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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多发现虽然不如DNA令人瞩目，但细化了人类对生物进程的理解认知。活体组织内发生的情况越来越可以用化学术语解释。此后，人们又将这种知识应用于医学。医生发现了不少治疗办法，治愈了不少原本认为是不治之症的疾病。有些突破于偶然间完成。比如，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搞砸”实验后，发现培养皿中长有某种霉菌，并确定就是该霉菌破坏了培养皿中的细菌。这一发现促使1929年青霉素发明。青霉素是第一个抗生素，挽救了无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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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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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硬科学领域，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世界区别不大。斯大林曾在一段时间里让苏联科学家接受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和生物学。但斯大林死后，该政策停止实施。不论国别籍贯，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和地球科学家能明了对方思想，在新发现上达成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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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和历史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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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的半个世纪里，西方世界诞生了三种新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种思想是“新经济”，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年—1946年）于1936年提出，并在批评者和追随者那里进一步发展。凯恩斯诠释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当时，在他的祖国英国等地，同时存在工人失业、机器停产和社会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现象。凯恩斯认为，政府可以、也应该采取反周期支出和税收政策，以熨平繁荣萧条节奏。二战期间，凯恩斯理论广为应用。英美两国政府开始收集国内数据，将经济活动引向新路，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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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宽松式政治经济管理政策。我们已经看到，这些经济管理新法在1973年前运转良好。1973年后，各经济大国遭遇困境，无法实现既定经济目标。凯恩斯的思想和声誉趋于暗淡，经济学家对公共政策走向莫衷一是。尽管如此，在列宁和凯恩斯之后，没有人怀疑经济管理能深刻改变经济活动走向。但单靠宏观经济管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繁荣萧条循环问题。原因是，经济政治各有边界，且分隔甚远，国家控制难以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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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学说是20世纪20年代西方世界盛行的第二大思潮，且涌动四十年之久才从严肃思想前沿退去。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年—1939年）在维也纳行医时开始研究癔症。此后不久，他扩大心理学调查范围，坚信人类行为多由无意识驱动。1914年前，他出版多部专著，建立心理模式，对人类潜意识动机分门别类。他所使用的术语——自我、超我、本我等与人类大脑结构没有联系，因此在今天广受诟病。但弗洛伊德以完整彻底、令人信服的方式向世人证明，人类行为多出自无意识冲动，而且最深层次的冲动因性而起。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很多人来说，弗洛伊德思想离经叛道。但正是因为这一点，弗洛伊德心理学对一战后桀骜不驯、急于摆脱传统束缚的人具有莫大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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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凯恩斯和其他经济学家证明的那样，在某些条件下，政治可以控制经济。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也证明，人类并不完全是，或者甚至可能很少是理性的。虽然凯恩斯理论和弗洛伊德学说最终因细节不严谨失去说服力，但这两种思想改变了西方世界几乎所有专家研究人类社会的方式。这两种观念本质上并不复杂，但余波回响犹在。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两种观点实际上，或者说看起来是相互矛盾的。凯恩斯理论旨在扩展理性管理人类行为的新边界；而弗洛伊德学说则认为人类行为受非理性主导，语言常掩盖真实动机。对他人潜意识动机的有意识操纵可能会调和这一矛盾。但操纵者的潜意识动机是什么？而且，再往大处说，人类如何实现理性和情感的契合，以便为个人、社会和人类群体服务？这一问题仍有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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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让人惊奇的科学转变是，现实发展观扩大应用范围，把天文学、物理学、地球科学、生物进化、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单一时间变化流。这种观点植根于19世纪的地质调查和达尔文物种起源。但在20世纪前，牛顿物理学和天文学仍然不可撼动。而且，生物学、地质学、历史学等科学因缺少数学形式，不具备天文学和物理学的预测功能而处于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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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物理学家发现亚原子粒子具有不确定性，物理学自此失去预测功能。二战后，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物理宇宙起始于一百亿年前的大爆炸，并由此得出结论——恒星不永恒，至少经历三代才达到目前的复杂状态。这意味着，现存恒星、星系和物理学法则突然间变成物理现实的一个过渡阶段。有物理学家认为，宇宙注定收缩成一个宇宙蛋，之后可能会再发生一次大爆炸，也可能不会。也有物理学家预测，宇宙最终达到完全熵状态，能量稀薄、均衡消散在空间中，物质逐渐溶解。虽然对遥远未来预测不一，但物理学家一致认为，牛顿理论中稳定、可预测的天文宇宙只是暂时、局部现象。他们通过观测、计算得知，宇宙紊乱无序、变化不定。而且从长远来看，完全不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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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以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看待现实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也拓展了研究领域。毋庸置疑，以天文学标准来衡量，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探索的时间和空间是微不足道的，但累积扩展成果却十分惊人。目前，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对一百多万年前的人类发展历程有了新的精确认知，且范围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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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多数西方人还对其他文明知之不多，也不甚关心。欧美很多人认为，亚洲民族没有历史。在他们眼中，只有西方才会发展进步。但随着世界各地发生变化，这种对事实的幼稚误解已没有任何合理性可言。不论是亚洲学者，还是西方学者都开始抱着认真态度，发现并书写非西方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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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考古学家分别于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发现了苏美尔文明、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发源证据。1914年时，考古学家还以为埃及文明最为古老。但到了20世纪40年代，人们发现这一结论并不真实。因为古埃及人从苏美尔人那里借鉴了一些重要内容。20世纪50年代，非洲考古发现揭示了史前人类和人类进化的诸多新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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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这些脉络求索的结果是，我们现在已经看清楚，国家、文明、野蛮民族和狩猎采集社会的历史不是各成一体，而是人类大探险历程的一部分。关于这一历程的细节和整体模式，各派学者还有诸多分歧。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年—1936年）和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年—1975年）认为，文明兴衰遵循统一模式，但各有差别。本书观点正好相反。笔者尝试同时描绘不同文明和其他复杂程度较低的社会。相信这些文明和社会从一开始就互为作用和反作用。其他模式也不乏支持者。比如，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社会都经历奴隶、农奴和雇佣劳动三个发展阶段。不管还有多大争论空间，有一点至今仍然适用。即，过去五十年来，历史学研究不断取得进步，人类过往图景变得更加广阔、更加包容。曾经是科学养子的历史，现在已经渗进所有知识领域。创立于19世纪的真理进化论观点似乎在20世纪末成为通用学说。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思想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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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艺术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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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音乐家、艺术家和作家对各种新形式开展实验。爵士乐可能是这期间最有价值的音乐创新。这种音乐形式从新奥尔良和孟菲斯的黑人贫民窟中走出，于20世纪20年代后传遍世界。在高雅音乐层次上，一些作曲家实验了十二音体系和电音，但没能取代古典音乐在世界音乐厅中的荣耀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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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传承了一战前风格。他们将平凡的视觉体验从背景中抽离出来，或将其扭曲到观者无法识别的程度。他们着力寻求影响潜意识的符号标志。有几位巨匠一战前即已成名。巴勃罗·毕加索（1881年—1973年）、乔治·布拉克（1882年—1963年）、亨利·马蒂斯（1869年—1954年）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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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写实绘画与文艺复兴理想决裂，自主得出逻辑结论。皮特·蒙德里安（1872年—1944年）和瓦西里·康定斯基（1866年—1944年）是非写实画派先锋。该画派的理想是“纯设计”，体现数学几何学之美，让绘画像音乐一样，按潜在原则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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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一群有影响力的建筑师和工业设计师受同一思想启发，于20世纪20年代创造了建筑的国际风格。特点是：自由运用混凝土、钢材、玻璃等新材料建造墙壁，造型为长方形，修饰简约。国际风格的一大优势是建筑成本低廉。玻璃墙壁墙体更轻，造价更低，且能创造开阔明亮的室内空间。因此在短短几十年里风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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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1882年—1941年）、诗人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1888年—1965年）等作家以词汇为载体开展写作实验。他们使用破碎的句子和牵强的语法创造新表达方式，以期在潜意识层面上影响读者。这种方式与画家差不多。但即便是文学巨匠，也会因刻意雕琢语言导致文意晦涩难懂。所以该领域探索前景并不可观，不能与画家的探索创新相提并论。因此，二战后，这一文学发展脉络中断。作家转而集中于其他方式，力求不落窠臼。手法之一是，探索过去被禁主题，如性等，以震惊读者。另一手法是歌颂非英雄主角，即创造虚拟角色。该角色与荷马时代以来的英雄不同，不会把自我意志施加给别人和周边事物，最终孤独无助，沦为自身境遇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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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种种推陈出新的手法中，我们很难预见哪些会持久留存，哪些会衰败没落。我们能确定的是，未来的高雅文化正在被我们这个时代的音乐、艺术和写作塑造。后人将以此为基础，做出回应，深化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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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雕塑：全新和陈旧 罗马尼亚雕塑家康斯坦丁·布朗库西的《空间之鸟》（左图）和英国雕塑家亨利·摩尔的《国王和王后》（右图）都与艺术佳作旧观念有别，创作理念都是不完全模仿自然事物，使其具备现代风范。但这两个作品也互为对立面。布朗库西的作品虽然命名为“鸟”，但其纤巧几何造型从底座飞腾而起，更像是火箭，生动恰切地表达了20世纪科技战胜自然的卓越成就。摩尔的人像形容憔悴，脸庞只有一半似人，让人联想到潜藏在意识深处的神秘记忆，表达了20世纪科技成就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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