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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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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是欧洲集权程度最高、管理最为严明的政权。从大选侯腓特烈·威廉（在位时间1640年—1688年）时代起，普鲁士将强军列为首要任务。普鲁士土地多为沙质土壤，农业条件不佳，人口稀少。实施强军政策后，国力大为提升。这一地位在1701年凸显。那一年，勃兰登堡选侯腓特烈升为普鲁士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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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0年至1748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爆发。1756年至1763年，七年战争打响。普鲁士军队在这两场战争中骁勇善战，名震欧洲。战争初期，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在位时间1740年—1786年）从奥地利手中夺走西里西亚省。但在七年战争中遭遇敌军结盟，处境凶险。当时，较量了几个世纪的法国和奥地利忽然联手对抗普鲁士，俄罗斯也加入其中。情势岌岌可危。英国出手相救，向普鲁士提供财力物力支持。1762年，俄罗斯倒戈。普鲁士扭转逆势，转负为赢，法国和奥地利求和。此后，腓特烈二世联手前敌——奥地利和俄罗斯瓜分波兰，使普鲁士国力更加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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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王权面临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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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二世统治下的普鲁士、约瑟夫二世的奥地利、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俄罗斯有一个共同点——三国都受集权且自诩开明的君主统治。这首先意味着，这些君主都不信仰传统基督教。也意味着，他们尝试过，或者口头承诺过，动用国家政权促进人民福祉，增加社会财富。还意味着，行政管理职能和权威集中在对统治者及其大臣言听计从的官僚手中。18世纪，这些政治原则在东欧收效甚佳，保证了官僚和贵族地主对人数越来越多的农奴实施统治。但在西欧，因为法国、英格兰和荷兰的城镇社会比俄罗斯复杂，绝对王权无力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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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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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一度是欧洲政治楷模，各种既得利益者能对国王大臣起到扼制作用，防止既定规则和办法被篡改。但到了后来，卖官鬻爵盛行，许多要职靠买卖而得。国王调转不灵，行政体制僵化，税收难以维持政府运转。陆海两军经费拮据，法国人在英国人和普鲁士人手下忍辱受败。越来越多的作家公开抨击社会现状。专业人士和商界领袖感觉自己声音微弱，不能左右政府决策。他们开始把目光投向英吉利海峡对岸，看到英国同行能参政议政，在国会中扮演重要角色，欣羡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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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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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内政发展方向几乎与法国完全相反。1603年，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个国王登上王位，希望建立像法国那样的高效政权，但很快与议会交恶。这个成立于中世纪的机构拒绝授权国王征收必要税种，并与反王权团体一道，就宗教和税收事宜向国王发难。1642年，查理一世与议会彻底搞僵，内战爆发，议会胜出。1649年，英国成立特殊委员会，认定查理一世没有履行对议会的承诺，当处极刑。但砍掉查理一世的头颅非但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还让很多英国人大为惊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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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权和议会权之争只是争议的一部分。很多英格兰人认为，应按《圣经》教义和加尔文宗改革、净化教会。这群被称为“清教徒”的宗教改革人士主导了议会，并组织军队向国王开战。最终，议会赢得内战，但也面临着一个棘手任务——教权和王权该怎样重新组织。对此，议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军方推出议会之首、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主持政局。英格兰建立军事独裁制。这种制度很快遭到公众声讨，而且实际上也违背了克伦威尔自己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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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政权分崩离析。几近绝望之中，一群将军和其他政治首脑将斯图亚特王朝继承人推上王位，封为查理二世（在位时间1660年—1685年）。查理二世在法国长大，不愿再次流亡国外。总体而言，他与议会关系较好。不过，查理二世仍想办法与路易十四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赢得了一笔不小的款子，摆脱了议会的财政控制。作为回报，查理二世同意在路易十四攻击英格兰邻国时保持缄默，以守住英格兰的莱茵河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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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5年，詹姆斯二世登上英格兰王位。国王与议会之间的猜忌再次上升为危机。詹姆斯二世信奉罗马天主教。议会据此认为，国王想让英格兰重新变回天主教国家，并且怀疑国王与法国有秘密勾当。1688年，英格兰爆发政变。荷兰人威廉三世与妻子、詹姆斯二世之女玛丽共同执政。詹姆斯二世下台，政变成功。但议会迫使新君主接受《权利宣言》。该宣言限定王权，在一定程度上对议会有利。自此之后，英格兰国王处于当其政而无统治权状态。具体体现在，国王未经议会授权，不得征税。如若违反，即视为违法。王室不得在英格兰建立常备军。军队须宣誓效忠于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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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三世精力充沛，但主要关心与路易十四的陆上战事。在他眼中，只要有人支持他参战，他就乐于把执政权交到议会认可的大臣手中。安妮女王（在位时间1702年—1714年）、乔治一世（在位时间1714年—1727年）、乔治二世（在位时间1727年—1760年）也奉行同一政策。后两位国王都不太会说英语，因此很少参加大臣召开的政策讨论会。他们把大臣委任权交给了罗伯特·沃波尔。沃波尔虽是普通议员，却赢得了君主和议会多数的信任。通俗地说，他就是首相，由他委任的大臣就是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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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0年，乔治三世登上王位，一直执政到1820年。在此期间，他一度亲临政务。议会、内阁政府的规定和传统由此建立。乔治三世力推亲信担任议员，并亲自委任大臣。但当他计划加强对美洲殖民地的控制时，遭到殖民地强烈反对，并引发英法战争。不久之后，乔治三世陷入间歇性疯癫状态，王权遭到更大程度削弱。权力重回议会及议会领袖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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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制度下得到发展的英国政治制度具备实实在在的优势。议员代表英国有产阶层的利益。完备的选举流程有利于新利益群体在议会发出自己的声音。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就政治决策权展开激烈较量。英国社会实现了自动平衡。另外，与法国相比，英国政府和社会上层合作更为紧密，政策更易获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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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是，英国议会于1600年初建时还像是过时的中世纪产物。到1700年时，这一主权组织控制着欧洲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政权之一。英国政府取得的这一辉煌胜利使得议会制和内阁政府在后来几十年间变成欧洲大陆改革家心目中的政权模型。这些改革家厌恶自己国家的极权王室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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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专制政体的俄罗斯，社会分裂为贵族和农奴。军事模型主导着行政管理的方方面面。普鲁士代表社会和政治组织的一种极端。而英国代表另一极端：中产阶级权力最大，宗教及其他多元文化形式比欧洲大部分地区都普及。欧洲其他国家位于这两个极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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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欧洲在旧制度下取得的巨大成功，以及这一成功的表现——领土扩张意味着，与以前相比，西方文明圈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上更趋兼容并蓄，更加多元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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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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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多样也是旧制度下欧洲文化的特色。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民族，更不用说不同职业、不同派别都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思想行为方式。通用模式仍然存在，但并不鲜明，也从来没有阻止个人群体的自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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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艺术和文学领先欧洲。尤其在叶卡捷琳娜时代，波兰和俄罗斯社会上层深受法国文化影响。但西班牙、意大利和奥地利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范围。这一范围建立在哈布斯堡王朝基础上，将天主教反宗教改革传统带入18世纪。英国和荷兰自成一体。1770年，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热烈宣告德国从法国文化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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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艺术和文学相比，科学更具国际性。不过，法国的笛卡尔追随者与英国信奉牛顿学说的人发生冲突；德国的莱布尼兹与牛顿也有立场纷争。但他们的争执部分带有民族主义色彩。虽然有此纷攘，科学家以观察和测量为手段，快速解决了多数争议。而在其他领域，品味是不二法门。语言、宗教、个人情绪、地方联系等偏好因素造就了一批文化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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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文化的典型特点是专业化程度加深。在这个时代，作家开始靠销售作品为生，创造了一种独立于教会和政府之外的新职业。与之相比，画家和音乐家仍要依赖贵族赞助或教会委托维持创作生命。科学家时而任教于大学，时而供职于政府。比如，瑞士数学家莱昂哈德·欧拉（1707年—1783年）在23岁那年受聘为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授。1741年，应腓特烈二世之诏前往柏林，但在1766年返回圣彼得堡。旧制度下的科学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英国数学家、天文学家艾萨克·牛顿（1643年—1727年）在世时即被视为巨擘丰碑。去世后，与英格兰历代国王女王葬在西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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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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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年后，现代科学获得巨大新能量。对世界上所有的动植物进行观察、记录和分类是一桩艰巨任务。欧洲人用显微镜、望远镜、温度计、气压计、六分仪观察记录事实，其准确程度远超以往。因为收集整理信息任务繁重，多数科学家终日埋头钻研，让科学事业生机焕发。每个人都知道正在开展中的研究项目具备什么样的意义，没有人再去怀疑欧洲是否已在知识领域远超先人和其他民族。当然，要想建构学术，必须制订实用有效的分类办法。在这方面，有两位欧洲学人成就卓著。一位是发明植物属种分类法的瑞典学者卡尔·林奈（1707年—1778年）。该法流传沿用至今。另一位是法国博物学家布丰（1707年—1788年）。他以动植物为主题，创作四十四卷巨著《自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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