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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与中国遭遇相似，但历史完全不同。1500年左右，穆斯林在技能和知识方面与欧洲存在巨大差距。1499年，萨法维王朝沙阿伊斯玛仪一世对盛行于伊斯兰社会的折中态度提出质疑。但在伊斯兰与欧洲主要交会点奥斯曼帝国，这种革命性宗教运动遭到了行政手段和军事力量的控制。公众钳口不言。官方逊尼派依附于奥斯曼帝国的行政结构。由此，逊尼派，这个真理和知识的官方守护者失去了自由思考能力，但求记忆《古兰经》及古代评注以明哲保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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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态度的指引下，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不再关注基督教欧洲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代产生的新思想，对逊尼派官方教义之外的所有东西不闻不问。隔壁邻人生发的所有炫目新思想、新技术一律被奥斯曼帝国和其他伊斯兰社会刻意漠视，而等到想要赶上精力充沛的欧洲人时，已经太迟。领土败退成为必然现实。只有施展外交手段才免于完全沦陷。和中国一样，追赶欧洲的时间、意志和手段在伊斯兰土地上完全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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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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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印度本土的印度教徒社会所处局势较为宽松。印度教徒曾经受过穆斯林统治。受种姓和宗教观念影响，他们比较容易接受欧洲人。毕竟，换哪个外国主子都差别不大。而且，欧洲人能够提供政府文员工作，让很多聪明有抱负的年轻人有机会了解英语世界。1834年后，英国政府在印度开设了这样的学校，让年轻人有资格担任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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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印度几乎完全相反。日本人从来没有被异族征服。日本统治者大开国门，与欧洲人和美国人接触，因为他们知道传统军事防御设施已经无法把外国人拒之门外，所以最好尽快把西方人的秘密学到手。只有这样，日本才不会有异族征服之忧。犹豫动摇片刻后，日本民族积极向西方学习，实现了科技、军事和政治现代化，同时保存了传统社会结构，捍卫了原有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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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西方世界的其他地方，不论是文明民族还是未达到文明水平的民族，西方道路和当地传统碰撞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原有领导模式的破坏。这一过程充满苦痛，让人迷惑。而困难越来越多。外国白人总有东西可要，让人无法拒绝，新思想、新理想、新领导人疲于应付。一个世纪的瘫痪或半瘫痪状态由此产生。穆斯林、印度人、中国人，更不用说其他人数较少、实力较弱的民族全都感觉孤立无援，无法联合起来，朝着清晰可实现的目标迈进。愤怒沮丧情绪随之产生。偶发暴动后，这种情绪得以释放，但仍以败给欧洲人终局。在等待风暴停息之时，人们普遍感到气馁绝望，不得已被动撤退。指引各行各业的传统纲领和里程碑于瞬间坍塌，局势一片混乱，没有一个人能够力挽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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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西方人在1914年前很少有这种踌躇犹疑情绪。虽然有一些思想家、艺术家的确预见到了以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者、议会制度、渐进改良、自鸣得意为特点的欧洲新制度的崩溃，但绝大多数人置若罔闻。在跟弱小民族打交道时，西方人收起所有疑虑，不让外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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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情绪的强烈反差主宰着1850年至1950年的世界历史。在此之后，一个新时代降临。西方在亚非两洲的帝国土崩瓦解，当地民族重回独立。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遭遇严重冲击，自信心大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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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现在对西方文明的独特优越性产生怀疑，但这一想法在1950年前的一个世纪里并不存在。当时，欧洲人所向披靡，四处宣示实力。在1850年至1865年短短十五年间，阻碍西方霸权的旧藩篱在世界各处零落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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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和民主革命，不断壮大国力。而俄罗斯挣扎不前，被甩得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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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堡垒的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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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英国强行向中国销售鸦片，并先后两次发动鸦片战争后，导致清王朝的国力严重受损。1850年，中国清朝皇帝和日本德川幕府都陷入了大麻烦。关键问题出在内部。在中国，大群农民纷纷起义。在日本，“外部地主”骚乱不宁。但在两国，传统政治体制似乎都无法有效应对新情况。朝廷内部滋生沮丧情绪和不确定感。没有人知道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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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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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面临的形势远比日本危急。1842年，清朝皇帝被迫和英国签订条约，开放关键港口，便利欧洲贸易。九年后，洪秀全，一个寂寂无闻的农民宣布建立太平天国。洪秀全曾在一个新教传教士开办的学校里学习过一段时间，后来看见幻景，便将中国孔孟思想与基督教末世论和耶稣再临的教义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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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平时，像洪秀全这样的人说出的话不会引起多大注意，但在1850年，他却能让阴燃多年的怒气熊熊烧起。太平天国运动主要是农民起义。数以百万计的穷苦农民对天国这一许诺热烈回应，以为天国一立，就不会再有租税。当然，没有一定形式的税收不可能建军养兵。因此，当太平天国建立起一支足以抗衡清廷力量的军队时，就不得不面临一场始终困扰农民起义的危机：如何组建强大新政府，既能实现有效运转，又能保证起义农民自由行动、不必向任何人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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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领袖没能解决这一问题。洪秀全虽看见幻景，但不善管理。他的追随者擅长领兵打仗，但从未在后方建立起常规管理机构。因此，太平军靠劫掠为生，失去了农民支持，最终让官军得胜。但在太平天国这一愿景仍清新闪亮的头几年里，其核心劣势并不明显。太平军从中国南方起家，向北挺进，渡过长江，并于1853年攻占南京。当时，南方大部分地区都受太平军掌控，而北方农民翘首以待，希望加入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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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几省穆斯林也发动起义，其他少数群体纷纷效仿。有几省土匪活动猖獗。而让事态更加恶化的是，清朝廷与英法两国再起争执。1857年，英法两军采取敌对行动，中国军队再次蒙辱。1858年，清朝签订《天津条约》，暂得和平。但当中国推迟设立租界时，英法联军对北京发动军事突袭，并于1860年放火烧毁圆明园。这一行为加深了中国人对洋人的厌恶和鄙视。但时下清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处处让步。朝廷再次与英法美俄签订条约，允许上述几国外交官、传教士、商人和探险者出入北京以及任何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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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灾难岁月里，黄河改道。几百年来，这条大河注入山东半岛以南的大海。但在这些年里，黄河决堤，沿新河道流入原河道以北的大海。新河堤尚未修建，滔滔洪水涌入下游地势较低的平原。上百万中国人死于洪患。但洪水却拯救了清王朝。当时，太平军起义不久，捷报频传，准备北上挺入北京，各地农民视其为解放者。而洪水就在这时肆虐成灾，挡住了他们前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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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遭遇败绩。此时，官军虽然士气低落，不能有效抗敌，但清朝管理框架并未完全崩溃，皇帝仍能调军遣将。与此同时，太平军又起内讧。洪秀全期待奇迹降临，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心愿落空。官军开始扭转战争颓势，于1864年镇压太平天国叛乱。洪秀全饮鸩自尽（一说为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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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年里，因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丧身。但这场灾难却也使幸存者的生活得到些许改善。可用土地增多，旧债在纷乱中一笔勾销。因此，1865年后，中国人获得了喘息空间。但清政府却错失了这一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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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州的欧洲贸易 这是19世纪初广州港一景。当时，广州是中国唯一对欧通商口岸。画家很可能是中国人，但他的画风迎合了欧洲品位，着重突出欧洲六国国旗以及岸上隶属各国的交流机构。港中小船是为内河和运河交通而设。前景出现三艘大船，可能是为了突出欧洲巡洋船外观。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画家对船了解不多。因为欧洲船有多张风帆，每只桅杆上都有桁端。画中的双船首也完全不合实际。这些不实之处表明，鸦片战争（1840年—1842年）爆发前几十年，中国和欧洲互有认知差距。而鸦片战争使中国大门突然洞开，为欧洲侵略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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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不难理解。太平军虽然来势汹汹，却照样被传统手段镇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官军又成功对其他叛乱群体采取军事行动。毋庸置疑，西方人是中国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但因为中国农村一贫如洗、动荡不安，干扰了贸易的正常进行，传教士生活岌岌可危，西方影响有所弱化。中国几乎所有的统治者和有识之士都打心眼里痛恨、鄙视欧美白种蛮夷，认为他们粗野凶残，希望假以时日将其驱逐出境。与此同时，他们又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对这些闯入者不理不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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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策注定失败，因为中国当时面临的问题太多，无法补救。一个世纪前达到辉煌高度的传统秩序面对内乱西侵无以为继。农民问题打成死结，只能向后推延。西方挑战更难于应对。与印度土地上的情形一样，中国旧秩序破败不堪，不可修复。但是没有人知道要做些什么，新的行动方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困惑迷茫情绪弥漫。这是面对西方优越性时大多数国家都会有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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