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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农业人口基本持保守态度。欧洲上下两个社会阶层间的指挥和顺从模式完整保留。原因是,当时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乡村,或者刚刚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地主对雇农、父亲对子女、男人对女人的权威是对乡村习俗的传承,依然塑造着大部分欧洲人的日常行为,连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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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另一股重要保守力量。19世纪初,许多人对法国大革命领袖的宗教怀疑论持反对态度。后来,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再度流行,欧洲多数教会予以反对。教皇庇护九世(在位时间1846年—1878年)谴责欧洲当时盛行的所有新运动。1869年至1870年,他召集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寻求舆论支持。当时,罗马教皇政府行将覆灭。会议适时而动,宣称教皇在信仰和道德领域正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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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的立场让西欧各国犯难。俾斯麦曾强迫德国天主教会遵从新帝国法律,而非教皇命令。这种做法不仅没有起到作用,反而促使德国天主教徒变成了政治反对党。俾斯麦最终不得不从这场争斗中脱身而出,因为他觉得社会主义威胁更大。在英国,天主教问题变成了爱尔兰问题。爱尔兰信仰天主教,贫穷落后,受到大英帝国压迫。但爱尔兰议会能在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保持势力平衡。法国的大问题是学校控制权问题。1901年至1905年,这一问题演化成一场危机,最终以教权和政权分离、多数教会学校受到抑制而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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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面临的另一问题是来自美洲的低价粮食。1870年左右,粮食价格成为尖锐问题。当时,西方各国修筑铁路,建造汽船,降低了小麦从美国中西部和阿根廷大草原运到欧洲各港口的成本,美洲粮食价格低于欧洲生产成本。英国坚持自由贸易政策,国内农业几乎被毁。欧洲其他政府征收特别关税保护农民和地主。当然,这一政策抬高了城市食品价格,城镇工人阶层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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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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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这种问题长久困扰着欧洲政治领导人。几个世纪以来,教权和政权、关税和税收问题一直处于欧洲政治核心。但工业飞速增长产生的问题更加难解,因为这些问题都是新问题,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在欧洲各地,甚至在俄罗斯,政府都在尝试得到工人阶级支持。到1914年时,欧洲各国政府都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所有成年男性都应在某种形式的代表大会中享有投票权。但在德国、奥地利和俄罗斯,这种代表大会权力有限。在东欧,皇帝、大臣及其他高官享有最终决定权,他们与普通工人互不信任。在西欧,统治者和工人之间的差距和东欧差不多大,但得到工人投票支持的西欧政党有实力影响官方政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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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政党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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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和其他革命党人倡议通过极端方式解决欧洲社会问题。1864年,他们组织了第一国际,传播《共产党宣言》,为社会主义革命铺平道路。但在马克思吸引到众多追随者之前,革命党人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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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1871年,巴黎又逢危机。许多巴黎人感觉政府内部有很多叛徒,因此才会与德国人讲和,把阿尔萨斯和洛林拱手让人。巴黎遭到愤怒的市民围攻好几个月,损失惨重。后来相继发生政变和地方政府选举,革命者组织巴黎公社上台执政。巴黎公社领袖认为,巴黎曾于1793年团结法国上下反抗外国暴君。应继承弘扬这种英雄精神。他们急切希望重现英勇壮举,却苦于没有机会。但这番抱负不仅没有施展,反遭法国政府血腥镇压。社会主义者以群众暴动从资本家手中夺权的计划受挫。法国大革命提供的巴黎群众左右政局的模式严重过时。1876年,第一国际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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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马克思没有心灰意冷。欧洲多数国家组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其中以1875年建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声势最壮。俾斯麦将社会主义运动列为违法运动。所以在1890年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直游离于法律之外。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但这一次,各国政党不再过多谈论国际大团结一事,而是在主要问题上走自己的道路。到1914年,社会主义政党在欧洲各大议会中赢得实质代表权。法国的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甚至与资产阶级政治家联合组建政府,但执政时间不长。还有几个社会主义政党提议,暴力革命可能没有必要。应该推动改革,为工人争取权利,渐进迈入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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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社会主义政党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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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篱墙的另一侧是俾斯麦等保守主义者。他们希望做一些事情,改善工人艰辛的生活条件,纾解不满情绪,抵挡社会主义者宣传攻势。为此,俾斯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社会保险法案,规定国家需在雇员患病或致残时承担义务。与此同时,德国政府还优化市政服务,宣布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合法化,改善了很多工人的生活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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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道路与之不同。英国曾开展社会主义实验,以期重塑社会全局,但于19世纪30年代失败。英国工人对马克思及其革命党极度不信任。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工会组织在英国出现。目的是与雇主谈判,改善工作条件,如有必要则发动罢工。起初,工会领导人来自技术行业,以避免参与政治为原则。1884年,英国将投票权扩大到所有成年男性,矿工和工厂工人多支持自由党竞选议会席位。但在1900年至1906年间,工会改变政策,开始支持新政党,工党。但与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政党不同,英国共产党不太关注马克思主义思想,希望通过议会立法,而非暴力革命推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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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资产阶级全盛发展期 这幅画展现了19世纪80年代巴黎富人在塞纳河小岛公园悠闲惬意享受周日下午的场景,表达了欧洲在那个时代自信满怀、自鸣得意的情绪。在当时欧洲富人眼中,一个雅致舒适的世界不存在任何缺陷。这个世界虽然不是人人都能享有,但仍有少数人能充分利用商业机会和专业特长,过上闲适优雅的生活。这幅画深有意趣,还因为画家乔治·秀拉充分利用了当时关于光线和视觉感知的最新科学知识。秀拉运用对比色小点描绘画面。他知道不论是谁看这幅画,都会把一个个的点混合成清晰可辨的模式,并把其阐释为人物、树木和其他别的东西。秀拉认为,如果能让观察者参与进来,对眼中所见赋予意义,绘画就会大有魅力。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因此,这幅画不仅展现了资产阶级新特权阶层的沉静自若,也反映了19世纪欧洲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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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9世纪70年代到1914年,工人和社会其他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虽未消除,但趋于缓解。跟中产阶层一样,工人阶层也通过法律途径发出声音,让政府最高机构听见。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似乎和原有既得利益达成了妥协。这种情况和1850年至1870年间革命自由主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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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工业和工厂体系没有建立起来的欧洲地区,依然有很多人支持暴力革命。随着人口快速增长,年轻人不能继承足量土地,生活条件甚至不如父辈,传统乡村生活无以为继。在意大利、西班牙和俄罗斯,无政府主义盛行,愤怒绝望情绪弥漫。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无政府主义者鼓动恐怖暗杀,发动若干袭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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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巴尔干农村,沮丧失望情绪激起了与无政府主义大相径庭的民族主义运动。1876年后,游击队组织游荡乡村。他们互相争斗,掠夺农民,希望征服新领土一劳永逸解决本民族所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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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组织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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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工业化做出调整,不只是要将新工人阶层放到欧洲原有社会结构中去,还要创制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新法律形式。有限责任公司(美国称为“有限公司”)满足了这一需求。银行业和资本供给跟劳动力和原材料一样关键。除此之外,还要划定并不断调整私人企业和利润、国家运营和税收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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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自由放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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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英国政策趋于极端。一直到19世纪晚期,英国政府还不愿意干涉经济社会问题,也没有建立起一个规模庞大、训练优良的官僚机构。而欧洲大陆大部分政府在18世纪就已经建立了官僚组织。英国政治家允许工人组织工会、开设酒吧、建立小礼拜堂,放手让商界领袖开办公司、发展自由贸易、设立货币金本位。在英国政治家眼中,经济机器应自主运转,政府尽量减少干预。这种政策被称为“自由放任”。该词汇借用了18世纪法国经济理论家的说法。英国经济的确是自主运转的,但英国制造商落在了德国人后面。部分原因是,德国人认为1775年至1850年间让英国领先世界的工业组织形式理应得到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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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计划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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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工业化较晚。德国盛产煤炭,但如果不修建铁路,不能降低陆路运输成本的话,德国煤场就没有什么价值。从1850年起,德国工业迅速发展。到1900年时,德国在几乎所有生产分支领域超过英国。有三方面因素促成了德国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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