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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和盎格鲁—撒克逊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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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期待的那样，西北欧建立生产效率高的新农业方式后，强大新政权迅速崛起。起初，法兰克人不受任何一个中央权威的约束，让他们的名字——“自由”变成现实，但他们认可传统的氏族和部落领袖。在克洛维时代（481年—511年）以前，他们四散生活在林中空地，没有建立共同政府。克洛维原为部落首领，权小势微。但在任职初期，他就清除了萨利昂法兰克人（“萨利昂”字面意为“生活在海边”）中的所有竞争对手。随后，他利用人数相对优势，全方位扩张法兰克人势力。在他去世之前，法兰克王国囊括了高卢绝大部分地区。他的子孙继续向东扩张，将罗纳河和莱茵河上游疆域纳入王国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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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人在这些地区的权力行使方式跟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相似。一少部分地主和军事总督代表法兰克国王，而垦田种地的工作由那些对铧式犁一无所知、说拉丁语和古法语的人承担。但法兰克统治阶层与这些“罗马”人之间的关系比西班牙西哥特王国更融洽。原因是，496年，克洛维接受了基督教的教皇统治形式，被新子民视为正统教徒。相形之下，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信奉阿里乌教，被子民视为异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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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盎格鲁-撒克逊人受丹麦人侵袭，被迫于公元900年后建立了统一王国。在此之前，七个小王国割据统治英格兰南部和东部，逐渐把布立吞人赶到康沃尔、威尔士和苏格兰高地。约432年，圣帕特里克在爱尔兰建立基督教会。基督教在爱尔兰蓬勃发展，并传到英格兰。597年，罗马传教士圣奥古斯丁（与《上帝之城》的作者不是同一人）到达肯特，使盎格鲁王国改信基督教，并将肯特人都城坎特伯雷定为传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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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基督教与罗马教会在若干仪式上有差异。争论焦点围绕在复活节日期的计算问题上。664年，英格兰教会主要代表在惠特比召开会议，认定教皇计算复活节日期的办法正确无误。这一决定促使爱尔兰传教士撤出英格兰，将盎格鲁-撒克逊人带入拉丁基督教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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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族再度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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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陆上法兰克王国的崛起、英格兰改信基督教，以及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势力在地中海的复苏并未稳住东欧局势。在查士丁尼大帝统治末年，一支新的草原民族阿瓦尔人进入匈牙利，侵袭欧洲各地，并于626年围攻君士坦丁堡，侵略活动达到高潮，后来以失败告终。半个世纪后，另一支草原民族保加尔人沿多瑙河下游建立据点。饱受阿瓦尔人之患的欧洲人再遭掳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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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农民不堪其苦，土地荒无人烟。于是，阿瓦尔人和保加尔人允许（有时可能是驱赶）说斯拉夫语的部落从北方云杉针叶林里南下迁入巴尔干半岛，耕种肥沃农田。实际上，保加尔人与斯拉夫人通婚，学说斯拉夫语，变成了斯拉夫人。当斯拉夫人力结合了保加尔军事组织后，一个强大新政权形成，数度威胁拜占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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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阿瓦尔人和保加尔人对基督教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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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瓦尔人和保加尔人对拜占庭的攻击与阿拉伯穆斯林南面来袭是在同一时间进行。我们已经看到，拜占庭皇帝把叙利亚、埃及、北非拱手让给阿拉伯人，不得不力争地中海控制权。但在717年至718年大围攻之后，穆斯林暂时中止了对拜占庭军舰的制衡。实际上，750年后，阿拔斯王朝完全将地中海和黑海假手于拜占庭，并与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发展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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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西去，阿瓦尔人将伦巴第人赶到意大利。在那里，这些强悍的日耳曼蛮族与拜占庭戍军割据占领意大利农村。日耳曼人又再次侵入法兰克王国。克洛维后裔——墨洛温家族将原有的法兰克王国一分为二：东部日耳曼语族居住的奥斯特拉西亚；西部和南部原受罗马帝国统治、居民仍说拉丁语的纽斯特利亚。但实际权力由墨洛温国王转移到承担行政管理之职的“宫相”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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丕平二世从父亲手中继承了奥斯特拉西亚宫相一职。687年，他带着亲信来到纽斯特利亚王国，自立为宫相，实际上再次统一了法兰克政权的两部分。为巩固纽斯特利亚权势，丕平二世将土地分给奥斯特拉西亚亲信，导致新一轮日耳曼入侵。原因是，奥斯特拉西亚人粗暴无礼，不能让说拉丁语、文明程度较高的纽斯特利亚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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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另一支侵略军从南面而来，侵犯法兰克政权。711年，穆斯林从北非经直布罗陀海峡涌入西班牙，西哥特王国于714年覆灭。穆斯林北越比利牛斯山，沿现属法国的地中海海岸行军，直入法兰克王国。起初，穆斯林占优势。但到了732年，丕平二世之子、法兰克宫相继任者查理·马特在图尔附近击败一支穆斯林突袭分队。自此之后，边境战争连绵不断，法兰克人常常得胜。穆斯林边境向南收缩至比利牛斯山南的埃布罗河。到800年左右，该边境线几乎稳定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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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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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了解到，拜占庭都城在717年至718年间阿拉伯围城时幸免于难。利奥三世（在位时间717年—741年）临危登上皇位，将穆斯林赶到小亚细亚以东的托鲁斯山脉，收复了帝国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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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得胜后，利奥三世着手改变臣民的宗教习惯，禁止教堂使用圣像。也许在他看来，只有愚昧无知的人才会不拜上帝，转而崇拜塑像和圣徒画像。但很多修道士拒绝改变基督教习俗，普通老百姓也反对损毁圣像。究竟是谁站在皇帝一边要求损坏圣像，我们还不得而知。支持这项改革的可能会有士兵。在他们眼中，穆斯林之所以建下战功，就是因为穆罕默德严禁伊斯兰教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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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反对崇拜圣像者失势。用圣像装点基督教堂再次成为希腊正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基督教塑像因与异教神祇塑像太相像，再未受到基督徒青睐。关于圣像的争吵使基督教习俗几乎重新回到原样。在与皇帝和军队的较量中，修道士和基督徒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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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中世纪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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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人间的统治者 中世纪基督徒认为，谁应统治、谁应服从该由上帝裁决。当时，关于罗马帝国的记忆仍鲜活如初。而且，多数理论认为，既然天堂只受一位上帝统治，那么人间也应只受一位人君统治，至少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应该如此。但从4世纪开始，罗马帝国分裂成拉丁语西部和希腊语东部。公元800年圣诞节，查理大帝被加冕为罗马皇帝。随后，东部的罗马皇帝承认了查理大帝的皇帝头衔。自此之后，罗马又有了两位皇帝，一个在君士坦丁堡，一个在拉丁语日耳曼西部。上图是希腊达夫尼修道院穹顶镶嵌画，成于1100年左右，刻画了基督这一普世统治者形象。下图是在基督教拉丁语区发现的查理大帝塑像。雕像中的查理大帝头戴皇冠，上顶十字架，表明皇帝顺服于天堂统治者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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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洛林时代还出现了两个变化，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欧洲历史。第一个变化是新型骑兵武士——欧洲骑士的出现。最初，骑士以盔甲、盾牌和锁子甲为防护。后来，贴合身体轮廓的板甲取代覆盖重叠铁环的无袖紧身皮衣成为骑士护身装备。重装骑士并不是新生事物。早在几个世纪以前，拜占庭和波斯军队就曾装备战马，驮负甲兵驰骋沙场。但732年后西欧出现的新变化在于重装骑兵的作战方式。早先的骑士以弓箭为主要武器，站在远处射箭攻击敌人。欧洲骑士以长矛为作战武器。他们把沉重的长矛固定在胳膊下，策马冲锋，脚蹬马镫挺直身体，应对交战时所受冲击。通过这种方式，马和人的动能在矛头后蓄积，产生强大穿透力。这种动能势不可挡，除非另有人以相同速度反向骑马而来。如果发生后一种情况，一方或双方可能会滚鞍落马，折断矛头。但只要有平路能纵马驰骋，发起冲锋的骑士就有足够冲击力克敌制胜。最终，步兵不得不制订相应战术抵御骑士冲锋攻势，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在近三百年里，欧洲骑士在西欧战场所向披靡，不仅主导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军事领导权，还左右社会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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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分布在加洛林王朝疆土上的骑士数量非常少。战马、武器和铠甲价格不菲，而且要花上数年时间训练骑士，才能将长矛战优势发挥到极致。但人们对保护家园、抵御外侮的需要非常强烈。加洛林时代的第二项发明——农业采邑制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为供养相对大量的骑士提供了手段。结果是，公元1000年后，西欧不再受侵略之苦，而是向四面八方扩张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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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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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洛林时代发生的第二大变化是采邑制的建立。采邑是一大块农田，部分由村民自己耕种，部分代表采邑主或所有者耕种。具体安排区别如下：采邑主有时以“领地”形式占有部分土地。也就是说，这部分土地为采邑主私人所有。而且，采邑主有法定权利要求农民为他耕种，所产余粮为农民所有。其他情况下，采邑主将每个农民上交的部分粮食占为己有，但对自己直接管理的土地没有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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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王国的部分地区原为罗马帝国领土。在这些地区，采邑制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农民种田、地主坐享其成的做法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之久。但在日耳曼人中，还没有出现过这种不平等现象。因此，在加洛林时代，日耳曼土地上的采邑仅寥寥数个。但我们已经了解到，日耳曼人使用铧式犁耕作低洼地。当日耳曼的犁耕技术与罗马的采邑主役农制度合二为一后，中世纪采邑制完全成型。在加洛林时代，采邑制所有要素已经齐备。但要让日耳曼和罗马元素合成新元素，必须先克服根深蒂固的阻挠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