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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是，英国议会于1600年初建时还像是过时的中世纪产物。到1700年时，这一主权组织控制着欧洲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政权之一。英国政府取得的这一辉煌胜利使得议会制和内阁政府在后来几十年间变成欧洲大陆改革家心目中的政权模型。这些改革家厌恶自己国家的极权王室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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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专制政体的俄罗斯，社会分裂为贵族和农奴。军事模型主导着行政管理的方方面面。普鲁士代表社会和政治组织的一种极端。而英国代表另一极端：中产阶级权力最大，宗教及其他多元文化形式比欧洲大部分地区都普及。欧洲其他国家位于这两个极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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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欧洲在旧制度下取得的巨大成功，以及这一成功的表现——领土扩张意味着，与以前相比，西方文明圈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上更趋兼容并蓄，更加多元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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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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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多样也是旧制度下欧洲文化的特色。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民族，更不用说不同职业、不同派别都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思想行为方式。通用模式仍然存在，但并不鲜明，也从来没有阻止个人群体的自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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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艺术和文学领先欧洲。尤其在叶卡捷琳娜时代，波兰和俄罗斯社会上层深受法国文化影响。但西班牙、意大利和奥地利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范围。这一范围建立在哈布斯堡王朝基础上，将天主教反宗教改革传统带入18世纪。英国和荷兰自成一体。1770年，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热烈宣告德国从法国文化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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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艺术和文学相比，科学更具国际性。不过，法国的笛卡尔追随者与英国信奉牛顿学说的人发生冲突；德国的莱布尼兹与牛顿也有立场纷争。但他们的争执部分带有民族主义色彩。虽然有此纷攘，科学家以观察和测量为手段，快速解决了多数争议。而在其他领域，品味是不二法门。语言、宗教、个人情绪、地方联系等偏好因素造就了一批文化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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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文化的典型特点是专业化程度加深。在这个时代，作家开始靠销售作品为生，创造了一种独立于教会和政府之外的新职业。与之相比，画家和音乐家仍要依赖贵族赞助或教会委托维持创作生命。科学家时而任教于大学，时而供职于政府。比如，瑞士数学家莱昂哈德·欧拉（1707年—1783年）在23岁那年受聘为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授。1741年，应腓特烈二世之诏前往柏林，但在1766年返回圣彼得堡。旧制度下的科学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英国数学家、天文学家艾萨克·牛顿（1643年—1727年）在世时即被视为巨擘丰碑。去世后，与英格兰历代国王女王葬在西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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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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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年后，现代科学获得巨大新能量。对世界上所有的动植物进行观察、记录和分类是一桩艰巨任务。欧洲人用显微镜、望远镜、温度计、气压计、六分仪观察记录事实，其准确程度远超以往。因为收集整理信息任务繁重，多数科学家终日埋头钻研，让科学事业生机焕发。每个人都知道正在开展中的研究项目具备什么样的意义，没有人再去怀疑欧洲是否已在知识领域远超先人和其他民族。当然，要想建构学术，必须制订实用有效的分类办法。在这方面，有两位欧洲学人成就卓著。一位是发明植物属种分类法的瑞典学者卡尔·林奈（1707年—1778年）。该法流传沿用至今。另一位是法国博物学家布丰（1707年—1788年）。他以动植物为主题，创作四十四卷巨著《自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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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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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科学发现是数学和抽象科学。牛顿是其中关键人物。牛顿在伽利略去世同年出生，实际上也是伽利略的思想继承人。牛顿阐述了微积分理论，在数学方面建树颇丰。德国人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1646年—1716年）也被认为发明了微积分，并创建了二进制算数。时至今日，这一计数法仍在使用。后来，两位伟人的追随者对微积分原创者是谁的问题争执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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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牛顿的不朽成就集中体现在物理学和天文学两个领域。他用棱镜做实验，发现太阳光既可分解为彩虹色彩，又能合成白色光。他还发明了反射式望远镜。在某些方面，这种望远镜比使用透明镜片的望远镜还先进。但牛顿主要以重力理论闻名于世。1687年，他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阐述了重力理论。牛顿假设，所有物体都因一种力而互相吸引。这种力与两物体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从这一假设出发，牛顿证明月球和行星的运动，以及地表附近下落物体的运动都遵循同样的法则。他用数学形式表达这些法则。也就是说，只要有重量、距离和速度数据，就能计算出物体运动方式，还能推算出过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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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理论为他的同时代人提供了新的启示力量。人们突然发现，天体运动竟然与球的运动轨迹、苹果在风中的坠落轨迹相契合。用几个简单的数学公式就能解释万事万物。这让有些人认为，神秘“重力”在远处悄然起作用。但无数个观察结果都证实了牛顿理论，行星和炮弹的运行轨迹被牛顿公式言中，谁还会去怀疑这种新理论的准确性呢？很多人觉得诗人亚历山大·蒲柏所言不虚——“上帝说，让牛顿来吧，一切变为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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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像牛顿一样的一流实验学家和数学家还有很多。他们创立各种专业学会，其中以伦敦皇家学会最负盛名。各学会互通信函，并公开发表会议内容和所收论文。一个由科学家和学者组成的生动活泼的沟通网络就此形成，涵盖从伦敦到圣彼得堡，从佛罗伦萨、马德里到斯德哥尔摩的广阔地域。就连远在北美的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年—1790年）都能把自己的闪电实验结果告知欧洲同仁，证明闪电是电流的一种，并获得了欧洲世界的认可。这一科学沟通网络保证了数据和思想的持续流动，让科学真正成为国际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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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与牛顿成就相媲美的天文学和物理学理论突破直到1789年才出现。但安托万·拉瓦锡（1743年—1794年）引领化学登上精确新高度。拉瓦锡准确测量出了化学反应前后的物质重量。并在这一基础上，解释了燃烧过程，发现并测量了氧气的消耗、二氧化碳及其他气体的释放。拉瓦锡还清晰界定了元素和化合物之间的区别。很多由他命名的化学元素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如氧气等。正是由于拉瓦锡的开创性工作，化学在旧制度接近尾声时已做好准备，全力迎接19世纪的所有技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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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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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思想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如果浩瀚无垠的宇宙空间都遵守同样的运动法则，上帝怎么还会干预人类事务呢？上帝似乎是一位数学大师，一位造诣深厚的工匠，按照自然法则创造世界，不太可能会亲手毁掉自己的劳动成果，或者承认其不完美、有缺憾，再以奇迹形式修正。这样一来，宗教改革时代建立的世界观遭到全面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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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一位不情愿的先知 1687年，艾萨克·牛顿爵士（1643年—1727年）发表名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阐释运动法则，并认为这一法则适用于太阳、月亮、行星，以及地球上的所有运动物体。从这一角度来说，牛顿把天堂和人间连为一体，彻底否定了旧有思想观念，世界变成了一个运动轨迹可清晰预测的大机器。可是，照这样说来，会不会出现奇迹？上帝会不会干预人类事务？这些问题让牛顿大为困惑。为此，他在晚年竭力证明《圣经》预言真实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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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如果上帝和宇宙控制论观点发生变化，政治理论也要做出相应调整。那种上帝挑选国王统治世界万物，以贤明之君奖赏子民，以暴虐之主实施惩罚的说法越来越不具备说服力。但如果国王不是上帝挑选的，他们有什么权力治国理政？为此，理论学家找到的最佳答案是契约论，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签立了一份隐含而非真实的契约，对国王的正当权力做出了规定。但这种理论的说服力完全有赖于契约条款。比如，托马斯·霍布斯（1588年—1679年）认为，个人之间因惧怕彼此，没有安全感，因此签订契约，把绝对权力让渡给统治者。约翰·洛克（1632年—1704年）与之观点相反，认为如果统治者危及子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安全，即被视为违反契约条款。子民可将其推翻。因为，子民之所以同意服从统治者权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统治者保护自己的自然权利。让-雅克·卢梭（1712年—1778年）将这一观点发展到民主极致，认为国王或其他统治者要受社会契约束缚，必须遵守人民的“普遍意志”。如果做不到，则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将其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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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学者将注意力放到经济学方面，希望找到主宰市场领域人类行为的自然法则。两位苏格兰人，约翰·罗（1671年—1729年）和亚当·斯密（1723年—1790年）大胆预测，成就不凡。罗将自己的银行借贷和货币管理理论应用于法国，引发了投机涨落，其思想和政策实践均受到质疑。现在看来，这种质疑可能有失公平。亚当·斯密执教格拉斯哥大学，于1776年发表专著《国富论》。该著作为后世经济学理论奠定了根基。亚当·斯密的观点与牛顿的思想具有同等重要意义。亚当·斯密认为，如果允许个人按自我偏好决定经济事务，则开明自利实际上会创造出最佳生产和交换模式。如同重力保持行星不偏离运转轨道一样，亚当·斯密认为，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计算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力量，能保持经济机器高效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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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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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下，形式哲学遭遇重大挫折。起初，勒内·笛卡尔（1596年—1650年）、巴鲁赫·斯宾诺莎（1632年—1677年）、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1646年—1716年）还希望用数学严谨性推理出一套完整的真理体系，解释世界万物。他们的分歧点主要在于，人能不能了解所有事物。对这个问题探究得越深入，似乎越找不到确切知识。约翰·洛克（1632年—1704年）、乔治·贝克莱（1685年—1753年）、大卫·休谟（1711年—1776年）证明，人不可能了解事物本质。哲学走入死胡同。伊曼努尔·康德拯救哲学僵局，指出，就算人类永远不了解事物的本质，也依然可以探索认识的本质。而且，因为还没有发现不能被思维能力认识的事物，哲学家可以先去了解思维的性质和能力，再去认识可知事物的特点和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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