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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工业化做出调整，不只是要将新工人阶层放到欧洲原有社会结构中去，还要创制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新法律形式。有限责任公司（美国称为“有限公司”）满足了这一需求。银行业和资本供给跟劳动力和原材料一样关键。除此之外，还要划定并不断调整私人企业和利润、国家运营和税收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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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自由放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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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英国政策趋于极端。一直到19世纪晚期，英国政府还不愿意干涉经济社会问题，也没有建立起一个规模庞大、训练优良的官僚机构。而欧洲大陆大部分政府在18世纪就已经建立了官僚组织。英国政治家允许工人组织工会、开设酒吧、建立小礼拜堂，放手让商界领袖开办公司、发展自由贸易、设立货币金本位。在英国政治家眼中，经济机器应自主运转，政府尽量减少干预。这种政策被称为“自由放任”。该词汇借用了18世纪法国经济理论家的说法。英国经济的确是自主运转的，但英国制造商落在了德国人后面。部分原因是，德国人认为1775年至1850年间让英国领先世界的工业组织形式理应得到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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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计划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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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工业化较晚。德国盛产煤炭，但如果不修建铁路，不能降低陆路运输成本的话，德国煤场就没有什么价值。从1850年起，德国工业迅速发展。到1900年时，德国在几乎所有生产分支领域超过英国。有三方面因素促成了德国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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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德国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实业家秉持这样一种思想，即理论科学大有可为。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德国化学电力企业开始招聘化学物理专业大学毕业生。这些人不用从事实际生产，唯一的工作职责就是发现产品生产和销售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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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来，这种用人办法司空见惯，但在1914年前却是极端前沿的新思想。为什么放着好好的钱不花，却给一些人发工资，让他们发现新方法，淘汰掉公司赖以盈利的机器？这样做到底图什么？早先，发明家在自家阁楼后院鼓捣出新机器、新方法后，会去申请专利。想要用这项发明的人都得付一笔费用。发明家有两种选择，要么把专利卖给别人，要么自己开办企业，让发明产生最大利润。如果有人找到更好的方法和设备，这项专利就废了。从这一角度来说，公司忙着发明新东西把自己的专利弄得一文不值，该是多么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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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项项实例充分证明荒唐合情合理。正是因为他们淘汰旧方法、旧机器的速度超过任何人，德国电气和化学工业才于1914年前领先全球。成就这一地位的直接原因是，德国工厂主雇佣德国学堂、大学培养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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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德国银行和企业组织卡特尔，规模之大，无可比拟。卡特尔是特定商品生产者之间签订的协议，目的是分割市场，以固定价格出售商品。这种安排能增加企业利润，便于经理人准确制订生产计划，跳出“繁荣和萧条”模式，免于遭受英国和美国式巨大浪费。另外，德国信贷集中程度更高，有利于企业在更大单位、更长时间里做出借贷和生产计划。德国公司能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延长新技术、新产品回报时间。这是英格兰银行业所不容许的。而且，因为新技术耗资巨大，必须开展大规模试验，德国的金融安排和卡特尔组织可以在经理人强力推动下承担风险，引入新事物，小规模企业难以望其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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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与英国政府相比，德国政府在经济政策中扮演着更积极角色。德国铁路归国家所有。政府随时调整运费，以鼓励或打击某项事业。在确定钢厂及其他关乎国计民生的工厂地址时，德国政府不仅看地理位置，还会计算一吨铁矿石或一吨煤从原产地运输到加工地的成本。在设立运费标准时，将军事作为一大考量因素。德国将领关注枪支弹药来源地，希望建立铁路网络，比敌人快一步到达边境。因此，身负铁路管理和运费定价的官员握有强大工具，能够左右德国工业，实现国富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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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方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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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其他政府位于英国和德国两个极端之间。没有哪个政府像英国一样倚重私有企业，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像德国那样通过政府和准政府（银行和卡特尔）行为，调控、指导工业增长。南欧落在后面。这一地区没有煤场。1914年前，南欧工业几乎完全建立在煤炭衍生能源基础上。当时，水力和石油刚开始扮演替代能源角色。但南欧油田瀑布皆无。东欧农业发展落后，一直赶不上西欧。虽然俄罗斯开办了几家大矿山和工厂，仍然没有改变这一落后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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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背后是人口快速增长。19世纪，大约有6000万欧洲人迁往美洲和世界各地。虽然有这么多人离开，但欧洲大陆人口从1800年的1.87亿增长到1900年的4.01亿。我们现在还不完全清楚影响人口增长的因素，但有一点似乎非常明了。医学发展进步，医生和官员能够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饮用水污染致病，婴儿死亡率下降，由此引发我们这个时代熟悉的全球人口大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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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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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50年至1914年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双重推动下，欧洲不断实现自我转变，成就卓尔不凡。内部压力和斗争互相叠加、促成进步，亲历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看见。科学和艺术领域同样充满活力、多元多样，不断扩展可能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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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似乎应将1850年至1914年的欧洲思想和科学领域分为三个流派：“硬”“软”和“疯狂”，或者用正式语言表示为：系统性、演变性和非理性。硬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以及争议较多的经济学。学术目标是找出适用于所有情况、所有时间的法则或行为模式。其基本观点已在17世纪由现代科学伟大先锋——伽利略、笛卡尔和牛顿阐述一清。19世纪后半叶，科学家总结前人奠定的科学法则，并运用于工业科技，开辟无数条应用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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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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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方面，数学家取得了惊人成就，比如，计算出若干非欧几何算式和规则，将一个数学体系转化为另一个体系。化学家发现分子和原子能够按照可预测模式组合。物理学家分辨出机械运动、热、光和电磁辐射光谱都是能源形式，并计算出相互转化规则。物理学关键人物是苏格兰人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1831年—1879年）。麦克斯韦是第一个认识到光从属于更宽的电磁辐射光谱的科学家。没有哪一个化学家可与麦克斯韦物理成就比肩。但俄罗斯人德米特里·门捷列夫（1834年—1907年）首次将化学元素排列到周期表中。该表格显示了未知元素缺口。后续研究确定了其中所有缺失元素，表明门捷列夫设想的模式正确无误。准确程度之高，令人惊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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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电子上。电子既是化学家深感兴趣的物质的最小构件，也是让物理学家着迷的辐射能量的粒子。让人困惑的问题越来越多。电子有时不像是微型台球，更像是波浪。物质有时会自主发射辐射。辐射本身有时似乎以集束形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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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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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家也从一个迥然不同的路径出发，找到了超出常理的数据。他们发现，水星似乎并不完全遵从牛顿运动定律。更让人迷惑的是，从地球这一旋转平台上发出的光不论方向如何，似乎都按同一速度传播。这既与牛顿运动定律相悖，也不合常识。因为，在一些方向上，地球运动应该增加地表光速，而在其他方向上应该降低穿过太空的同一束光线的速度。但即便使用高灵敏仪器，也探不到这种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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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犹太裔瑞士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年—1955年）提出相对论，解答了上述部分谜题。11年后，他又提出广义相对论，并于1929年发表专著，详尽阐述自己的思想。爱因斯坦使用了牛顿物理学的四个基本术语——空间、时间、物质和能量，并认为这四个方面并不是所有自然物质存在的单一固定框架。相反，这四个方面相互交会。空间、时间和运动的测量值彼此相关。物质和能量可以相互转化，所依据的是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E=mc2，即能量等于物质乘以光速的平方。在本章历史时期行将结束时，爱因斯坦重新界定物理学基本术语，做出了最伟大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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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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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以不可预测的人性作为研究对象，但仍有志于成为硬科学。经济学家不断寻找通用法则，以求客观公正解释市场。他们甚至希望自己能像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天文学家那样，找到预测市场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和其他硬科学家一样成功。也就是说，一代又一代的经济理论学家将越来越多的数据类型引入经济学体系中。19世纪8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年—1924年）提出边际效用理论，使之成为分析价格、利率、工资和租金的万能钥匙。虽然马歇尔体系论证严密，令人信服，但未能解释清楚商业循环中的繁荣和萧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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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科学因实际应用而备具威望，尤其是化学。这一学科能创造染料、药品、电镀金属等许许多多新产业、新产品。1879年，美国人托马斯·爱迪生（1847年—1931年）发明白炽电灯，取代煤气灯点亮了家庭和办公室。留声机、电话等其他电气发明相继问世。但我们已经看到，在本章历史时期结束之时，科学理论和制造技术工艺才在德国得到系统性结合，其作用方式非常有限。而且，这种结合的潜力也只是在1914年才显现于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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