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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暴力的推动下，英格兰再次与欧洲大陆联合起来，并汇入了西方封建制度的大潮之中，但是，英国依然保留着自身积极的个性，这种积极个性，体现在其五六百年独立发展时期所逐渐形成制度之中，无疑是引人瞩目的亮点。英格兰旧贵族被忠诚而富有土地的诺曼底新贵所取代，平民们默默无闻，终日繁碌。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下，英格兰和诺曼底贵族很快融合，他们中涌现出了伟大的大陪审员、王室法官、地方的骑士，如果抛开权力和地位不谈，他们的名望甚至高过了贵族甚至国王本身，这已然是过去之事了。同时，我们也可以简要勾勒出亨利二世时期的英国政治状况：强有力的王权，通过法官和行政官员将影响散布到全国每一个角落，势力同样可观的教会与国王达成和解，将教俗之权划分开来，各安其职；对于富有而刚愎自用的贵族群体，国王依然按照习俗与其商讨国家大政。参与地方管理的绅士各尽所能，王室的雇员也是精于法律与财政之人。必须提及的是，持续增长的财富使城市发展欣欣向荣，和平得以维持，社会秩序稳定，海陆交通通畅，贸易繁荣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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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展望未来，我们看到王权对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在诺曼底征服的一段时期内，英国先后出现了三名强大的统治者：征服者威廉残酷无情，意志坚定，他将诺曼底的制度植入英国本土。他的儿子亨利一世目光远大，处变不惊。亨利的孙子亨利二世同样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深深地认识到，国家统一和国王权力唇齿相依，若想二者兼得，只有将法治公正渗透到全国各个角落，他利用王权，不遗余力将此执行和推进。在金雀花王朝时期，某些关系呈现出紧张的态势。国王对贵族施加压力，王室也开始剥夺顾问大臣的权力。国家法律需要强有力的王权来保障，一位治世明君更能借此令国民大众广为受益，而非谋求私利。约翰国王登基后，一场政治改革实践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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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自童年时代就对著名的《大宪章》有所耳闻，但是，如果我们把不久之前，纽约所收到的一份珍贵副本拿起阅读的话，就又会难免大失所望。他或许会认同一些历史学家提出的观点，那就是将“自由大宪章”这一标题改译为“以国家利益为代价的贵族特权名录”。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当前我们的法律概念已大不同于先前。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对它的看法与时俱进，如果政府在通过法案时行动迟缓，我们就要责备抱怨。中世纪环境的变化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社会模式是由习惯或神圣的法令决定的。人们通常将法律视为确定权利义务，以及处理争端和不当行为的标准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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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宪章》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现代意义上的立法或宪法法典。它是国王与贵族之间对法律意义的共同声明，其中许多在今人看来微不足道的条款，却恰恰显示了王权对贵族古老权利的侵犯。从另一角度而言，获得胜利的贵族也同样设法对王权加以抑制。在那时，没有人将《大宪章》视为解决所有问题的工具，它的重要性并不取决于内容细节，而是主张了一个基本的理念，那就是律法高于王权。“国王在众人之上，但却在上帝与法律之下”，至少这种理念已十分明确。国王有自己的行动权限，仅在这个范围之内，他凌驾于众人之上。一旦跳出圈外，他就必须被拉回原地。如果国王藐视政务会，拒不纳谏，独揽大权，刚愎自用，重用宠臣，那么其所作所为就必然超越了法律规定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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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国王的专制统治，包括潜在的压迫和专横任性都是法所不容的。但要防止这种现象也并非易事，王权的力量之强是其他任何显贵所不可比拟的，甚至也远远超过了大贵族们的联合力量。如果要真正限制王权，仅仅依靠传统的贵族特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靠更广泛的抑制力量。就在十三世纪中期，“议会”这一新的词汇出现了。它的概念十分模糊，那些最先使用“议会”一词的人们，如能预见它在后世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之后，定然会震惊不已。然而，一种新的观念在此后逐渐出现，那就是国王不能仅是同政务会商讨问题，因此，从另一角度而言，贵族同样不能接受他们仅在资政会议中占有一席之地。虽然贵族们总是宣称“为家国大计畅所欲言”，但实际上他们只是代表自己的利益，两名国王反倒更多地代表了人民。那么，为什么不任用地位较低的绅士和市民呢?他们常常在地方事务中发挥自身作用。为什么不让这些人进入国家权力的中枢呢？将他们召集至威斯敏斯特，每个郡选出两名绅士，每个自治市选出两名商人。那么他们在威斯敏斯特究竟做了哪些工作，人们便不得而知了。也许是倾听贵族们的讲演，向贵族诉说民众疾苦，私下商讨一些事宜，或是了解君王在苏格兰和法国问题上的动向，并为此而欢欣鼓舞。这正是议会的萌发时期，它随意生长，可能曾像可有可无的试验品那般被弃之一旁，但是，它最终还是牢牢地扎根于此。两三代人之后，一名谨慎的政治家可能会更深刻地意识到，在英格兰，议会甚至比国王更为重要。议会所拥有的实际权力一言难尽，概括地说，它为一切国家机关授予“合法权力”：对习惯法的重大修改只有通过议会批准方能实现，想要开征新税必须要得到议会支持。至于它还将拥有何种权力，时间将会最终揭晓答案。但毫无疑问的是，在一系列事件之后，议会的权威终于确立起来。爱德华三世需要为对法战争筹措资金，亨利五世需要获得支持以攫取王位，而在红白玫瑰战争中，交战双方都意图为己方行为获取公众认可。而真正能满足他们欲望和野心的，只有英国议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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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十五世纪，贵族势力在派系斗争和内战中消亡殆尽，只有王室犹存。此时的议会已分为了两个部门，上议院代表贵族利益，下议院则代表郡和市镇。到目前为止，一切仍旧有序进行。但是，旧贵族势力在接连不断的战争中被摧毁，这就打破了上下两院原本的实力平衡。由骑士和市民等人组成的下议院，代表了那些在社会动乱中饱受疾苦，希望能在强大王权治下安居乐业的社会阶层。这样一来，国王和下院便形成了天然的同盟。下议院支持国王，通过打击贵族势力拓展自身权力。他们支持国王在英格兰北部及威尔士地区成立地方议会，支持国王设立“星室法院”（Star Chamber）争夺司法权，以保护小人物免受贵族侵害。另一方面，国王也愿意将地方的行政管理交给那些“太平绅士”（Justices of the Peace），他们忠于王室，乐于帮助国王去镇压暴民乞丐，希望能够在和平的大局下安稳致富。1937年，国王加冕仪式上的祝祷文中还提到了都铎王朝的政府理想，愿国王治下皆是“忠诚的贵族，尽职的绅士，以及诚实、友爱及忠顺的人民”。也许有一天，平民们也会询问政府，除了忠于王室之外，他们还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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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十五世纪末期，英语民族的主要特征和制度业已成型。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们的粗俗日耳曼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及教会拉丁文的影响，到了诺曼底征服之前就已有所改观，此外，古语中也融入了许多不列颠及丹麦语中的新词汇。在诺曼底人的法语进入该岛后，英语宽泛和渐进的发展过程便大大加速了。两种语言开始迅速融合同化。十三世纪早期遗存下来的文字在今人看来，即使不能全懂，也能略知其意。到十四世纪末，即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生活的那个年代，连高官显贵也不再使用法语，而改将英语作为最基本的日常语言。语言只是划分英语民族的标志之一，英国与其他西欧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英国摒弃了传统的罗马法和罗马制度体系，至本卷所述历史时期结束之时，英语民族已经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法律体系，并在法国和西班牙革命的影响之下，创制出颇具民主精神的若干原则。在格里斯多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向着美洲扬帆远航之时，议会、陪审团、由市民负责管理的地方政府，以至新闻出版自由，都已从英格兰的土地上破土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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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了解人类探索实践，艰苦奋斗的创业历程对所有人来说都十分重要，它有助于我们理解问题，化解风险，应对当今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并非是要煽动新的争霸，或是以历史研究为借口以世界和平为代价迎合民族之野心。它是实实在在的精神力量，可以使我们的思维得到持续扩展。通过回顾先辈实践创业的艰辛历史，我深深地希望，该部书籍不仅可以为今天的英语民族增添力量，还将对全世界的民族团结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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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斯顿·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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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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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肯特郡韦斯特哈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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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的诞生 第一部 岛上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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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不列颠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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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纪元699年夏，即公元前55年，高卢总督盖厄斯·儒略·恺撒将目光投向了不列颠岛。在与高卢和日耳曼人作战之时，恺撒就注意到了这片孤悬海外的巨大岛屿。该岛已成为其征服计划的一大障碍，这同样也激起了他的斗志和雄心。他知道，岛上居民与反抗罗马的日耳曼人、高卢人、西班牙人本属同族，不久之前，这些岛民还曾在高卢北部海岸的战斗中为当地军队提供支援。他们同样拥有凯尔特血统，长期独守海岛的闭塞生活或多或少加重了他们的民族情感。一年之前，不列颠的志愿者们在布列塔尼亚海岸与威尼蒂人并肩作战，但不幸遭到了失败。那些从暂时沦陷的高卢地区出逃的难民，在不列颠尼亚受到了欢迎和庇护。在恺撒看来，无论是对其个人的北征方案，还是对罗马帝国扩张计划来说，不列颠岛都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片土地上没有森林和沼泽，但却有如茵的绿草和富饶的土地。虽然岛上气候并不温暖，却也平和舒适。虽然土著民智未开，但若是用作奴隶，令其在田间矿井中从事劳作或是房屋大院中洒扫庭除，还是不无价值的。民间常有传言，称该岛盛产珍珠，黄金盈野。“即便是征伐的季节已过，恺撒仍然考虑前往该岛打探情况，若能了解当地居民状况，熟悉地形、港口和登陆点，对他而言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对于这些，高卢人几乎一无所知。”1另一个事件是，恺撒的同僚和竞争对手，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在对美索不达米亚的远征激起了元老院和民众的无尽遐想，这样一来，不列颠在恺撒的战略布局中就更显重要了。就在此地，欧洲大陆的尽头之处，罗马人野心勃勃地开启了冒险事业。罗马士兵对海洋既恨且怕，他们曾与航海民族迦太基人作战，前后耗费了200年时间，艰苦卓绝，历经险阻，才最终将罗马旗帜插上了地中海的彼岸。但此际，罗马军队要远征孤岛，前往大洋北部那片陌生而神秘的土地，这对罗马帝国各个阶层的人士来说，都将是新鲜且令人兴奋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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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不列颠是督伊德教的中心所在，这种宗教形式多样，对高卢和日耳曼人的生活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恺撒曾经写道：“对那些想研究督伊德教的人士而言，不列颠是其首选之地。”督伊德教奉行以活人祭祀的邪恶教条，其残酷令人发指。森林中神秘的宗教祭司通过生命献祭将自己和信徒结为一体。正是此地，在阴暗岛屿的木质祭坛之上，或许安置着高卢部族的一大秘密，这是令人敬畏、激动、团结一心的神秘力量。那么，这些丑恶的习俗究竟从何而来？或许是那些迦太基人，在被罗马彻底剿灭之前向西方世界传达的部分讯息？更重要的是，恺撒其人颇具时代意识和战略眼光，他为所征服的地区带来了文明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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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元前55年夏，恺撒从日耳曼尼亚撤回军队，拆毁了科布伦斯地区横跨莱茵河上的各色精美木桥，转而剑锋西指。在整个七月，罗马大军马不停蹄向高卢海岸，也就是今天的加来和布伦地区浩荡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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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将不列颠人视为被其征服的高卢凯尔特人同宗，认为他们强硬且粗俗。他率领十个罗马军团，不到五万士兵，来对抗一个拥有五十万勇士的英勇好战的种族。在恺撒军队的侧面有日耳曼人出没，这些人正迫于压力从东向西迁移。恺撒的策略是，一旦他们的大队人马越过莱茵河，就一鼓作气将其赶进河里。在当时的所有战争中，交战双方都只拥有淬过火的铁制武器，胜败往往只取决于军队纪律及将领才干，然而，恺撒依然觉得自己和士兵可能会创造奇迹。对他来说，突袭不列颠在他所历经的艰难险阻之中仅仅是一个小的插曲。但是，当大军抵达海边时，就出现了新的问题。与他们熟悉的地中海不同，该处的潮水变幻莫测，暴风呼啸，巨浪翻涌，惊涛拍岸，这使罗马战舰和他的船长们饱尝了北海风暴的威力。然而，仅仅一年之前，在与勇敢的航海民族威尼蒂人的海战中，罗马人还曾取得辉煌的胜利。在战斗中，他们用尖端处绑着刺刀的长杆割断威尼蒂帆船上的索具，并屠杀威尼蒂船员，摧毁了全部敌船。此时，罗马人已经控制了不列颠与欧陆之间的英吉利海峡，海洋应是罗马征伐的通途而非障碍。恺撒承认，他对天气、潮汐、洋流等情况知之甚少，但其仍然对入侵该岛信心十足。此际，不列颠还没有二千年后那样的，坚实的远洋战舰固守海峡，用以阻挡科西嘉征服者和他的世界野心。所有的安排只不过是在气候宜人的8月，选择一个风和日丽之日，将几个军团送上最靠近欧陆的不列颠海岸，看看这片陌生的海岛有何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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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大军从莱茵河流域出发，横跨高卢北部，或许还穿过了兰斯和亚眠，直奔西欧海岸。恺撒首先派出一名军官乘坐军舰在海岛附近打探情况，而当恺撒率军抵达布伦附近或者索姆河口的时候，这位军官正在此地迎候，他与智者、商人、凯尔特王子及不列颠叛逆者们共同欢迎恺撒的到来。恺撒命令那些打败威尼蒂人的，富有战争经验的军队在距不列颠尼亚最近的两个港口（或者说入海口）处集结，只等合适时日开拔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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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岛将首次与伟大的世界连接起来，它的真实面貌是什么样的呢？当代考古人员曾在天鹅谷（Swanscombe）的碎石瓦砾中发掘出了一个人类头骨，距今已有二十五万年历史。生物学家指出，其与现代人的头骨有着显著的区别，但我们却不能以此认为这位旧石器时代的远古先民不会像今人那样犯罪或做出荒唐之事，或具备人性的种种弱点。显然，在这个几近停滞的漫长时期里，男女赤身裸体以兽皮蒙身，茹毛饮血，潜藏于原始丛林寻觅食物，在广袤的沼泽中奔走呼号，同类相残，捕猎鸟兽，像历史学家特里威廉所描绘的那样2，在百鸟争鸣中寻找乐趣。据说在那时，整个不列颠南部地区只有七百户人家，这真是一块伊甸园般的乐土。七百个家庭享用着富饶的土地，不受劳作之苦，除了游戏和格斗之外别无烦事。人们已经发现使用燧石工具比徒手更为高效，他们的后世子孙在白垩岩和砂砾中挖出深穴，打造大小适宜、品质优良的战斧，并以此提高生存能力。但到目前为止，他们也仅仅学会了用削磨后的石块打造粗糙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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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冰河时代末期，气候的变化导致了旧石器时代狩猎文明的衰落。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新石器文明伴随着入侵的狂潮闯入了西部的森林地区。初来定居的入侵者们带来了原始的农耕文化，他们开垦土地，播下了可食用的草子。他们开凿或挖掘穴居洞穴，这样一来，一大家人便可以共同居住，老幼相依，安全性也因此得以大大提升。不久，他们在小山顶上建起围墙，一到晚上就把家畜关在里面。在临近埃夫伯里（Avebury）的温德米尔山（Windmill Hill）上，现在依然保存着这些古代遗迹，见证着这些远古工匠为保护人畜而做出的努力。此外，新石器时代的居民们还采用新的方式打磨石器，把石块处理成适于杀生打猎的完美工具。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目前为止仍有许多方面有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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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似乎“整个西欧地区都居住着一种长颅种族”，他们的外表和肤色都略有不同。通常，北方的人群肤色偏白，而南方的则略黑，但大部分体貌特征都非常相近。后来，来自东方的，被人类学家称作“阿尔卑斯种族”的圆颅人挤入了长颅人的居住地，将他们驱赶开去。曾经入侵不列颠岛的大部分人都属于西欧长颅种族，其体貌与该岛的土著虽然略有差异，但却十分类似。结果是，在种群的发展趋势中，不列颠的人一直保持比较纯正的长颅特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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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发现的绝大多数人类头骨，无论老幼均为长颅或是中等长颅头骨。但众所周知的是，毕克人（Beaker people）及其他圆颅种族也同样来此而居，并发展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元素。在青铜器时代后期普遍存在的火葬制度，几乎焚毁了长颅与圆颅人种混合的所有证据，但毫无疑问它是确实存在的。后来的罗马时代，人们摒弃了火葬而重新采用墓葬，一些旧学派的人类学家们声称他们已能断定此时英国出现了一种典型的“罗马-布立吞人种族”。但事实上，这类人群可能在罗马入侵之前就已早有分布了。随着人类学的发展，我们发现早期对人种的划分是不够确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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