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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的财富和荣耀 这幅画是扬·范·艾克于1434年在佛兰德创作的。从画中镜子上方的文字可知，两位主人公是意大利商人阿尔诺非尼及其妻子。15世纪，意大利在大规模长途贸易上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一个意大利人到佛兰德定居兴业并不算奇事。阿尔诺非尼很可能从事佛兰德出口贸易大头——布料贸易，委托这位佛兰德名家创作肖像画，以纪念新婚之喜，彰显个人财富。在15世纪，这种歌颂私人生活的行为还比较少见，让我们得以窥见当时富人安逸舒适的家庭生活。他们穿戴华美的皮毛衣饰，买得起镜子、枝形吊灯等奢侈品。这幅画的创新之处不仅体现在以私人生活为创作主题，还以技术见长。扬·范·艾克将油溶性涂料应用于小而平的画面，创作出便于手提携带，供私人宅邸观瞻的艺术作品。虽然这种油画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非常普遍，但在1434年完全是新生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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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必须紧贴日常需要和教会仪式要求，因此不能过多模仿古代经典。但文艺复兴建筑在装饰细节上大量借鉴古人，使用圆柱和卵锚饰，产生了宏大和谐的效果，其中以建于1506年至1626年间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最久负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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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在绘画、雕塑，还是建筑上，神圣和世俗态度的张力随处可见。写实主义和视觉细节展现着普通人对生活的欢欣喜悦，但常常不以宗教为主题。如何驾驭二者是西欧人面临的一大未决难题。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这个问题仍然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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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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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年左右，西欧看起来似乎遇到了真正的麻烦。但实际上，此时的欧洲处于最具戏剧化扩张的边缘。只有在事后我们才可能看清楚，正是欧洲社会内部运转的一些东西为1500年至1650年间欧洲的惊人拓展和自我转变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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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欧洲经济激发了更大部分比例的人口，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区难以找到。羊毛、鱼类、木材、铧头等原材料和常用物品进入市场买卖。这意味着，相对大量的人口因商业循环起伏而损益。随价格变化，工人进入或退出某些行业，这使欧洲经济具备了灵活性。即使是固定的农业常规也比其他文明世界经历更多变化。只要有新项目、新机会出现，就能在更广范围内调动劳动力和资源。这是其他受习俗束缚的社会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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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欧洲的第一大优势。其劣势是经济摩擦和不确定性增大，贫富斗争加剧。但正是因为缺少单一控制中心，才不会出现中国明朝那样的情况——皇帝远在天边，一纸令下，海上探险活动即告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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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生活的第二个元素，从长远来看对欧洲有利。农民和市民习惯自我防卫，不愿对社会上层俯首帖耳。欧洲贵族则精于战事。放眼世界，只有日本随时准备诉诸武力，以捍卫个人英雄主义准则。在中国，社会统治阶层更温和。在伊斯兰世界，农民和市民各安其位，面对暴虐统治，一般不会还击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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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因素是欧洲掌握了三大新技术，其潜能在公元1500年后开始显现。这三大技术及其影响分别是：（1）活字印刷术，实现了知识的快速精准传播。（2）指南针，以及造船航海方面取得的进展，船舶能安全驶过浪大流急的海洋。（3）火药和大炮，能攻破坚固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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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因素，以及其他我们尚不清楚的原因，欧洲在遭遇中世纪综合体瓦解后，并未走进死胡同。相反，这一时期是欧洲和全世界发生新巨变的序幕。我们将单列一章，去探索这些变化，去挖掘现代史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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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结语：世界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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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稍作停顿，审视一下欧洲航海发现前夜的世界，并与两千年前的世界情势做比较。公元前500年出现的四种文明风格在公元1500年时依然得以鲜明呈现。中国、印度、中东和欧洲继续发展自己的文明，而且在很多方面，每一种文明的基本结构与两千年前相比没有变化，很多改变形诸细节。思想技艺从文明世界的一端传到另一端。但欧洲的邦国制，中东的一神论，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国政府和社会秩序的家庭形式仍持续塑造着身处这些文明中的每一个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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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500年时，文明生活疆域大大扩展，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形成了一个纵贯欧亚大陆的文明地带。在四大文明的北部和南部，出现了重要新分支。中世纪欧洲的崛起意味着文明区域从地中海北移，在北海流域和英吉利海峡形成焦点。俄罗斯改信基督教，北移范围扩大，基督教正教世界的重心从君士坦丁堡转向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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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00年时，希腊文明还是一种非常年轻、规模很小、高度集中的生活范式，以爱琴海为活动范围。但到1500年时，其后裔和继承人大量借鉴北方蛮族世界和中东远东文明，早期的泾渭分明消失不见。希腊的欧洲后裔创造了基督教的两种分支——希腊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两种教派迥然有别，完全可以看作是两种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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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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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发展局面也出现在中国东北边境。我们已经了解到，到1500年时，日本文明与中华文明已经有了显著区别。因此，应被视为另一种文明。伊斯兰世界渗入亚洲西部和中部草原地区。虽然草原民族与伊斯兰文明深度交会，并与周边定居民族有显著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我们还是不能把金帐汗国及其他游牧同盟的文化视为新文明，因为游牧人从来没有发展出文明民族那样的专业分工。所以，可以这样说，西部和中部草原出现的半文明或高等荒蛮状态与伊斯兰的关系，与日本、北欧新文明和中华古文明、地中海古文明的关系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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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亚大陆南部，文明的扩展创造了更加多元化的图景。比如，在东南亚，生活在苏门答腊和爪哇岛上的人，以及生活在今日泰国（古称“暹罗”）、柬埔寨和越南的大陆民族于基督时代接触到了印度文明。但到600年时，他们都独立发展出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地方生殖崇拜与佛教、印度教思想的融合产生了一系列辉煌灿烂的宫廷文化。我们主要通过宏伟的寺庙和宫殿遗迹了解到这一点。创造出能修建这种不朽建筑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因此这些文化配得上“文明”一词，可与苏美尔人、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的成就比肩。当然，我们总免不了要做一番对比。跟大河流域古文明和美洲文明一样，东南亚每一文明都建有气势恢宏的神殿和宫廷，周围簇拥着农民搭建的简易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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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爪哇和苏门答腊，船运支撑着文明发展。在内陆，大河流域为当地宫廷文明提供了背景。每一流域都有肥沃的稻田，过着近乎自给自足的生活，仅在贸易及其他领域与外部世界有限接触。印度印记随处可见，但往往与当地习俗交融在一起。公元800年后，东南亚地区也受到了穆斯林影响。穆斯林主导了海上贸易，并最终于16世纪20年代征服爪哇和苏门答腊。但内陆流域地区没有受到穆斯林的控制。原因很简单。统治者禁止上游而来的陌生人入境，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导致内陆北部边境地区易受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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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棉帝国在湄公河流域的吴哥城兴建了雄伟的神殿。1431年，尚武好战的暹罗人从北面而来，攻破高棉，在附近的湄南河流域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与暹罗人同时南下的还有缅甸人。这两群人都因中国扩张失去家园。新来者不喜欢高棉帝国的印度教—佛教混合宗教，只信奉佛教。其军事化程度更高，与外界交流更广泛，但没有创造出高棉帝国时期的恢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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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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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文明群也在非洲成型，包括信奉伊斯兰教的东非和西非，以及内陆腹地。葡萄牙人第一次来到刚果盆地时，就发现了刚果王国。再往南走，莫诺莫塔帕帝国挺立在东海岸，坐落于赞比西河和林波波河中间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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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吴哥窟 这座宏伟的寺庙建于12世纪初期，是吴哥王朝国王苏利耶跋摩二世修建的。庙中供奉的神是毗湿奴，几个世纪前从印度传到柬埔寨。但这座庙同时也是国王陵寝。苏利耶跋摩二世希望死后与毗湿奴合为一体，享受极乐永生。这座庙也展现了印度教教义所描绘的世界。最高的那座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须弥山。印度教认为，此山从一个平坦、呈矩形的大地中心拔地而起。因此，这座寺庙的平面也呈矩形，周围是人工池塘，模仿的是海洋环绕大地的景致。该庙彰显了毗湿奴和国王在庙里庙外世界的伟大地位。这就是高棉统治者殚精竭虑建造吴哥窟等寺庙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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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相对大型的政权是由班图语族建立的。公历纪元之初，这些人从西非海岸南转好望角的地点——贝宁湾出发，迁往中非和南非。班图人很可能是在发现印度尼西亚粮食作物后开始迁居的。他们擅长制作铁器，有能力清理林地，把这些作物种在刚果盆地茂密的热带雨林里。后来，一些班图人部落可能从努比亚得到了牛。牧牛人和农民为寻找新草场，继续南迁，一场沿东非高地的快速迁移运动自此开始。科伊人和桑人狩猎采集者在班图人到来之前撤出南方，俾格米人走进浓密的刚果雨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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