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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在东面也遭遇挫折。1515年，土耳其同盟之一乌兹别克人占领阿姆河、锡尔河流域，赶走了统治该地区的波斯化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向南逃往印度，并最终建立莫卧儿帝国。土耳其部落走后，佛教徒迁往中亚草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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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多米诺式的人口流动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历史，完全属于传统行为。但这一次有所不同。原因是，乌兹别克人南下时撤离的区域被一个名叫“卡尔梅克人”的异教部落占领。卡尔梅克人并没有像乌兹别克人及之前的部族那样变成穆斯林，而是皈依喇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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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信仰别种宗教的游牧群落在亚洲东部和中部成型。虽然他们有意识地与伊斯兰国家和中国保持距离，但最终于1757年被中国征服。当时，卡尔梅克同盟在中国火炮骑兵夹击时感染天花，完全陷入崩溃。这一战后，最后一支草原骑兵力量被歼灭。东欧和北亚历史进入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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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上经历的这些挫折没有激发伊斯兰世界的文明政权采取行动。因为，草原地区本来就是穷乡僻壤，没有什么发展前途。欧洲和远东的海上路线打通后，曾经穿梭在中国和亚洲西部草原的商队丢了大部分生意。这也不足为奇。毕竟，驮畜竞争不过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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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不久，穆斯林在北面的草原通道也被包抄。俄罗斯人开拓了北部林区。他们夏天乘船，冬天沿结冰河道滑雪橇。对他们来说，河道就是天然的高速公路。这种水陆联运系统路程相对较短，又便利快捷。而且，沿途大部分居民都是淳朴的猎人渔民。因此，这些以枪为正常装备的俄罗斯人一路顺畅无阻。1638年，俄罗斯探险者抵达西太平洋陆缘海——鄂霍次克海。当地盛产皮毛，俄罗斯人深受吸引。他们强迫当地人进贡皮毛，再出口到中国和欧洲。这两地对皮毛需求很大。卖出后，换回茶叶及中国其他商品，并沿原河道运回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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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种形式的长途陆路贸易移向北方，原有的草原商队路线失去重要性。因此，在控制穆斯林大帝国的人眼中，伊斯兰从贫穷落后的中亚草原撤出似乎不算什么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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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非政权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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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穆斯林眼中，始自1501年的宗教和政治变动才更具重要意义。当时，伊斯玛仪·萨法维公开宣称自己是第七任伊玛目后人，即穆斯林唯一一位真正合法的领导人。伊斯玛仪是什叶派信徒。也就是说，他所属的伊斯兰教派拒绝承认倭马亚哈里发，坚信只有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才有法定权力领导穆斯林社群。萨非派已经存在很多年了，而且成立了秘密宣传组织，思想远播伊朗和安纳托利亚东部。伊斯玛仪手下的土耳其士兵以部落为组织单位，与伊斯兰教创立之初穆罕默德的士兵组织方式如出一辙。什叶派激进好战，与最初凝聚起穆斯林社群的精神也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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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伊斯玛仪接连取得胜利。1502年，他攻占伊朗大不里士，自立为沙阿。1508年，攻陷巴格达和美索不达米亚。1510年，击败乌兹别克人。1514年，他的亲信夺取安纳托利亚政权，对抗奥斯曼苏丹。塞利姆一世不得不纠集全部军力，镇压什叶派叛军。血腥平叛后，塞利姆一世挺入大不里士，准备灭尽伊斯玛仪传染源。凭借手中的火炮，塞利姆一世克敌制胜，但却无力攻陷大不里士，也不能摧毁伊斯玛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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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塞利姆一世决定征服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麦加、麦地那等圣城所在的阿拉伯半岛部分，将沙阿伊斯玛仪同盟军消灭殆尽。这一战从1515年至1517年打了两年。但伊朗与伊斯坦布尔相距甚远，奥斯曼帝国军队无力长攻。而且，每打一战后，土耳其骑兵都要返回封地休养生息，苏丹要回到都城巩固个人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权。因此，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有效作战能力局限在维也纳和大不里士之间。因交通和奥斯曼军事组织所限，两个城市都久攻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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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的辉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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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曼帝国、萨法维王朝和莫卧儿帝国统治下，穆斯林艺术进入繁荣发展期。萨法维王朝沙阿阿拔斯一世（在位时间1587年—1629年）定都伊斯法罕，并使该都城成为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莫卧儿皇帝沙贾汗（在位时间1628年—1657年）在印度建造了泰姬陵。在这几个世纪里，波斯细密画也达到最高水平。画师聚集于宫廷，装点每一处建筑。在他们的画中，随处可见中国和欧洲画技踪影，但波斯细密画以宝石般闪耀色彩和微妙细节见长，跻身世界伟大艺术传统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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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莫卧儿宫廷也发展了与之紧密相关的绘画风格。印度教徒画家借鉴波斯技巧描绘印度教神话场景，创造了拉其普特艺术流派。地毯编织、家具设计、珠宝制作等艺术形式也在皇家工坊里达到很高造诣，迎合了王公贵胄的不凡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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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思想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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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语言——土耳其语和乌尔都语分别在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宫廷出现，文学才免遭停滞之险。伊斯兰逊尼教派对中世纪波斯诗人推崇备至。因此，土耳其语和乌尔都语作家广泛借鉴波斯文学大家，但被逐出故土。原因是，波斯经典诗歌以微妙模糊措辞见长，蕴含宗教疑问，这让什叶派宗教教师无法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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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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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5年后，只有遥远的巴厘岛还存有印度教独立政权。但印度教文化并未瘫痪。相反，印度教进入崭新发展阶段，抵御了穆斯林的冲击，让基督教传教士无功而返。之所以发生这一切，是因为有两位诗人和一个圣人让印度教找到了新焦点。这位圣人名叫柴坦尼亚（卒于1527年）。柴坦尼亚生为婆罗门种姓，年轻时开始强烈感受到神秘体验。据此，追随者认为他是印度教三大神克利须那的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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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印度，道成肉身也非常事。一个宗教派别很快发展起来，在柴坦尼亚生活的孟加拉尤为兴盛。该派别摒弃种姓观念，伊斯兰教对印度人的主要吸引力由此大减。在柴坦尼亚出生前，孟加拉的低等种姓一般信仰伊斯兰教。等到这个新派别出现后，很少有人改信伊斯兰教。柴坦尼亚追随者通过公共仪式热烈表达执着信念。这种公共仪式远比伊斯兰教，甚至比苏菲派神秘主义更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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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伟大的印度教诗人苏尔达斯（卒于1563年）和杜勒西达斯（卒于1623年）从印度教两部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汲取素材，改用印度北部的日常语言娓娓道来。这与新教徒将《圣经》翻译为西欧通俗语言相似。有了这样的改造，就连普通人也能大段背诵两位诗人的诗句。孩子们在学校里朗诵识记。诗中强调的虔诚善行上升为行为标准。印度教徒的自觉意识和宗教均一性就此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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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位诗人中，苏尔达斯影响较小。苏尔达斯晚年入仕阿克巴朝廷。他的诗带有波斯色彩，以克利须那为歌颂对象。而杜勒西达斯将宗教热忱倾注在罗摩身上，强调罗摩人神合一的角色，不掺杂任何异族色彩。他的诗歌深深浸润了后世印度教徒的宗教和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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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就是三个人对印度教的影响。崇拜者认同人神合一的圣人。印度教传统中的其他神祇和神话并没有完全被抛弃。但在实践中，每一个信徒只信奉一位神人。因此，印度教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宗教派别。有的宗派崇拜克利须那，有的宗派倾心于罗摩。但这两位神祇都是毗湿奴的化身，因此不存在根本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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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早期印度教另一主神——湿婆的崇拜有所减弱。以简单魔法见长的密宗的影响力也随之减弱。但印度教的最古老元素——梵语仪式在人生所有危机事件中继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婆罗门在出生、成年、婚姻和死亡之时都要念诵外人听不懂的梵语经文。只有柴坦尼亚的追随者拒绝尊崇以种姓为念的婆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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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层面上，印度教也仍然在莫卧儿帝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皇帝阿克巴大力启用印度教徒，管理政务，收取税金。他去世后，继承人仍遵循其道。很多印度教徒占有广阔封地，和说波斯语的土耳其人一同参军打仗。土耳其人是莫卧儿力量的核心所在。印度教徒上层吸收了穆斯林统治者的世俗文化，赞助拉杰普特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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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印度人仍然信奉印度教。他们把维持莫卧儿帝国运转的一少部分异族视为一种形式的种姓，一个可以忍耐，但不会被仿效的外来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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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态度下，伊斯兰教宣教力量被钝化。普通老百姓从柴坦尼亚和两位诗人那里找到了印度教的情感吸引力，感觉没有必要再跟穆斯林辩论偶像崇拜问题。除了在印度最南部外，印度教神庙都被损毁。新的崇拜形式在户外公共场所举行，不再关注偶像，而以赞歌、祈祷词为庆祝形式。印度教徒认为，印度教经文历史久远、博大精深，远在《古兰经》和基督教《圣经》之上。换言之，印度教深植于印度全体人民的情感思绪中，外来信仰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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