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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的惊人复兴能力体现在两个方面。没有人预先谋划，也没有人能预见结果。法国在政治上独领风骚，英国在经济上卓异不凡。这两个国家改变了欧洲生活，将欧洲大陆从旧制度抬升到新制度。政治变革的原则非常简单。政府和民众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更多人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团结一致。地方生活常规，尤其是村庄生活被打破。服兵役成为每一个成年男性公民的义务，政府不再是“国王的”政府，而是“自己的”政府。旧制度下，社会底层在政治上消极对待，新制度下却期望积极参与。因此，政府能自由支配权力、财富和能量，并与人民达成积极合作关系，远远超越了路易十四、叶卡捷琳娜二世所能想象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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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民主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工业革命同步进行。工业革命的本质是发现新方法利用机械力，制造有用物品。蒸汽机驱动纺织机和其他大型机械运转。动力供应提升后，欧洲人发明、设计大机器和新工艺，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廉价商品，拉动了消费增长。蒸汽和电力投入使用后，交通和通信领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工业化国家能够从世界各地获取食物和原材料，供应本国人口和工厂。工业革命先驱者坐享巨额财富。部分新财富服务于国家需要，西欧国家同步实现了富裕和强大。随着财富增长速度越来越快，人们无须在私用和公用、民事和军事资源使用方面做出艰难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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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下的欧洲也实现了权力和财富的快速拓展。所以，欧洲在18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发展进步并非空穴来风，经济和技术革新速度不断加快。工业农业、中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内部平衡急剧偏向前者，由此引发政治变革，中产阶级领导政治生活，表达公众舆论，让欧洲各国新政府留神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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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风云变幻的法国大革命战争中出现的1815年新制度在一定意义上是中产阶级制度。商人和专业人士取代了此前专属于贵族的角色地位。只要个人有技能、有个性、运气好、受过良好教育，就能获升高职、走到高位、赢得财富。这种机动灵活性便于社会能量快速转向，到利润高、意义重大的新活动中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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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熔炉让西欧旧制度的所有特质更加精粹。西欧再次转变，并保留了革新本色，以更加鲜明姿态主导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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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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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北美殖民者既要忍受印第安人的敌意，又要与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国人竞争。也是因为如此，这些殖民者们没有向英国政府公开表达反对意见。毕竟，跟母国有太多争执是不稳妥的。因为遇到战事，英国海军可以为殖民者提供保护。但是1763年后，法国撤出北美。这意味着北美殖民者不再需要防备邻人。西班牙人远在南美，且软弱无力。没有了法国人武装的印第安人根本没有抵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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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王乔治三世感觉殖民者过于独立。驻守伦敦的英国诸位大臣认为殖民地应该为战争买单，服从议会的征税决定。殖民者对此予以拒绝。因为没有人就此事与他们协商，他们在英国议会也没有代表。在殖民者看来，英国人之所以要在1642年至1649年打内战，就是要给自己选举出的代表争取权利，让他们认定哪些税应该收，哪些不应该收。殖民者最终得出了这样一条结论：乔治三世专制残暴，企图操纵议会选举，为了贯彻王权，把议会变成橡皮图章，侵害了英国人的神圣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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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英格兰人赞同殖民者的观点。争论先是引发公共暴力事件，后来引爆战争。但议会中仍有一派议员抨击国王，公开同情殖民者的反叛论调。不过，在英属北美殖民地上，也有一些人认为，公然反叛国王不合情理。双方展开激烈争论。战争打响后，殖民者的爱国主义论调更趋激进。他们认为，反对英国政府不仅是“英国人的权利”，还应该是“人的权利”。1776年，殖民者发表《独立宣言》，正式阐明政府权力来自被管理者。自由和平等成为爱国组织的座右铭。当然，他们中很少有人认为要实现自由和平等，必须废除奴隶制，实现财产均等。也就是说，他们眼中的自由和平等具备以下政治含义：有健全心智和中等财富的普通男性有权选举代表，参加立法会议，制订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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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支持北美殖民地独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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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对美洲叛乱很感兴趣。很多法国人对本国君主的一手遮天很是不满，北美殖民地的政治权利理论让他们满心振奋。对法国政府来说，扶持殖民者能扭转七年战争的颓势。就算不能争回殖民地，也可以通过扶持北美殖民地独立的办法达到削弱英国海外地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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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最初以非官方名义支持北美殖民地，但最终于1778年走上战场。法军和乔治·华盛顿手下衣衫褴褛的美军并肩作战。1781年，英军在约克镇投降，见证胜利的法国人比北美殖民者还要多。除此之外，法国军舰巡游海上，给英军带来极大不便。法国还通过外交手段鼓动西班牙和荷兰与英王乔治兵戎相见。与此同时，俄罗斯人也加入波罗的海各国，对英国展开外交攻势。大不列颠孤立无援。1783年，英王乔治不得不向各方求和，承认北美殖民地独立，将佛罗里达州退还给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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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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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之后，摆在殖民者面前的难题是如何有效实施自我管理。战争期间，各殖民地已于1777年签订《邦联和永久联合条例/邦联条例》，同意成立永久联邦，并称其为美利坚合众国。但各殖民地或各州仍自主征税，导致中央政权收入不足。1785年，各州同意将西部土地控制权转让给联邦政府。1787年，在弗吉尼亚州提议和美国国会支持下，新一届制宪会议召开。经四个月讨论之后，与会代表同意制订一部宪法，赋予联邦政府更大权力。经三分之二的州批准后，新政府体制于1789年5月正式启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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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很多欧洲人眼中，这种全体人民选举代表、讨论磋商设立新政府的理性方式充分彰显了政治智慧。个性粗野、头脑简单的美洲人有能力根据理性原则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政府。当然，仍有一些人持怀疑态度，认定美国宪法中体现的制度安排会分崩离析。欧洲贵族很难相信，仅凭普通老百姓一腔热情就能打乱政府秩序。毕竟，几个世纪以来的政治经验似乎都表明，共和政府只能在小型城邦运转成功，而要把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治理起来非得君主制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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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革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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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论是同情美国的理性自治实验，还是坐观美国自取失败，凡是对政治问题感兴趣的欧洲人都不可能对美国革命漠不关心。人权和公民权理论已经在法国人客厅里被热议了几十年，这也是欧洲全境的热门话题。如今美国人勇敢尝试，让理论变成现实。美国人越成功，欧洲人越对自己无权选任统治权威、对该权威没有法定控制权感到躁动不安。换言之，美利坚合众国变成了一座闪光的灯塔，向那些对人民自治有信心的人做出了证明：理性公民不需要听从国王、贵族和牧师的吩咐也能够实现自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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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政府由人创设、经人为选择而改变的事实已被普遍认同。所以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思想放在1789年是多么新颖，多么激动人心。欧洲各国当时皆受国王和皇帝统治。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上帝，得到贵族和官员的辅佐。从“法不同施”这个角度来讲，贵族和官僚相对于普通老百姓是特权阶层。除此之外，他们的服饰穿着和言谈举止也跟社会其他阶层不同。他们希望别人把自己当作人上人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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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不再相信这种陈旧的观念，即社会是一大有机体，劳心者制人，劳力者制于人，生活状态出生时即已设定。在中产阶层看来，比他们社会地位高的人很多都是庸俗无能的。而且，很多人已经改变了社会地位。理论和现实的落差非常大。美国人践行的简单真理值得自由理性的人追求。得不到被管理者认可的政府无权继续存在，应被取而代之。这种观念尤为法国少数派推崇。他们满怀热忱向公众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他们这样做可谓乘势而为。因为当时的情况是，法国王室政府虽然在1783年占据英国上风，但僵化之势显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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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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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4年至1792年路易十六统治期间，法国陷入经济困境。公众普遍对政治体制不满。1778年至1783年对英战争耗资巨大，而法国税收有限，政府面临破产。从理论上来说，路易十六是极权君主，只要发一道诏令就能合法征税。但在实际上，本应顺从国王的官僚体制有了自己的主张，许多官职公开拍卖，购得官职的人自然觉得买到手的东西就是自己的财产，除非有利可图，绝不会对现状做出改变。在法国，国王法令是由高等法院“表述”的。法院的职责是确保新法令不与其他法律相冲突。如有冲突，则提请国王注意。视国王意愿，新法律既可载入成文法，也可进行修改，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然而当国王提出新的税收法令后，却遭到了巴黎高等法院的拒绝，法官因此成了人民英雄。国王手下的大臣不能再冒着被高院反对的危险征收新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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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王室政府召集贵族参会，希望王公贵胄认同新税法。但贵族怎么可能同意多交税？遭到拒绝后，国王决意恢复中世纪的三级会议制度。这一组织和英国议会很相像。其成员代表着中世纪政治理论的三个等级：神职人员是第一等级，贵族构成第二等级，除此之外的所有普通老百姓组成第三等级。三级会议第一次召开时间是在1302年。当时，腓力四世与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发生争执，希望寻求支持。最后一次召集是在1614年，路易十三上台执政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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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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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会议曾经是来自法兰西王国各地的代表们参加的会议。但是到了1789年，代表的选择问题出现了很大不确定性。更严峻的问题是投票问题。如果采用各级代表分别开会、分别投票的办法，那么三级会议势必会被保守神职人员和贵族控制。但如果三个等级的人聚在一起的话，贵族和很多神职人员会跟改革人士打成一片。这些人的改革目的是确保国王和大臣能经常与国家代表磋商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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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确定性在法国引发了一场政治辩论，出现在无数本小册子里。每一个选区都授意代表撰写观点。最终，各种意见和改革项目都呈现于纸面，使得那些原来对社会现状比较满意的人也开始意识到政治不公的严峻性。所以，在1789年5月三级会议召开时，很多人渴望法国来一场根本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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