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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忙碌一夜后，1789年8月4日至5日，国民会议宣布“废除封建制度”，三级代表轮流发言，谴责特权。从那时起，所有法国人都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权利，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所有法国人都是公民，都对国家负有同等义务和责任，享受同等权利，受国家保护。废除法定阶层、等级和特权团体。自由平等的黎明从此降临。此后不久，革命纲领中又加入了第三条标语：兄弟情谊，意为自由平等公民之间应该亲如兄弟。这三条理想不仅在法国激荡热情，也在欧洲其他地方震动人心。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写道：“在这样的黎明，活着是多么幸福。”在英格兰、德国、意大利，年轻的男男女女感受到了同样的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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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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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态不可能静止，国民会议不可能从容制订法国宪法。法国政府的财政问题尤其不能等。出于权宜考虑，国民会议决定出售教会土地、发行纸币。这种解决方案极具诱惑力，法国政府印刷了越来越多的“纸券”以缓解政府债务，并将逃亡贵族的土地和王室领地也拿来出售，导致纸券票面价值远远超出所售土地价值。纸币无法按原计划退出市场流通，物价飙升，通货膨胀，工薪阶层受损，商人和借贷者坐收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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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会议出售教会土地、将教会重新组织为国家机构并向牧师和主教发放工资的做法遭到教皇严厉谴责。革命队伍出现第一次大分裂。很多虔诚信仰天主教的法国人认为国民会议反对教皇，因此不予支持。路易十六也反对教会重组。但眼下，他已经孤立无援。他曾秘密向欧洲其他君主求援，但无果而终。后来人们发现，路易十六背叛了法国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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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年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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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年夏天，新宪法最终出炉。该宪法规定，法国实施有限君主制。最高权威被授予给一个经选举产生的立法议会。该议会管理税收，行使最高司法权，有权向王室大臣问责。换言之，主权从国王转交给经选举产生的法国人民代表。但国王仍握有重要权力，如委任大臣、军官和外交官权，以及否决立法权。但立法议会对立法事宜有最终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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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规定效力不长，但1791年宪法中关于地方政府重组的规定一直延续至今。法国全境被划分为规模几乎均等的部门。教区、司法管辖区和行政区边界相互契合。各种形式的垄断和特权被一扫而光。简单统一的行政体制将个体公民和政府直接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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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产生了如下影响：遇有危急时刻，中央政府能够调动公民做更多事情。旧制度下的政府办不到这一点。旧制度下的特权组织之所以是棘手问题，是因为国王的大臣多与同业公会、市镇政府、高等法院、各省议会打交道，很少亲自与公民沟通联系。因此，推翻特权阶级，迎来自由的黎明产生了一种意义。这种意义让革命者既深以为傲，又始料不及。自由、平等、兄弟情谊意味着，不管是应召入伍的士兵还是纳税人，都应平等向国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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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年宪法的致命缺陷是，路易十六已经对革命没有一丝同情，无法再相信他所掌握的任何权力。1791年6月，路易十六乔装外逃，被认出并遣返法国。国民会议不能没有国王，彻底的共和主义在当时仍不可想象。尽管如此，到1791年10月新立法议会召开时，人们对国王是否认同宪法抱有深刻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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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对普鲁士和奥地利战争爆发，局势危急。几个月来，路易十六和保守派贵族试图说服两国君主干预法国大革命。1792年4月，法国向奥地利宣战，普鲁士参战。国王和保守派贵族万分欢迎。令人奇怪的是，立法议会中的最激进派别也欢迎这场战争。这些人来自法国南部行政区吉伦特，组建了吉伦特派，热切盼望把自由、民主和兄弟情谊带给欧洲其他民族。吉伦特派还认为，对外战争能激发法国公民团结一致，共图革命大业，从而平息日益尖锐的内部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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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伦特派的渴盼最终被证明和国王的期待一样虚妄。只有革命热情打不赢战争。奥地利和普鲁士兵临城下。有人谣传国王路易十六与敌人通信叛国。消息一传，巴黎群众再次行动起来。他们在乔治·雅克·丹敦（1759年—1794年）的领导下，包围立法者，要求国王停职。无奈之中，立法议会重新组织选举，召集国民公会再次修改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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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阶段：国民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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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风向很快转变，危机随之出现。1792年9月，法军扭转战局。几个星期后，进军奥属尼德兰（今比利时），当地人以解放者相迎。普鲁士也从法国撤军。也就是说，1792年9月国民公会召开后不久，法军就以胜利者雄姿驻守莱茵河畔。但就在此时，路易十六写给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叛国信件被发现。国民公会快速回应，废除王权，宣布法国为共和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公民路易·卡佩”（即路易十六）在国民公会前受审，以叛国罪论处，并于1793年1月被推上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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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震动欧洲上下。各国国王和贵族感到岌岌可危。就连在法国大革命初期对革命持同情态度的人也觉得国民公会的行为不合情理。英国、荷兰、撒丁、西班牙随即和奥地利、普鲁士联手攻打法国。法国国内怨声载道。国民公会面临叛乱内战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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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公会内部也饱受派系纷争之扰。一年前还是极端党派的吉伦特派受到新派系——雅各宾派的挑战。该派以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1758年—1794年）为领导人。后来，雅各宾派变成了巴黎群众之首，召集群众示威活动，以宣传政策，壮大声势。吉伦特派与持有较温和观点的各行政区打成一片。丹敦试图置身党外，却与两派相疏离。虽然国民公会的许多代表不隶属于任何一个派系，却在危急时刻不断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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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夏天，革命似乎走向败局。夏尔·弗朗索瓦·迪穆里埃将军率领部分将士主动迎敌。英国包围法国南部港口土伦。普鲁士人渡过莱茵河，逼近法国领土。1793年6月，吉伦特派被逐出国民公会，雅各宾派执掌全局，叛乱浪潮席卷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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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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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危机，雅各宾派在巴黎人民的支持下孤注一掷。行政权集中在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公共安全委员会手中。恐怖统治降临。一批批被怀疑不忠于革命的人还没有经过仔细审判就被推上断头台。征兵法颁布，规定所有成年公民都必须服兵役。忙乱之中聚集并武装庞大新军的行动很快结出了果实。1793年秋天，革命力量再次处于攻势，危险内乱被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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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让危险折戟，需要强大的中央控制。国民公会设立特别“代表团”，统辖各省区。如果地方政要办事不力，或有不忠嫌疑，即被草草处决。另外，法国所有要镇都建有雅各宾学会。这些学会与巴黎雅各宾俱乐部保持密切通信往来，实际上是雅各宾派的地方宣传机构，负责把巴黎最新政令传给各地。这些学会也监督地方官员。官员如被发现有懈怠情绪，一封写给巴黎雅各宾俱乐部的书信会立即让被指控者丢掉官位，甚或身首异处。同样的制度也在军队付诸实施，以防军官惹是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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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方式下，整个法兰西民族几近全民动员。“人民”相互支持，组建雅各宾学会，而他们的政府也成效斐然。欧洲旧制度军队不能与法国革命军相抗衡。在欧洲各地，法国人都处于攻势。革命成果再次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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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战场得胜无助于解决法国政治体制问题。罗伯斯庇尔提出“美德共和国”概念，这让国民公会的很多代表大为惊恐。他们害怕自己不能满足罗伯斯庇尔对美德的要求。另一方面，巴黎老百姓希望实现经济平等，认为食品价格上涨是贪婪的面包店主和粮商从中作梗。对这种论调，罗伯斯庇尔先是不置可否，最终拒绝听从。为平息恼人的批评声，他分别于1794年3月和4月把巴黎公社领袖和丹敦送上断头台。而他自己离断头台也越来越近。同年7月，他被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同事逮捕。消息传遍巴黎，一群崇拜者希望解救罗伯斯庇尔，但巴黎人不为所动。在支持者制造的混乱局面下，这个极端主义革命者遭到枪击，几小时后殒命黄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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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的两张面孔 这两幅画均由雅克-路易·大卫（1748年—1825年）创作。他在法国大革命中担任官方艺术总指导，受命筹划1794年巴黎圣母院“至上节”等革命庆典活动，并将革命大事件描绘在画布上。左图作于1789年，名为《网球厅宣誓》，表达了第三等级代表不制订法国宪法誓不解散的决心。右图是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速写。图中，玛丽双手被捆绑在后。这一场景发生在1793年，她被带往巴黎一处广场砍头示众。《网球厅宣誓》并未准确描述事件本身，因为大卫当时并不在现场，而且这幅画是在事件发生后很久才创作的。但大卫通过刻画第三等级代表的英姿，捕捉到了那一瞬间热烈激昂的情绪，以及1789年支撑法国大革命的团结精神。虽然大卫本人对革命满腔热情，但仍描绘出了被押送断头台的玛丽对对手的不屑和蔑视。图中，衣着平平的她与巴黎普通家庭主妇无异，但她和旧制度其他捍卫者对革命的决然反对之情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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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响和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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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密谋反对罗伯斯庇尔的政治家无意终结恐怖统治，也不愿大动政策。但罗伯斯庇尔的倒台在法国上下引起强烈反响。草菅人命式的司法形式走向终结。雅各宾派不再执掌国民公会。1794年11月，国民公会开会地点被关闭。吉伦特派残余代表再次聚集。1795年10月，新宪法起草并获通过，国民公会闭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