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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移民的最后一个重要地区是新西兰。1840年，英国殖民者第一次来到这里。与澳大利亚土著相比，新西兰的毛利族部落抵御住了西方文明的冲击。因此，在遭遇疾病损失和随之出现的社会失序后，毛利人依靠土豆这一新食物来源，从冲击中惊人恢复。近年来，他们积极参与新西兰政治生活，现已享受普通公民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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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印第安人的退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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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印第安人的命运与毛利人不同。一些部落完全被毁，留下的也处于支离破碎状态。一直到1890年，大草原上的一些印第安人才开始武装反抗白人殖民者，但这只是世纪末的最后一点星火。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他们是单方作战、孤立无援。印第安人一次次和白人签订和约，但只能眼睁睁看着白人进入本应专属于自己的土地。只有那些贫瘠荒芜、白人不想要的土地才会变成印第安人的永久财产。在南美洲，反抗殖民侵略战争的最后的星火分别于1841和1871年点燃。当时，智利人向南美最南端开拓，阿劳干印第安人奋起抵抗，但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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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以秘鲁、墨西哥及周边地区的印第安人口最多。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村落里，以种地为生。虽然西班牙牧师和统治者带来了铁制工具和饲养家畜，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但他们仍按祖法种植玉米及其他传统作物。当地印第安语种和文化传统因顺从于西班牙地主、适应市镇和官僚生活而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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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8年后，美洲西班牙白人爆发革命，但并未对印第安人产生多大影响。1810年，墨西哥印第安人参加暴动，反抗西班牙统治。但在其他地方，印第安人仍是西班牙美洲帝国中的消极政治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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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遥远偏僻的亚马孙丛林，在冰天雪地的北极圈，当地生活才没有因为掌握西方文明技艺和思想的新世界人的出现而改变。除此之外，文明生活方式产生深远影响。比如，金属短柄小斧屡经转手后，远远超越欧洲商人面对面交易范围，来到终端使用者手中。即便是最简单的工具也会出人意料改变生活模式。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肯定，到1850年时，地球上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都受到文明冲击，而在那些隔绝封闭区域，虽然仍有简单社会存在，但其所占范围正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快速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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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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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现在的世界相比，1850年的地球仍然是一个相对广阔的地方。要把人员、商品和新闻从地球一端移动到另一端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中国发生的事情不会立刻对欧洲、非洲或美洲产生影响。反应时间滞后和沟通缺陷给当地人留下了回旋空间，不会立即吸引到世界强国注意，不必担心他们会干预本国内政。但当时，欧洲已经开始工业革命。在此之后不长时间里，电报发明，全球即时通信变成现实，一个新时代由此开启。我们将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审视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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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一审视之前，我们必须回到欧洲和西方，近距离凝视两个伟大运动——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两大革命改变了1850年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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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年文明启示录 [:1707312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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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年文明启示录 第十九章 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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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水晶宫 这幅蚀刻画记录了1851年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开幕式场景。世博会意在展示世界范围内改变人类生活的新发明。从图中可见，召开世博会的这座建筑采用全新方式，以钢铁和玻璃为建筑材料，生动贴切地象征了那个时代取得的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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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西欧各政权感受到了俄罗斯大国威胁。叶卡捷琳娜二世专制政府调动庞大资源和巨量人口，建立强大军队，其训练程度和装备水平与欧洲相当。而且，俄罗斯国力一直处于上升态势。1772年，波兰将东部诸省割给俄罗斯。1774年，土耳其俯首称臣。叶卡捷琳娜二世精心筹备，计划在奥斯曼帝国废墟上建立附庸于俄罗斯的希腊帝国。1772年，瑞典因皇室政变，才免于沦为俄罗斯行省或保护国。奥地利大公约瑟夫二世见此局势，决定不与俄罗斯为敌，而是与其联手对付土耳其人。找不到同盟者应付俄罗斯咄咄攻势的普鲁士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分别于1772年、1793年、1795年三度与俄罗斯和奥地利瓜分波兰。一个独立的波兰版图被完全擦去，俄罗斯边境与普鲁士、奥地利东部边境线交叉重合，中间没有任何缓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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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分之三个世纪里，俄罗斯快速掌握了西方所有军事技能和组织技巧。到1775年时，俄罗斯在这两方面上与西欧各国并驾齐驱。俄罗斯的广袤疆域不再是一项掣肘缺陷，而是变成了一个巨大优势。德国分裂为300多个主权诸侯国，其最高统治者——神圣罗马皇帝淡化为一道影子，显然无法与俄罗斯相抗衡。就连一度称雄西欧的法国在俄罗斯的规模和资源面前都相形见绌。更不用说当时的法国政府忙着与英格兰一决高下，而国内各阶层摩擦不断，根本没有心思关注东欧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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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新制度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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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之三个世纪以后，欧洲大为不同。1850年时，俄罗斯固守陈规。沙皇帝国在工业组织、政治组织和军事方面再次落到西欧之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全方位扩大俄罗斯国力的开拓热情让位于循规蹈矩的保守政策。国内遭遇的种种难题开始困扰农奴占多数和特权阶级占少数的俄罗斯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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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5年和1850年的局势之所以出现根本不同，原因在于西欧各民族能够再次创新组织，达到更高水平，领先于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地区。因此，西欧人民推迟了一个世纪才得以提高自我组织能力、直面庞大的俄罗斯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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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的惊人复兴能力体现在两个方面。没有人预先谋划，也没有人能预见结果。法国在政治上独领风骚，英国在经济上卓异不凡。这两个国家改变了欧洲生活，将欧洲大陆从旧制度抬升到新制度。政治变革的原则非常简单。政府和民众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更多人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团结一致。地方生活常规，尤其是村庄生活被打破。服兵役成为每一个成年男性公民的义务，政府不再是“国王的”政府，而是“自己的”政府。旧制度下，社会底层在政治上消极对待，新制度下却期望积极参与。因此，政府能自由支配权力、财富和能量，并与人民达成积极合作关系，远远超越了路易十四、叶卡捷琳娜二世所能想象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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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民主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工业革命同步进行。工业革命的本质是发现新方法利用机械力，制造有用物品。蒸汽机驱动纺织机和其他大型机械运转。动力供应提升后，欧洲人发明、设计大机器和新工艺，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廉价商品，拉动了消费增长。蒸汽和电力投入使用后，交通和通信领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工业化国家能够从世界各地获取食物和原材料，供应本国人口和工厂。工业革命先驱者坐享巨额财富。部分新财富服务于国家需要，西欧国家同步实现了富裕和强大。随着财富增长速度越来越快，人们无须在私用和公用、民事和军事资源使用方面做出艰难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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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下的欧洲也实现了权力和财富的快速拓展。所以，欧洲在18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发展进步并非空穴来风，经济和技术革新速度不断加快。工业农业、中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内部平衡急剧偏向前者，由此引发政治变革，中产阶级领导政治生活，表达公众舆论，让欧洲各国新政府留神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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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风云变幻的法国大革命战争中出现的1815年新制度在一定意义上是中产阶级制度。商人和专业人士取代了此前专属于贵族的角色地位。只要个人有技能、有个性、运气好、受过良好教育，就能获升高职、走到高位、赢得财富。这种机动灵活性便于社会能量快速转向，到利润高、意义重大的新活动中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