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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克逊人喜欢在河谷地带定居。他们的理念是，最经济最理想的地方莫过于河流边的草地，平缓之处可做农田，陡峭之地可以放牧。但是在许多地方，单是清除杂草，排干农田就要花费很长时间。那么在此期间，除了依赖高地上不列颠田庄的农产品外，他们还靠什么来维持生计呢？最可能的做法是，在河谷清理尚未完成之前，他们用本地人作为农奴，让其在已开辟的河谷土地上耕种。这样一来，许多古老的不列颠田庄日渐荒废了，所有人都集中到了河边或溪旁的村子里。此外，与相对孤立的“山地耕作者”相比，聚族而居的河谷居民在语言方面获得了优势，撒克逊语逐渐成了当地的主导性语言。现代的地名研究表明，英语中的高山、森林、溪流等词汇大多是源于凯尔特语。甚至一些地区的部分村庄仍然保留着盎格鲁-撒克逊名称。这样一来，在排除种族灭绝的前提下，不列颠语的消亡之谜便获得了解答。甚至在不列颠人的聚居之地，他们的语言也依然没能留存下来。对此我们可以做出如下解释：不列颠人必须学习主人的语言，但主人却无须学习不列颠语。最终，拉丁语和不列颠语完全被新来者的语言所取代，甚至在最早的文字记录中，也很难找到二者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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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岛上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有证据显示，在肯特地区，新移民定居在了当地人的村落旁边，并采用“坎蒂”（Cantiaci）一词作为他们的部落名称。在诺森伯利亚，当地法律明显带有凯尔特法律的痕迹。在汉普郡和维尔特郡，像丽丝、德威瑞尔这样的不列颠语名字在当地广泛存在，屡见不鲜。这似乎表明，当撒克逊人开辟山谷耕地之时，这里的不列颠土著们仍在他们古老的田庄继续耕作。两民族间并没有种族歧视，在体貌方面，他们也十分相像，想必在许多地区，大量的不列颠元素已融入了撒克逊人的血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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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族入侵者们也同样期盼获得安全的栖身之所。他们忍受着严苛法律和困苦生活的折磨，中亚游牧民族的大规模西迁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压力，使他们陷入了困顿之中。外出劫掠半年后返乡的蛮族武士，自然也希望能有个舒适之居。他们对眼下的艰难生活并非毫不在意，也不是不想加以改进，但这个难题着实令首领和长老们大伤脑筋，到底何处才是安居之所呢？公元五世纪时，东方民族西迁的压力日益加剧，而在另一方面，他们每年前往不列颠劫掠小队都可满载而归，同时还对那里的物阜民丰赞许有加。蛮族人的内心因此升起了希望的火焰，他们认为，与其费心尽力登上海岛，不如鼓足干劲将其占据，为民族挣得一块栖身之地。或许在此处，这座波涛拍岸的小岛上，人们得以定居下来，享受生活的美好时光，既不必整日担心强敌来犯，亦不用遭受军乱、兵燓及杀身之险。对于那些在刀光剑影中求生的野蛮人而言，这个海岛正是一处绝佳的庇护所。在野蛮人侵入不列颠后，便逐步制定了移居规划并付诸实施。如此，在前方有无限希望，后面是无比绝望的情况下，移民不列颠岛的蛮族人越来越多，其领地也在一年年地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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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日耳曼民族中，最为残暴的当属撒克逊人。撒克逊人的大名，在北方部落之中广泛流传，据说是得自于他们所使用的，一种名为“赛克斯”的短剑。虽然根据传说和可敬者毕德的说法，征服不列颠的是盎格鲁、朱特、撒克逊人所组成的同盟军，各具特色的定居地也遗留有不同部落的痕迹，但极为可能的是，撒克逊大军主力在离开荷尔斯泰因之前，就已将另外两个部落兼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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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儿时所读的历史书中，就大胆地罗列着全部重大事件的确切日期。449年，汉吉斯和霍萨两人受沃蒂根之邀，在原住民的尸体上建立了朱特人的肯特王国。477年，艾拉和他的三个儿子到来，继续袭扰不列颠。495年，策尔迪克和坎里克出现了。501年，海盗波特建立了朴次茅斯港。514年，西撒克逊人斯塔弗和威特格加入了袭击者行列，赶跑了不列颠人。544年威特格被杀害。547年，诺森伯兰王国的创始人艾达抵达不列颠。我们只能说，书上所载的这些日期与历史事实大致相符。这些接连不断的入侵浪潮之后，一大拨的移居者登上了这座多灾多难的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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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作家为我们描绘了另外一番场景，据J·R·格林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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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都是自由民或社会底层人物，在他们中间，底层人以及那些虽具高贵血统，但却被原先部族所抛弃的部落民又占到了绝大多数。率军作战的将领和和平时期的首领都从他们中间选出。但这种选举只是纯粹自愿的活动。这里人人平等，拥有高贵血统的人不享受任何特殊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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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说明我们可能早就拥有了“民众团结和贤者当政”的理想。毫无疑问，日耳曼部落中的许多观念和原则至今仍令人钦佩。这些观念原则构成了一个共同理念，在英语民族向世界所传递的信息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事实上，这些不列颠征服者的所作所为，却与他们的美好的理念相距甚远。他们的社会体系，皆建立于肮脏和丑恶的根基之上的。其所引入的制度，也是日耳曼部落民所公认的法则，即通过金钱力量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他们所谓的平等，其实只在每个社会阶层之间存在。他们所谓的权利，其实是富人们的专利。社会中的任何犯罪行径都能够依靠钱财获得解决。在这里，除了拒绝响应征伐命令外，最大恶行就要属盗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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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精心设计了一部法律，以“先令”和“赎罪金”为标尺，规定了每个人的确切价值。一位首领或王子价值一千五百先令，一位贵族价值三百先令，乡下人，也就是下层自耕农，价值一百先令，农奴值四十到八十先令，奴隶则一文不值。就是在肯特地区，一先令可以买到一头牛，在其他地区能买到一只羊。如果一位自耕农杀死了贵族，就要偿付贵族杀害农民的三倍赔款。所有这些法条都将逻辑和数学运用到了极致了。该法适用于所有的家庭。杀人者可依靠赎罪金逃脱惩处。这里，有钱人大可无拘无束，逍遥法外，没钱人只好接受惩罚或失去自由。当然，如果犯罪，就连身价一千五百先令的首领和王子也要认罚。例如，对诽谤者的刑罚是割去舌头。如果是首领犯罪，其舌头的价值将是贵族身价的五倍，自耕农价值的十五倍。想要保住舌头，就只能缴纳罚金。当然，那些卑贱之人的舌头就更加便宜了。然而，就像日后阿尔弗雷德所评价的那样，这种赎罪金制度至少比世仇的杀戮要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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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的社会体系建立在血缘和宗亲之上，以家庭为单位构成部落整体。然而，当他们在不列颠定居之后，其生活方式经历了一系列激烈的转变。以血亲为纽带的社会结构日趋瓦解，逐渐被以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地方社团和贵族制度所取代。这种变化，与许多新生事物一样，都是人们为适应战争需要而做出的改变。对每一个开疆辟土的部落而言，想要在战争中求得生存，或是在巨大压力之下站稳脚跟，都必须有一个最勇武，最权威，最幸运的人来担任领袖，而部落大权也难以避免地落到了领袖的手中。现在，整日地劫掠或连年的征战已然成为了过去，定居点被建立起来，新的土地也开辟和耕种了。但是要保卫这些土地，除了那些曾浴血沙场，胆识过人的部落领袖外，还能有什么更合适的人选吗？在这种情况下，定居英格兰的日耳曼人社会结构发生了改变。由于战乱频繁，那些势力单薄的“农民殖民者”被迫屈从于更强力的当权者。早期的日耳曼部落中并不存在国王，只是在不列颠定居之后，他们才从那些自称神祇后裔的首领中推举出一位登上宝座。之后，国王的地位日渐显赫，而他的跟从者们，也随之发展成为一个新的阶级。新阶级孕育着封建制度的胚胎，逐渐成为社会权力的掌控者。封建贵族是领主，也同样是属民的保护者，他必须站在属民一边，为他们在法庭上作证，在饥荒时给予赈济。反过来，属民们要为领主耕种土地，战时要随领主出征迎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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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国王只是一个世袭的军事首领。但是，一旦大权在握，他便拥有了个人的利益、需求，以及对其自身安危的考量。如此一来，维护地位稳固，确保自身安全便成为国王执政的首要目标。“除了安全稳固之外，一切都不值一提……”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呢？唯一的办法是，国王招募一批英勇善战之士，鼓励他们为国开疆扩土。而国王则将土地赐予他们作为回报。在此之前，等级制度就已经成型，国王身边必定围绕有大批特权阶层，他们凭借着战功享受着国王的恩赐。战利品会很快消耗掉，但是土地却能够长存。国王手中掌握着大量的，各种类型的且质量不一的土地，但是，向每位战士分封土地的做法，却有悖于日耳曼部落的传统。在多次激烈战争和拓荒行动之后，越来越多的土地成为了私有财产。在国王的推动下，一个新的地主贵族阶级应运而生。这一新生阶级起初十分弱小，但在七世纪时开始迅速崛起。此际，不列颠人的抵抗仍时有发生，他们与日耳曼人开展了长期斗争，持续抗争达二百年之久。在此期间，这种由高贵的军事首领实行个人世袭统治的新制度，已经在盎格鲁-撒克逊部族当中深深扎下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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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新的社会结构和法治政令正在形成之际，一些小的割据势力相继诞生，它们互相倾轧，各自求存。由于当时交通闭塞，文化不兴，各个地区如荒海上的孤岛般相互隔绝，因此在蛮族占领之地，群雄并起，割据称王者甚众。日耳曼人有许多根深蒂固的缺点和恶习，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他们喜欢独占领地，但又无力兼并他人。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不列颠岛一直处于众多小国并立相争的混乱状态中。尽管在移居时代初期，亨伯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一个日耳曼部族的管辖之下，但他们却始终没有推选出国王。这些日耳曼人仍然依靠劫掠为生，但是对他们而言，保护这些战利品无疑是一件更棘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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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当多的著述，都曾写道罗马统治在不列颠的衰减过程，介绍了人们是如何在罗马帝国的舒适环境中逐渐变得慵懒消沉且不图进取的。无疑，吉尔达斯的作品使读者获得了一个直观的印象，那就是当罗马制度衰落后，一系列的机能不全，混沌愚昧，都在不列颠的社会和体制内持续发酵。这种印象确有其客观之处。但是，如果要公正地评价这个消失的时代，我们就必须要承认一点，那就是当时的不列颠人同我们现在所称的英格兰人持续战斗了将近二百五十年。而在罗马统治时期，他们就已在帝国的庇护下与入侵者进行了百年的斗争，在之后的一百五十年里则全凭一己之力进行战斗。这场斗争旷日持久，波澜起伏。不列颠人也曾多次获胜，甚至在长达百年之久的时间里成功阻挡了入侵者的步伐。到战争末期，在罗马大军也曾望而却步的群山地带之中，不列颠民族再次建起了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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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的诞生 第五章 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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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抹殷红的夕阳消退在苍茫的暮色里，随之而来的是漫漫长夜。待夜幕淡去，氤氲朦胧的雾气中便诞生了黎明。但是，当清晨的阳光再度洒落大地之时，远隔数千年时光的人类后裔才惊讶地发现，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睡去的是不列颠，醒来的却是英格兰。它卑微、贫穷、野蛮、落后且四分五裂，但却洋溢着勃勃生机。不列颠曾与文明世界紧密相连，英格兰却是蛮荒孤僻的海岛。它曾经是基督教的乐土，现在却是野蛮人的王国。它的居民曾经拥有精心设计的城镇，寺庙、市场、学校一应俱全。它也曾孕育滋养了为数众多的工匠、商人、文学家和修辞者。四百年里，它秩序井然，法律严明，财产权受到尊重，文化繁荣发展。但现在，一切都已化作了尘埃。普通的木头房屋取代了辉煌的大理石建筑，艺术家也完全丧失了创作的灵感。对于普通人而言，粗鄙的日耳曼文字成为了他们传递思想和表达期冀的唯一手段。野蛮人的统治混乱不堪，甚至连日耳曼部落借以起家的严格军事原则也冰消瓦解了。混乱和冲突之中，许多无赖之徒闻风而动，他们自立为王，攘权夺利，蹂躏着大好河山。那些割据之地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国家，甚至以部落相称都勉为其难。然而，十九世纪的学者们却都异口同声地宣称：这一时代是人类前进的阶梯。我们从一场可怕的梦境中醒来，然而，这场噩梦在当时却显得无休无止。罗马的文化已被野蛮人破坏殆尽，新的文明还尚未播种，人们能做的，只有继续在无止境的肮脏和卑劣中盲目地翻滚摸爬。但事实上，一股新的力量正在海之彼岸激烈地涌动着，它在文明的废墟中慢慢地、费力地前行，终于通过各种途径到达了这座忧伤的海岛。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科比厄斯曾言，大陆上的亡魂被冥河的摆渡人运送到了不列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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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人占领不列颠之后的最初两个世纪，基督教并没有被帝国立为国教。由于罗马帝国秉持宽宏和包容的宗教政策，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许多宗教都得到了勃兴。不列颠岛上也建立了基督教会，并且还曾派出主教参加早期的宗教会议。而我们先前所提到的贝拉基教派，也在自身的灵魂探索中获得了顽强的生命力，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在不列颠人与撒克逊入侵者长期抗争的黑暗岁月里，基督教会随其他幸存者一道撤往不列颠的西部地区。两个交战民族仇深似海，因此不列颠主教们从未想过劝导入侵者皈依，或许，他们也根本没有机会劝说撒克逊人改变信仰。一段时间之后，一位杰出的主教（即后来的圣戴维主教），成功地使整个威尔士地区（今称）的民众都皈依了基督教。圣戴维的光辉业绩只是昙花一现罢了，事实上，偏安一隅的不列颠基督教会此时已经陷入了衰颓境地，要不是一位魅力非凡的圣徒挽救了它的命运，它可能早已奄奄一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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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帕特里克是一位出身良好的罗马化不列颠人，其居住地可能位于塞汶河河谷一带。他的父亲是一名基督教的执事，同时也是罗马公民，市议会的成员。五世纪早期的一天，他的家乡遭遇了一伙爱尔兰人的袭击，入侵者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年轻的帕特里克被他们掳走，卖到爱尔兰某地为奴。有人说他被卖到康诺特省，也有人说是阿尔特斯省，意见双方争论不休，但是皆言之有据。很有可能，这两种说法都是真实的，两个省份都曾获得过这份殊荣。但不管怎样，他在此地养了六年猪倒是确有其事。在此期间，孤独和失落感促使他从宗教当中寻求慰藉。六年后，仿佛是冥冥之中受到了指引，帕特里克奇迹般萌生了想要逃跑的念头。尽管他所处的地方与海边相距遥远，但他依然走到了港口。在这里，他幸运地遇到一艘船，并说服了船长带他出海。经过长时间的海上航行，帕特里克到达了马赛附近的一座小岛。当时，这座小岛正是由东地中海向西扩展的新修道运动的中心。到此地后不久，他便跟随奥赛尔的曼努斯主教修行。他胸怀以德报怨的强烈愿望，将其在爱尔兰当俘虏时的所见所闻告诉世人。经过主教十四年的精心教导，帕特里克为再次孤身冒险做好了思想准备。432年，他乘船回到曾经逃离的蛮荒之地，并很快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将现有的基督教会组织起来，说服那些异教王国，特别是西部地区王国皈依基督教，同时，还帮助爱尔兰与西欧教会建立了联系，使其正式成为了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此外，他将蛇蝎爬虫之物从爱尔兰驱逐出去，这虽是一件小事，但也同样值得铭记。为此，他的名字被人世代铭记，永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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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说，在黑暗中闪烁的基督教之火，正是从爱尔兰而非威尔士燃起的。而基督教的福音书，也正是从爱尔兰传布至不列颠北部，它第一次使皮克特入侵者感受到了上帝的恩典。圣帕特里克去世半个多世纪后，他的门徒高隆继承了他的事业，在帕特里克魅力和精神的感召下，高隆接过了基督教的旗帜，成为了新一代的教会旗手。高隆在苏格兰爱奥那岛上建立了修道院，他的众多门徒怀揣信仰奔赴不列颠各地传教布道。在斯特拉思克莱德的不列颠王国，北方的皮克特族部落，诺森伯利亚的盎格鲁王国中，都有高隆门徒的身影。高隆是苏格兰基督教教会的创始人，他将圣帕特里克送至爱尔兰的福音带了回来，使其穿越波涛汹涌的海洋，传播到苏格兰的广大地区。圣高隆传往英格兰的基督教，与欧陆世界的基督教有所差别，它以修道院的形式，从爱尔兰东部向北部传播，最后抵达苏格兰并扩散至各地，在这个过程中，它没有与罗马基督教中心产生丝毫的联系。因此，凯尔特教会都是以一种松散的结构形式组成，这种相对自由的组织方式，赢得了当地一些修道士、牧师小团体的支持。在宗教传播的重要早期年代，它几乎与罗马教廷毫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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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一年代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但在高隆传教之初，罗马教皇就已获知此事，并一直密切注视着高隆的努力成果。教宗所关注的，除高隆的传教布道外，还有那些任何偏离正途之事。他对偏远岛屿北部轰轰烈烈的宗教活动倍感欣慰，但也对其游离于罗马教廷之外而深感忧虑。在这些日子里，教皇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将所有的基督羔羊聚集在自己的管理之下。不列颠北方洋溢的宗教热情显而易见，但这种宗教热情却似乎来得有些尴尬，看上去，它就像是脱离大众的一场自娱自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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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传播福音及应对其他各种问题，到六世纪末期，罗马教廷决定派遣一名宗教导师前往英格兰，除传教布道，引导世人之外，他还担负着将不列颠基督教会同罗马教廷主干结为一体的重要使命。为确保这一神圣使命能够顺利执行，被后人称为“伟人”的格里高利教皇召集各地神职人员齐集罗马，选出了学识渊博、诚实可信的奥古斯丁修士担当大任。这位名垂史册的圣奥古斯丁于596年启程，怀揣人们的厚望前往不列颠执行使命。不列颠岛的肯特向来与欧陆联系甚密，此外，也历来是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肯特国王的妻子正是法兰克王克洛维的后裔，巴黎公主贝尔塔。虽然肯特国王仍沉迷于托尔和沃登的日耳曼传奇，但他的妻子却早已开始向廷臣们宣传基督教义。同时，她向一位认真诚恳，热情洋溢的教士弗兰克授予了传教的全权，肯特民众原本就对来自欧陆的基督教十分敬仰，一旦获得推动，人们的宗教热情就像草原烈火一般迅速扩散开来。当奥古斯丁到达肯特之时，发现有许多工作已经提前完成。他的到来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信仰。在王后的帮助下，奥古斯丁最终成功说服了国王埃塞尔伯特改变信仰，出于政治考虑，这位国王对此曾犹豫了很长时间。在不列颠圣马丁古教会的基础上，奥古斯丁在坎特伯雷恢复了基督教生活，这一地区后来也成为了英格兰的宗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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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特王埃塞尔伯特是英格兰最具实力的统治者，有力控制着南部和西部的一些王国。他极富政治手腕，同时又野心勃勃，他改信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迎合世俗的目标。作为英格兰唯一的基督教君主，他可以借宗教之名插手不列颠诸国事务，并以基督教信仰为纽带建立一个广泛的联盟，从而在整个地区树立起自己的权威。毫无疑问，这也与奥古斯丁的宗教使命不谋而合。因此在七世纪时，埃塞尔伯特与奥古斯丁召集了一个全不列颠基督教主教会议。会议地点选择在塞汶河河谷，这是撒克逊与不列颠人辖地的边界地带，距离肯特王国十分遥远。这次会议号召大家以基督的名义团结起来，为各民族实现普遍和持久和平创造契机，而埃塞尔伯特及其后人们也必会因此大受裨益。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基于睿智和仁慈政治之下和平期冀并未得到实现，其失败原因有二：第一，英国主教们的孤僻和嫉妒心理；第二，奥古斯丁性情傲慢，应变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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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了两次，期间有一段短暂的间隔。会议仅在表面上讨论了一些有趣的非争论性问题，例如今人仍在争议的复活节日期，以及剃头的方式等等。奥古斯丁力劝人们按照罗马方式把头顶剃光，但英国主教却要模仿督伊德教的方法，从头顶剃到耳朵，只留额头上的一缕头发。这真是一个荒谬可笑的选择。但是，通过商讨来解决问题的方式，为后期的会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关键问题的讨论创造了一个相对轻松的氛围，或者为会议之后各国缩小分歧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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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列颠主教们根本无心投入罗马教廷的怀抱。他们曾经在残酷的形势和压力之下长时间地捍卫着基督教信仰，为何事到如今，反要听从撒克逊肯特国王这一新信徒的摆布呢？尽管他的政治设计是如此蛊惑人心，但野心还是昭然若揭。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次会议最终以彻底破裂告终。奥古斯丁发觉自己陷入了不合理的偏见和深深的敌意，且他阵营中的几位不列颠主教也被一些与会者视作激进或叛逆分子，为此，他立刻采取了恐吓手段：如果不列颠基督教会拒绝接受他的劝告，整个罗马基督教世界就会站在英格兰一方，以强大的影响和威望来反对他们。撒克逊军队将得到罗马教廷的祝福和召唤，得到所有正统基督教会的支持，他们将在新入教的英格兰国家领导下，割断顽固不化者的喉咙，此时，这些曾长期信教的不列颠基督徒们，根本无法得到丝毫怜悯。这位圣徒声称：“如果你不从朋友手中接过和平，就要从敌人那里领受战争。”但是，与不列颠所历经的二百年战火硝烟相比，这根本不值得一提。谈判最终还是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中破裂了，留下的是难以弥补的裂痕。在这之后，罗马人又进行了多次努力，试图通过埃塞尔伯特和肯特王国与不列颠基督教会建立哪怕是一丝半点的联系，但却都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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