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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诗人、散文家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1304年—1374年）大半生涯在阿维尼翁教廷担任微职。他是表达人文主义思想第一人。追随他前行的人成为伟大的学者。他们流连于修道院图书馆，寻找被遗忘的经典，纠正古书中因誊写不慎出现的错误。他们发现，学术研究虽艰苦辛劳，但让人兴奋，充满价值，可博见明识，自成一家。一些富有的赞助人为他们的热情所感染，给予帮助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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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潜心钻研圣书和中世纪著作时，学者们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已经了解到，洛伦佐·瓦拉仔细研究了“君士坦丁献土”，发现其不合情理，当属伪造。这种研究无益于教权巩固。此外，《圣经》中也有不少有趣问题。但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更关注异教书籍（可能是太谨慎的缘故），无意挑《圣经》的毛病。第一个改正拉丁语《圣经》错误的伟大学者是荷兰人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1466年—15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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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活动的另一成效是质疑当时的教会拉丁语。因为西塞罗的措辞风格备受后人推崇，一些学者据此认为，西塞罗没有用过的拉丁语不应投入使用。这样一来，流行于欧洲知识分子圈的大量拉丁词汇遭到排斥。虽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西塞罗拉丁语是唯一标准语言，但将西塞罗拉丁语视为金科玉律的思想最终生根，拉丁语失去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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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者坚信自己正在重现古代文学和思想的荣耀。他们将自己生活的时代视为拉丁语文学的重生或复兴，并创造了“中世纪”一词，表示自己生活的新时代与几个世纪以前的黑暗截然不同。这些词汇的选用依然主导着我们今天对欧洲历史的看法。但我们不再认为中世纪真的是黑暗时代，历史学家也不再把“文艺复兴”一词局限于指代拉丁文学的重生，而用来形容整个时代。这个时代在1300年左右发轫于意大利，并于1500年后涵盖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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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文主义和神秘主义自成一体，改变了欧洲思想和情感质地。但二者都未能解决那个时代的问题。两大运动代表了欧洲思想情感的对立两极。一极强调排除万物，仅信仰上帝；另一极则完全相反，对上帝几乎只字不提。这两种极端都不能赢得广泛认同。存在于二者之间的张力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焦虑和愤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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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中的时代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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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300年至1500年间的两个世纪里，西欧人发现绘画与1150年至1300年间的哥特式建筑一样，强大有力，具有独创性。意大利是美术发展中心，尤以佛罗伦萨和佛兰德最具活力。佛兰德美术从中世纪手稿插画发展而来，保留了插画特有的饱满色彩和丰富细节。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画家是扬·范·艾克（1390年—1440年）。他的肖像画生动逼真，构图和谐有序，反映了社会上层的审美和舒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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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绘画从拜占庭艺术风格发展而来。因教堂和其他宗教建筑需要装饰墙壁，乔托（约1267年—1337年）等画家以此为主业。意大利绘画注重写实、精于细节，与阿尔卑斯山以北画风一致。拜占庭艺术为取得超脱尘俗的效果，常将人体拉伸并做其他变形处理，不符合西欧的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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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画家马萨乔（1401年—1428年）创造了透视法，展现躯体的丰满圆润。几年后，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1404年—1472年）创造了直线透视法几何规则。技巧是，将所有平行线会聚于画面的任一消失点上。后来人们发现，也可以在画面之外找到消失点。运用直线透视法后，画家就可以根据不同比例绘制人物和建筑，创造三维空间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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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初次使用这些原理创作艺术作品时，产生了令人愉悦神往的效果。作品看起来好像是真的，观者似乎能走进画中，与人物景色融为一体。今天的我们已经对摄影照片习以为常，所以很难想象出这种新艺术带来的视觉震撼。当时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过在二维平面上还能准确绘制三维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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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加准确逼真，画家需要提高技巧，学会根据距离远近改变色彩，使用真人模特为圣徒和神话人物画像，即所谓的“空气透视”。绘画主题扩大到异教和历史题材。桑德罗·波提切利（1445年—1510年）的《维纳斯的诞生》展现了绘画可以在世俗方向上走多远。而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年—1519年）的《岩间圣母》展现了宗教主题可以在人性化方向上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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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和建筑方面的变革可与文艺复兴绘画相媲美。意大利有很多罗马遗迹，人文主义者对古风古物的热情感染了建筑师和雕刻家。他们认为罗马成就举世无双。多那太罗（1386年—1466年）模仿古罗马作品创作独立式裸像。一个世纪后，米开朗琪罗（1475年—1564年）将文艺复兴的雕塑传统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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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的财富和荣耀 这幅画是扬·范·艾克于1434年在佛兰德创作的。从画中镜子上方的文字可知，两位主人公是意大利商人阿尔诺非尼及其妻子。15世纪，意大利在大规模长途贸易上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一个意大利人到佛兰德定居兴业并不算奇事。阿尔诺非尼很可能从事佛兰德出口贸易大头——布料贸易，委托这位佛兰德名家创作肖像画，以纪念新婚之喜，彰显个人财富。在15世纪，这种歌颂私人生活的行为还比较少见，让我们得以窥见当时富人安逸舒适的家庭生活。他们穿戴华美的皮毛衣饰，买得起镜子、枝形吊灯等奢侈品。这幅画的创新之处不仅体现在以私人生活为创作主题，还以技术见长。扬·范·艾克将油溶性涂料应用于小而平的画面，创作出便于手提携带，供私人宅邸观瞻的艺术作品。虽然这种油画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非常普遍，但在1434年完全是新生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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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必须紧贴日常需要和教会仪式要求，因此不能过多模仿古代经典。但文艺复兴建筑在装饰细节上大量借鉴古人，使用圆柱和卵锚饰，产生了宏大和谐的效果，其中以建于1506年至1626年间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最久负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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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在绘画、雕塑，还是建筑上，神圣和世俗态度的张力随处可见。写实主义和视觉细节展现着普通人对生活的欢欣喜悦，但常常不以宗教为主题。如何驾驭二者是西欧人面临的一大未决难题。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这个问题仍然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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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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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年左右，西欧看起来似乎遇到了真正的麻烦。但实际上，此时的欧洲处于最具戏剧化扩张的边缘。只有在事后我们才可能看清楚，正是欧洲社会内部运转的一些东西为1500年至1650年间欧洲的惊人拓展和自我转变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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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欧洲经济激发了更大部分比例的人口，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区难以找到。羊毛、鱼类、木材、铧头等原材料和常用物品进入市场买卖。这意味着，相对大量的人口因商业循环起伏而损益。随价格变化，工人进入或退出某些行业，这使欧洲经济具备了灵活性。即使是固定的农业常规也比其他文明世界经历更多变化。只要有新项目、新机会出现，就能在更广范围内调动劳动力和资源。这是其他受习俗束缚的社会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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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欧洲的第一大优势。其劣势是经济摩擦和不确定性增大，贫富斗争加剧。但正是因为缺少单一控制中心，才不会出现中国明朝那样的情况——皇帝远在天边，一纸令下，海上探险活动即告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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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生活的第二个元素，从长远来看对欧洲有利。农民和市民习惯自我防卫，不愿对社会上层俯首帖耳。欧洲贵族则精于战事。放眼世界，只有日本随时准备诉诸武力，以捍卫个人英雄主义准则。在中国，社会统治阶层更温和。在伊斯兰世界，农民和市民各安其位，面对暴虐统治，一般不会还击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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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因素是欧洲掌握了三大新技术，其潜能在公元1500年后开始显现。这三大技术及其影响分别是：（1）活字印刷术，实现了知识的快速精准传播。（2）指南针，以及造船航海方面取得的进展，船舶能安全驶过浪大流急的海洋。（3）火药和大炮，能攻破坚固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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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因素，以及其他我们尚不清楚的原因，欧洲在遭遇中世纪综合体瓦解后，并未走进死胡同。相反，这一时期是欧洲和全世界发生新巨变的序幕。我们将单列一章，去探索这些变化，去挖掘现代史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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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结语：世界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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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稍作停顿，审视一下欧洲航海发现前夜的世界，并与两千年前的世界情势做比较。公元前500年出现的四种文明风格在公元1500年时依然得以鲜明呈现。中国、印度、中东和欧洲继续发展自己的文明，而且在很多方面，每一种文明的基本结构与两千年前相比没有变化，很多改变形诸细节。思想技艺从文明世界的一端传到另一端。但欧洲的邦国制，中东的一神论，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国政府和社会秩序的家庭形式仍持续塑造着身处这些文明中的每一个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