市由此得到发展，南方省城尤为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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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时，中国社会进入商业化高速挡。就连贫苦小农也开始进入市场，买卖粮食和其他商品。在农民眼中，哪些东西卖得好，就应该专门生产这些东西。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农民也可以像几百年前的城里人那样提高生产效率。而当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开始在不同地区提高生产率、增加产量、应对市场价格后，整个国家的财富就会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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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都有赖于运河商船创造的廉价可靠交通。而这些商船往来的运河网络最初是为了保障水稻灌溉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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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贸易的增加和生产率的提高很快超出了运河系统所在的两大河流域界限。海运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南方沿海城市与东南亚各个港口开展海上贸易，挖开了另一眼财富源泉。船舶设计上的改进让这种发展成为可能。关键发明包括：加固船体；风帆改用棉布，不再使用竹子篾片编织；安装活动龙骨，一入浅水区即可提起。此外，到1100年时，中国水手开始使用磁性指南针，用于海上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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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针的作用另加解释如下。有了指南针后，人们就能驾船出海远航，遇有多云天气看不到星星时，也不会迷失方向。如果船长沿指南针航线行驶，知道离预计登陆点还有多远，就可以轻松找到遥远的港口。中国南海海域属于季风气候区，一年大部分时间天气晴朗，有经验的水手看着星星航行就不会迷失方向，一般用不上指南针。但在北方海域，多云天气可能持续几周，磁性指南针的重要性凸显。在中国水手使用指南针导航三个多世纪后，欧洲航海者才发现了指南针的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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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商业化意味着繁华大都市的兴起。当时中国最大城市的发展水平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威尼斯商人、旅行家马可·波罗记录下了1275年至1292年间旅居中国的亲身经历。他以世界其他地方作比，详尽描绘了中国都城之宏伟，中国其他城市规模之大、生活之富庶，字里行间，难抑惊叹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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