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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50年代，廉价的美国粮食开始通过铁路和跨大西洋汽轮到达英国，传统乡村生活遭到严重破坏。乡村时运维艰，但为城市提供了必要劳动力，繁荣了城市经济，也为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输送了一大批移民。因此，在英国大多数人看来，村民遭受的大灾似乎是进步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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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其他遭受打击的民族不能拿这种念头聊以自慰。他们困惑迷茫，不明白为什么祖宗奉行的行为规则不能再产生一如期待、一如往常的结果。19世纪50年代，传统政治、社会和经济模式在中国、日本、印度和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这种态势为1840年至1842年鸦片战争和另外两场战争所预见并加速。这两场战争分别是：1853年至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1857年至1858年印度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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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俄罗斯和美国都经历了极为痛苦的转变。1861年，俄罗斯废除农奴制，以法律形式表达了俄罗斯社会上下所经历的变化。这一变化因旧制度俄罗斯战败克里米亚所触发。1861年至1865年，美国爆发南北战争。1863年，美国黑奴解放，以更激进方式表达了美利坚民族成长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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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抵抗的欧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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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秩序在大范围内的急剧瓦解是由地方和世界两方面因素造成的。第一，工业革命在英国进行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三世纪后，才于1850年后影响到更远地区。影响的滞后体现在两个方面：军事和经济。首先，1850年时，欧洲武器装备和军事组织领先全球。英国用新工厂生产的武器弹药武装海陆两军，使其具备空前机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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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坚船利炮打碎了政治藩篱，让物美价廉的欧洲商品占尽地方优势。欧洲商品改变了消费者品味，毁掉了当地手工艺人，传统市镇社会结构被彻底破坏，无法修复。世界大多数民族遭遇痛苦危机。没有动力机械和工厂的社会、政府只有两条出路：要么白手起家，平地创造；要么屈服于外国经济主导优势。原有静观其变、对欧洲所作所为不管不问的常规完全行不通。因为，此时手中握有大炮的欧洲人已决意为自家廉价产品打开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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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工业化并非导致变化的唯一因素。在组织程度上，欧洲人远超世界其他民族。他们拥有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海陆常备军，能离开国土跋涉上万千米作战，并获得增援和补给，收到战略指令。在贸易方面，银行和其他公司能协调国内外数十名、上千名，甚至上万名雇员。时间跨度几十年，空间跨度为世界各地。其他任何文明无法在远距离内开展如此高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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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欧洲人对自己所言所行确定无疑。亚当·斯密和其他学者已经证明，自由贸易是一件好事。如果欧洲人能在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比其他民族获得更大贸易利益，则足以证明节俭精明是经商之要。而且，在欧洲人看来，他们从基督教文明中得到宝贵恩赐。其他民族之所以在政治上屈从他人，正是因为这些民族信仰异教，历史被黑暗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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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拿着三件道德武器四处探险，将其他民族长久珍视的偶像砸碎。除自由贸易、基督教文明外，第三件是对英勇功绩的重视。欧洲人崇尚勇悍果敢，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西班牙征服美洲的时代，探险者以寥寥数人之力深入地球陌生荒蛮区域，为殖民管理者踩平道路。19世纪的欧洲人主要从古希腊、古罗马经典作品中汲取英雄主义理想。男孩们在学校阅读普鲁塔克、蒂托·李维、恺撒作品，模仿古代英雄行为处事。而在最黑暗的非洲，在信仰异教的亚洲，在荒无人烟的澳洲，学童们要么读书治学，要么无书可读，整日玩耍嬉戏，翻越灌木篱墙，追逐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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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件武器让19世纪中期的欧洲人不可抗拒。正如修昔底德笔下的古雅典人：“他们生来即不事休息，也让别人不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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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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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中国和伊斯兰文明存在特别缺陷。这两大文明都曾在几个世纪里处于心理上的守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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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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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8年，大明王朝将蒙古人驱逐出境。自此之后，王朝统治者和思想家的首要目标便是净化自身，远离蛮族带来的野蛮的新习惯。清朝统治者无疑也是少数民族，中原人从来没有忘记这一点。但至少满族人有风度完整接纳中华文明和传统。中国社会上层对那些不愿花费气力学习汉语、掌握儒家经典的少数民族没有任何兴趣。若是这些人惹是生非，则对其严惩不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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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了解到，1775年前，这种政策一直收效甚佳，成就了中国的繁荣强大，但也导致中国在很多方面落在欧洲世界之后。因此，在19世纪40年代中国和欧洲列强发生军事冲突时，中国人在思维和传统两方面完全没有准备，无力应对危机。中国人面前似乎只有遵循过去成功经验这一条路可走。因为，承认他人在知识和技能方面优于自己伤害自尊。承认这一事实就等于承认中国实施的儒家政策完全有误。实际上，中华传统文明缺失某种关键东西这一事实越明显，当众说出来就越有叛国之嫌。等到想要说出来的时候已经晚了，欧洲闯入者肆意践踏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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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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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与中国遭遇相似，但历史完全不同。1500年左右，穆斯林在技能和知识方面与欧洲存在巨大差距。1499年，萨法维王朝沙阿伊斯玛仪一世对盛行于伊斯兰社会的折中态度提出质疑。但在伊斯兰与欧洲主要交会点奥斯曼帝国，这种革命性宗教运动遭到了行政手段和军事力量的控制。公众钳口不言。官方逊尼派依附于奥斯曼帝国的行政结构。由此，逊尼派，这个真理和知识的官方守护者失去了自由思考能力，但求记忆《古兰经》及古代评注以明哲保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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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态度的指引下，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不再关注基督教欧洲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代产生的新思想，对逊尼派官方教义之外的所有东西不闻不问。隔壁邻人生发的所有炫目新思想、新技术一律被奥斯曼帝国和其他伊斯兰社会刻意漠视，而等到想要赶上精力充沛的欧洲人时，已经太迟。领土败退成为必然现实。只有施展外交手段才免于完全沦陷。和中国一样，追赶欧洲的时间、意志和手段在伊斯兰土地上完全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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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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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印度本土的印度教徒社会所处局势较为宽松。印度教徒曾经受过穆斯林统治。受种姓和宗教观念影响，他们比较容易接受欧洲人。毕竟，换哪个外国主子都差别不大。而且，欧洲人能够提供政府文员工作，让很多聪明有抱负的年轻人有机会了解英语世界。1834年后，英国政府在印度开设了这样的学校，让年轻人有资格担任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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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印度几乎完全相反。日本人从来没有被异族征服。日本统治者大开国门，与欧洲人和美国人接触，因为他们知道传统军事防御设施已经无法把外国人拒之门外，所以最好尽快把西方人的秘密学到手。只有这样，日本才不会有异族征服之忧。犹豫动摇片刻后，日本民族积极向西方学习，实现了科技、军事和政治现代化，同时保存了传统社会结构，捍卫了原有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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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西方世界的其他地方，不论是文明民族还是未达到文明水平的民族，西方道路和当地传统碰撞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原有领导模式的破坏。这一过程充满苦痛，让人迷惑。而困难越来越多。外国白人总有东西可要，让人无法拒绝，新思想、新理想、新领导人疲于应付。一个世纪的瘫痪或半瘫痪状态由此产生。穆斯林、印度人、中国人，更不用说其他人数较少、实力较弱的民族全都感觉孤立无援，无法联合起来，朝着清晰可实现的目标迈进。愤怒沮丧情绪随之产生。偶发暴动后，这种情绪得以释放，但仍以败给欧洲人终局。在等待风暴停息之时，人们普遍感到气馁绝望，不得已被动撤退。指引各行各业的传统纲领和里程碑于瞬间坍塌，局势一片混乱，没有一个人能够力挽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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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西方人在1914年前很少有这种踌躇犹疑情绪。虽然有一些思想家、艺术家的确预见到了以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者、议会制度、渐进改良、自鸣得意为特点的欧洲新制度的崩溃，但绝大多数人置若罔闻。在跟弱小民族打交道时，西方人收起所有疑虑，不让外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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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情绪的强烈反差主宰着1850年至1950年的世界历史。在此之后，一个新时代降临。西方在亚非两洲的帝国土崩瓦解，当地民族重回独立。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遭遇严重冲击，自信心大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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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现在对西方文明的独特优越性产生怀疑，但这一想法在1950年前的一个世纪里并不存在。当时，欧洲人所向披靡，四处宣示实力。在1850年至1865年短短十五年间，阻碍西方霸权的旧藩篱在世界各处零落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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