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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的平原上，人们知道带有“耳朵”的重犁可能有一段时间了。但要组成一个犁耕队，拉动如此沉重的工具难度不小。也许，铧式犁推广的最大障碍是建立合作耕田模式。如果没有农民愿意把自己手中的公牛凑到一起，组成一个耕地队伍，并在权益分割上达成一致意见，那么重犁就派不上多大用场。没有哪一家人养得起四到八头牛，买得起铧式犁这样的昂贵机械，至少在森林里生活的自由蛮族做不到这一点。因为，那里还没有出现社会不平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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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似乎是这样解决的：六个以上的农民组成一组，每人出一头公牛，组成犁耕队伍。每天收工时，将当天犁好的土地分配给其中一位组员耕种，等大家全部轮完后，下一轮分配依次开始。最终，每天犁地标准量定为一英亩（约4047平方米），长200米，宽15米，这是每一队从黎明到黄昏的实际工作量。但在找到成文记录、了解铧式犁耕作方式之前，特定耕地的永久产权已经分到各家，所以我们只能从些许痕迹中猜测合作耕种的起始方式，以及在西日耳曼人中的传播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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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活中世纪和现代欧洲的犁 犁初次发明时，跟上图中的刮地犁很像。人们把绳子绑在铁锹上，再系到牲畜身上，让牲畜拽着在地里走，从而拔草松土，为撒播谷物种子做准备。要采用这种种植方式，必须做到交叉犁耕，才能实现效益最大化。而交叉犁耕后，方形田地自然而然成型。下图中的铧式犁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元500年至1000年间的欧洲农业。这种犁更大更重，能将土壤翻成犁沟。因为又大又笨重，所以铧式犁适宜翻耕狭长的田地。但铧式犁的重要意义在于，这种犁为渍水土壤创造了人工排水系统。原因是，朝一个方向犁时，犁沟翻向一侧；折返再犁时，犁沟翻向另一侧。翻出来的土堆在田里，形成比犁沟略高的埂。这种犁耕方式保证了中世纪农民能够在西北欧渍水平原上，种植中东半干旱环境下自然生长的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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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种耕种方式最便于建立新定居点。在西日耳曼人到来之初，这些土地还没有确定产权。而且因为初来乍到，开拓者必须互相帮助才能生存下去。因此，在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沿莱茵河开拓原来的罗马疆土以及大不列颠岛之初，铧式犁和合作耕种模式不大可能得到大规模推广。但不管怎么样，这些定居点的耕地布局是已知最早的典型长亩耕地。这种土地难以翻动，必须使用铧式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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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和盎格鲁—撒克逊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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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期待的那样，西北欧建立生产效率高的新农业方式后，强大新政权迅速崛起。起初，法兰克人不受任何一个中央权威的约束，让他们的名字——“自由”变成现实，但他们认可传统的氏族和部落领袖。在克洛维时代（481年—511年）以前，他们四散生活在林中空地，没有建立共同政府。克洛维原为部落首领，权小势微。但在任职初期，他就清除了萨利昂法兰克人（“萨利昂”字面意为“生活在海边”）中的所有竞争对手。随后，他利用人数相对优势，全方位扩张法兰克人势力。在他去世之前，法兰克王国囊括了高卢绝大部分地区。他的子孙继续向东扩张，将罗纳河和莱茵河上游疆域纳入王国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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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人在这些地区的权力行使方式跟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相似。一少部分地主和军事总督代表法兰克国王，而垦田种地的工作由那些对铧式犁一无所知、说拉丁语和古法语的人承担。但法兰克统治阶层与这些“罗马”人之间的关系比西班牙西哥特王国更融洽。原因是，496年，克洛维接受了基督教的教皇统治形式，被新子民视为正统教徒。相形之下，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信奉阿里乌教，被子民视为异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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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盎格鲁-撒克逊人受丹麦人侵袭，被迫于公元900年后建立了统一王国。在此之前，七个小王国割据统治英格兰南部和东部，逐渐把布立吞人赶到康沃尔、威尔士和苏格兰高地。约432年，圣帕特里克在爱尔兰建立基督教会。基督教在爱尔兰蓬勃发展，并传到英格兰。597年，罗马传教士圣奥古斯丁（与《上帝之城》的作者不是同一人）到达肯特，使盎格鲁王国改信基督教，并将肯特人都城坎特伯雷定为传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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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基督教与罗马教会在若干仪式上有差异。争论焦点围绕在复活节日期的计算问题上。664年，英格兰教会主要代表在惠特比召开会议，认定教皇计算复活节日期的办法正确无误。这一决定促使爱尔兰传教士撤出英格兰，将盎格鲁-撒克逊人带入拉丁基督教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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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族再度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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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陆上法兰克王国的崛起、英格兰改信基督教，以及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势力在地中海的复苏并未稳住东欧局势。在查士丁尼大帝统治末年，一支新的草原民族阿瓦尔人进入匈牙利，侵袭欧洲各地，并于626年围攻君士坦丁堡，侵略活动达到高潮，后来以失败告终。半个世纪后，另一支草原民族保加尔人沿多瑙河下游建立据点。饱受阿瓦尔人之患的欧洲人再遭掳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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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农民不堪其苦，土地荒无人烟。于是，阿瓦尔人和保加尔人允许（有时可能是驱赶）说斯拉夫语的部落从北方云杉针叶林里南下迁入巴尔干半岛，耕种肥沃农田。实际上，保加尔人与斯拉夫人通婚，学说斯拉夫语，变成了斯拉夫人。当斯拉夫人力结合了保加尔军事组织后，一个强大新政权形成，数度威胁拜占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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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阿瓦尔人和保加尔人对基督教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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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瓦尔人和保加尔人对拜占庭的攻击与阿拉伯穆斯林南面来袭是在同一时间进行。我们已经看到，拜占庭皇帝把叙利亚、埃及、北非拱手让给阿拉伯人，不得不力争地中海控制权。但在717年至718年大围攻之后，穆斯林暂时中止了对拜占庭军舰的制衡。实际上，750年后，阿拔斯王朝完全将地中海和黑海假手于拜占庭，并与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发展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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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西去，阿瓦尔人将伦巴第人赶到意大利。在那里，这些强悍的日耳曼蛮族与拜占庭戍军割据占领意大利农村。日耳曼人又再次侵入法兰克王国。克洛维后裔——墨洛温家族将原有的法兰克王国一分为二：东部日耳曼语族居住的奥斯特拉西亚；西部和南部原受罗马帝国统治、居民仍说拉丁语的纽斯特利亚。但实际权力由墨洛温国王转移到承担行政管理之职的“宫相”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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丕平二世从父亲手中继承了奥斯特拉西亚宫相一职。687年，他带着亲信来到纽斯特利亚王国，自立为宫相，实际上再次统一了法兰克政权的两部分。为巩固纽斯特利亚权势，丕平二世将土地分给奥斯特拉西亚亲信，导致新一轮日耳曼入侵。原因是，奥斯特拉西亚人粗暴无礼，不能让说拉丁语、文明程度较高的纽斯特利亚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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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另一支侵略军从南面而来，侵犯法兰克政权。711年，穆斯林从北非经直布罗陀海峡涌入西班牙，西哥特王国于714年覆灭。穆斯林北越比利牛斯山，沿现属法国的地中海海岸行军，直入法兰克王国。起初，穆斯林占优势。但到了732年，丕平二世之子、法兰克宫相继任者查理·马特在图尔附近击败一支穆斯林突袭分队。自此之后，边境战争连绵不断，法兰克人常常得胜。穆斯林边境向南收缩至比利牛斯山南的埃布罗河。到800年左右，该边境线几乎稳定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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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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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了解到，拜占庭都城在717年至718年间阿拉伯围城时幸免于难。利奥三世（在位时间717年—741年）临危登上皇位，将穆斯林赶到小亚细亚以东的托鲁斯山脉，收复了帝国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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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得胜后，利奥三世着手改变臣民的宗教习惯，禁止教堂使用圣像。也许在他看来，只有愚昧无知的人才会不拜上帝，转而崇拜塑像和圣徒画像。但很多修道士拒绝改变基督教习俗，普通老百姓也反对损毁圣像。究竟是谁站在皇帝一边要求损坏圣像，我们还不得而知。支持这项改革的可能会有士兵。在他们眼中，穆斯林之所以建下战功，就是因为穆罕默德严禁伊斯兰教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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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反对崇拜圣像者失势。用圣像装点基督教堂再次成为希腊正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基督教塑像因与异教神祇塑像太相像，再未受到基督徒青睐。关于圣像的争吵使基督教习俗几乎重新回到原样。在与皇帝和军队的较量中，修道士和基督徒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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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中世纪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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