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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德川幕府就不得不面对一些挥之不去的尴尬问题。作为统治集团的德川幕府和被排斥出中央政府的“外部领主”都意识到，整个体制可能会再次瓦解。因此，日本人没有中国人的自鸣得意。对连绵内战的痛苦回忆和对幕府的政治警惕意识维护着和平局面。但日本人没有忘记，曾经有一个时代，德川幕府与其他贵族平起平坐。也没有忘记，天皇虽然被幕府隔离出权力中心，但仍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无论是谁篡改历史，也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幕府靠篡权夺位才执掌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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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和商人之间的经济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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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在维持和平局面的同时也面临着另一重难题：武士阶层在无仗可打时变成无业游民。1603年，德川家康下令所有领主每年必须在都城东京待上一段时间，受幕府直接管理。若离开东京，则需留下后嗣及其他近亲属为人质。因此，所有领主都不得不在都城建房立宅，但他们在此处无事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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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策产生了两种后果：第一，领主要把以大米为形式的部分收入兑换成金钱，以便在都城买地置业。这就需要商人从乡村买进大米，销往东京等城市。因此，城市变成人口和其他资源会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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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织大米和其他必需品流通的商人变富，而以商人价格买进卖出的领主变穷。或者至少可以这样说，领主的财富达不到东京等城市快速发展起来的奢侈生活水准。为迎合富商品味，这些城市专辟娱乐休闲区域，提供歌舞节目，佳肴美食，专人相陪。在城市无所事事、消磨光阴的武士很难抵挡住此类诱惑，为此不惜债台高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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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现实状况和多数日本人心中期望之间存在尖锐差距。与商人相比，武士和统治者更穷。但根据儒家观念，商人是害虫、社会寄生虫，社会地位应低于辛苦劳作的农民。领主和农民决定一道抨击现状，竭力纠正社会不公。政府有时出面直接没收商人财富，但多以诏令形式，全部或部分否认商人持有债权，或者将货币贬值，便于债务人偿款。但所有这些措施都失败了。商人通过提高服务价格，很快弥补损失。只要幕府禁止领主常年待在封地上，商人的服务就不可或缺。因此，商人占有经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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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探讨历史时期行将结束之际，一些领主为解决自身经济问题，在自有封地上开采矿山，开发其他商业项目。新作物、新技术得到传播，尤其是桑蚕养殖技术。日本第一次实现了丝绸的自给自足。为走出经济困境，领主采取的另一项对策是与商人家庭通婚。这一婚姻可谓两全其美：贵族武士枯竭的财源得以充盈，而商人的社会地位得以提升。虽然武士行为准则禁止以这种方式模糊阶层界限，但通婚对双方极具诱惑力，因此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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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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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困境，幕府的政策是以乐观态度静观其变。当时，新儒学是日本的官方思想。政府禁止学习其他思想流派，大力强调忠诚观念，并通过法令、文学作品和戏剧对武士阶层的行为准则做出明确规定。但越强调忠诚，幕府不忠于天皇这一事实就越发显得尴尬。实际上，老百姓对天皇表达忠诚是在向幕府表示不满。但这种情绪从表面上看来正确无误、合理恰当，日本政府无法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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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神道教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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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强调神圣起源和皇室后裔的思想流派渐渐形成。这一流派的专家阐发礼节仪式，纪念日本传说故事中记载的大事件。这些礼节仪式被称为“神道教”。神道教很快发展成为有组织的宗教，设有专门神职人员，分为不同宗派，有完整的仪式应对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神道教在发展过程中似乎吸收了基督教和佛教仪式，但更强调日本本土元素，而非中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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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神道教崇拜在日本老百姓中传播时，少数学者开始学习西方思想。荷兰人成为媒介。当时，日本政府允许一艘荷兰商船每年进出长崎港，并对其贸易活动严加监管。外文书通过这种途径传入日本。一些人开始阅读，并将医学和数学书翻译改编成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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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慕荷兰学问的人和培育日本传统的人相处融洽。双方都反对幕府立下的官方新儒学思想，都秘密支持嫉恨德川家族的“外部领主”，都在寻求官方之外的行动路线。因此，当1854年外国向幕府施压，要求日本对外开放贸易时，日本国内已经有一部分人对西方文明的基本特征非常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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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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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特殊的社会结构在艺术上得到了体现。一方面，官方文化严格遵循中国模式。盛行于日本宫廷的画作与中国绘画大师作品难分难辨。日本汉诗成为日本历史载体。日语使用汉字表意，并全盘引入汉语词汇，以体现儒家思想。汉语的这些影响似乎把日本变成了中华文化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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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东京和其他城市的娱乐区内，旨在迎合商人及其他未受过教育人士的庸俗艺术生活蓬勃发展。歌舞伎和艺伎艺术就是这种文化传统的代表。美术家制作出价格便宜、色彩绚丽的图片，生动展现了旧日本城市生活的欢悦美好，赢得了艺术批评家和历史学家的赞赏。另外，这一时期的小说和探险传奇故事也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文学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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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幕府末期，中国风格画作和流行风格作品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忠实反映出商人和武士阶层之间不再泾渭分明。日本社会和文化更加多元、多样、复杂，与西方文明的多元多样略有相似之处。1854年，日本开始打开国门，效仿借鉴西方，拥抱复杂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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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欠发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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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于文明生活边缘的人口聚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这块陆地上的民族因奴隶贸易走向海外。他们对世界其他地方了解不多，世界对他们也知之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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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奴隶贸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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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年至1850年间，非洲人经历了两大矛盾变化。从18世纪初至18世纪80年代，奴隶贸易规模和重要程度不断上升。年复一年，越来越多的非洲人被俘为奴，运往大洋彼岸。因需求旺盛，猎奴活动遍布非洲大陆。猎奴者原来聚集在西非海岸，后来也从东非海岸向内陆俘获非洲人。但随着奴隶贸易的发展，英格兰和法国批评声渐起。1807年，在经过几十年的争辩后，反奴隶制改革者在英国议会获得优势地位，立法禁止奴隶贸易。与拿破仑对决结束后，英国皇家海军派战舰前往大西洋阻止奴隶贸易船。最初，海军船少势弱，不足以撼动奴隶贸易。19世纪40年代，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再度兴盛。巴西和古巴是主要接收国。此后，离开非洲的奴隶人数急遽减少。到19世纪60年代时，只有东非的桑给巴尔苏丹和少数葡萄牙奴隶主还往来于安哥拉和巴西之间，继续从事奴隶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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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贸易的常盛与猛衰给非洲生活产生了破坏性影响。猎奴者凶残袭击没有防御能力的村民，给当地造成毁灭性打击，但似乎没有出现人口大面积减少现象。据推测，新世界粮食作物产量较高，改善了非洲的食物供给，养活了更多的孩子，抵消了猎奴活动中的人口损失。但没有人确切知道具体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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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历史学家已经掌握了渡过大西洋的奴隶数量。因为有专门船只从事奴隶贸易，出发抵达时间由港口记录在案，载重量可精确计算。在这一基础上，历史学家认为，跨越大西洋的非洲奴隶数量共有1130万左右。其中有三分之二，也就是750万是在1700年至1810年间运到美洲的。1810年后，尽管有英法两国呼吁禁止奴隶贸易，仍有190万非洲人被迫离开家园。1880年左右，奴隶贸易才完全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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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都不是小数字。1800年时，到达新世界的非洲人是欧洲人的四到五倍。因为猎奴者不费多大力气就可以把非洲人弄到手，抵达美洲的很多非洲奴隶被禁止婚配生育。新世界非洲后裔大多在1810年后出生。那时，英国海军开始拦截奴隶船，强迫奴隶主把俘虏送回非洲。在这种干预政策下，新世界很多奴隶主发现，让奴隶繁衍后代比从非洲贩运过来更划算。1815年，法兰西帝国禁止奴隶制（虽然后来奴隶制又死灰复燃，但于1848年完全被禁）。1832年，英国废除奴隶制，并派皇家海军沿非洲海岸拦截奴隶船。但美国奴隶制一直维持到1863年，古巴和巴西分别于1886年和1889年才终结这一制度。奴隶解放后，凡是有糖料种植园的地方，非洲奴隶后裔成为最大人口。因此，奴隶贸易产生了大量海外非洲人人口，尤以巴西、加勒比群岛、美国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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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洲大陆而言，1850年后奴隶贸易的萎缩可谓利弊参半。非洲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围绕奴隶贸易建立。随着奴隶出口人数骤减，相应产生了巨大冲击。原来从猎奴活动中获得权力和收入的政权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找到新的政权基础，要么土崩瓦解。有的政权得以留存，并繁荣发展。比如在18世纪，阿散蒂联邦从加纳中部崛起，一跃成为非洲强国。加纳一直都有奴隶贸易之外的经济生产和贸易形式。阿散蒂联邦之所以能够维持政权，逃脱崩溃命运，就是因为实现了从奴隶贸易向橄榄油以及其他农产品出口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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