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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整个英格兰东部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自耕农群体。除了共同防御的需要,他们不必承担任何义务。他们曾用刀剑赢得了土地,现在也只需忠于他们的军事组织以维护既得利益。这些强健有力、体态优美的北欧人在各处扎下根来,从约克到诺福克的广大地区,都能看到新移民的身影。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渐渐忘记大海,忘记了军队,留在他们心中的只有自己的田园,这也是他们所喜欢的生活。尽管他们都是熟练的农民,但也没有什么可以教给原来的居民。虽然对新的耕种方法十分陌生,但他们可以通过学习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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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并不是完全依靠自己劳动,他们需要利用原有居民和他们的农奴。周围的土地被划分开来,一块土地可以供养一个家庭,在特定条件下,以八头牛在一定时间内所能翻耕的土地为一个单位。但是,当今学者在此问题上还存在颇多争议。北欧人辛勤劳作,但显然也会使用当地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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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许多方面来看,丹麦人与四百年前的撒克逊移居者不尽相同。北欧移民并不想将当地居民斩草除根。两个民族在语言方面有共通之处,生活方式与耕作方法也近乎相同。北欧人已经成为了殖民者,他们举家从斯堪的纳维亚岛迁至此处。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与失去土地的英格兰当地人建立了地缘和血缘上的人际关系,将英格兰血统融入了这个精力充沛,骄傲勇猛的战斗民族之中,使其拥有了持久的力量和勃勃的生机。好比现代的钢铁,如果冶炼时加入少量的特殊金属,那么硬度就能得到大幅提升。这种基于土地私有制的强烈的个体主义,对英格兰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在血缘关系方面,在政治领域也是如此。亨利二世在位时,曾经力排众议,突破重重阻碍,颁布了伟大的法律,开设了皇家法院。这些坚强移民的后人们——不光是佃户和独立农民,还包括许多小农——也仍然保持着祖先所赋予的高傲和自信。定居后的三百年里,痛苦和磨难并未使其丧失与生俱来的坚定个性,也未曾割裂其对这片征服之地的深厚情感。在英国历史上,北欧民族的特质至今仍在闪耀着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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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改造和驯化的海盗移民带来了许多丹麦的习俗。他们采用与众不同的计数法,这就是今人所称“十二进制计数系统”——如果他们听到这种叫法,没准会大吃一惊。北欧人在计算时用十二代替十为底数,直到现在,在东英吉利某些集市上还存在“长百”的说法,“长百”代表数字一百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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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人对社会公平的看法不同于生长于采邑制度下的撒克逊人。毫无疑问,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发展成型的北欧习惯法要比撒克逊人的制度更为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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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安格利亚,我们仍然能够找到丹麦文化的影响痕迹。早在诺曼征服之前,这里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乡村社会,同时也保留着斯堪的纳维亚的种种特性。在这种社会形式下,自由农民能够充分掌握土地,这就成功抵制了当时的土地庄园化趋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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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堪的纳维亚移民形成了庞大的自由农民群体,这对赋税和国防重担之下的默西亚和韦塞克斯王国来说,无疑是望尘莫及的。这些自由农民与当年的海盗入侵者联系十分密切,学者们在十一世纪的《末日审判书》中发掘材料,试图找出九世纪海盗军队规模的相关数据。近期的研究表明,即使是最终获胜之后,撒克逊王朝也依然向丹麦人移居地——“丹麦法区”提出了公平且恭敬的条件。通过使丹麦人改信基督教,最终将其融入英格兰民族的灵魂和身体之中。阿尔弗雷德以奋战和合约方式换来了五年喘息之机,在此期间,他或许也在深深思索着这些问题。这一时期,北欧国王哈夫丁像伊瓦尔那样离开了人世。对于他的死亡,饱受摧残和掠夺的基督教会做出了报复式的回应:他将永世受到上帝惩罚,他会受尽折磨,散发出常人难以忍受的恶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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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迪斯法恩隶属于多灾多难的诺森伯利亚王国,这里流传着一个哀伤的故事。落魄的修士们离开了他们千疮百孔,几经摧残的圣所,肩上扛着圣卡斯伯特的身体和圣艾丹的骨头。他们颠沛流离,陆海兼程,七年之后,终于在切斯特勒斯特里特找到了栖身之地,他们凭借单薄之力在此建起了新的圣地——圣卡斯伯特教堂。英格兰北部民众对圣卡斯伯特的崇拜使教堂获得了巨大财富。公元995年,教堂主教开始在达勒姆岩石上兴建一个新的大教堂,并将圣卡斯伯特的骨骸转送至此。主教的威望非常之高,是握有政教大权,执掌僧俗两界的“皇家主教”(Prince-Bishops),在英格兰东部和北部拥有极大权力。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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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重金购得的停火协议已经失效。丹麦快速部队的新领袖古瑟罗姆制定了一个庞大军事计划,试图一举征服韦塞克斯。他兵分陆海两路进犯,陆上部队直逼波特兰海角附近的韦勒姆,并在普尔港与海上部队会师。他们在普尔港补充了力量,然后从四面猛烈攻击阿尔弗雷德的王国。精明的国王希望通过赔款来寻求和平,而此时撒克逊军队似乎也在韦勒姆附近遏制了丹麦陆军的攻势。丹麦人接受了黄金,并“向神圣的戒指发誓”他们撤军并信守和平承诺。然而,谁都未曾料到,丹麦人突然调转兵锋,夺取了埃克塞特,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真是不堪言状。阿尔弗雷德率领步兵紧随其后,但还是来得太迟了,“他们坚壁清野,大军很难接近”。但是,那些失信的异教徒们可要当心了!一场可怕的风暴正在向海上部队袭来。这些丹麦援军此时正由海路赶往前线,他们在斯沃尼奇遭遇了暴风雨袭击,一百二十艘船只沉没,五千多名军士葬身鱼腹。在当时,这场天灾被认为是全能上帝的旨意,丹麦人的下场实属罪有应得。丹麦人的计划全面泡汤,阿尔弗雷德也不断对埃克塞特进行监视和攻击。877年夏,丹麦人终于有心重启和谈。他们一本正经地庄严宣誓,但其誓言也仅维持了五个月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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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8年1月,阿尔弗雷德的命运发生最令人惊讶的逆转。他的指挥部和王宫设在威尔特的切本哈姆。在主显节前夕,经受数日战火摧残的撒克逊人在教廷的宴会上尽情欢愉,他们放松了警惕,全身心投入宗教庆典之中,甚至喝得酩酊大醉。敌军突然来袭,大军横扫韦塞克斯地区。王国的全部军队这时都集中在英格兰南部的泰晤士河一带,在敌军攻势之下立刻陷入了混乱。撒克逊人尸横遍野,大部分人趁乱溜回了家里,还有少数人直接逃往了海外。逃亡的难民来到法国,恳请法王给予援助,但却归于徒劳。此时阿尔弗雷德身边只有少数得力官员和随从,他们藏身于萨默塞特的森林以及沼泽地中的阿塞尔内岛上,才最终幸免于难。这是阿尔弗雷德命运最黑暗的时刻,直到几个月之后,他才能勉强组织起一支游击队继续作战。他与王国的“领主与封臣都在动荡不安的生活中饱受磨难……他一无所有,走投无路,只能时不时突围出去,从北欧的野蛮人或王国的基督徒子民那儿明里暗里抢些东西维持生计。他像舍伍德森林中的罗宾汉那样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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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历史犹如闪闪发光的玩具,装点了每个时代的儿童生活。我们知道阿尔弗雷德国王的许多故事,比如勇者国王伪装成吟游诗人打探丹麦军营,还有国王作为伙计为撒克逊主妇帮厨。著名的要数阿尔弗雷德和蛋糕的故事,它始见于最新版的《阿瑟尔主教生平》一书,故事大概是这样的:阿尔弗雷德住在一位牧人家里,有一天,牧人的妻子准备烤面包,而阿尔弗雷德正坐在火炉边摆弄他的弓箭和其他武器。不久,这位主妇发现她的面包烤焦了,于是赶紧跑来将面包移开,并狠狠责骂这位勇敢的国王(奇怪的是,主妇的话最早是用拉丁六步格诗的形式记下的):“喂,你为什么不把面包翻一下呢?眼睁睁看它燃烧起来,特别是你很喜欢趁热吃呢。”这位主妇根本没有意识到,坐在她眼前的正是那位鼎鼎大名,身经百战,杀敌无数的阿尔弗雷德国王。此际,曾经暴戾残忍的英格兰人正陷于命运的低谷,而那些居于深山之中的古代不列颠人后裔大可哂笑不已了,阿尔弗雷德虽然过着孤独而落后的生活,但却并未被北欧人所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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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大军的领袖确信已经稳操胜券。韦塞克斯大势已去,军队瓦解,政权崩溃,其国王即使仍然活着,也不过是一个不敢见光的逃亡者。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困境之中,阿尔弗雷德却仍然能够行使大权,并与臣民保持接触和联系。这正是阿尔弗雷德国王雄才大略的最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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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斋节临近尾声的时候,丹麦人遭受了意外之灾。一批丹麦士兵在威尔士为非作歹之后,便分乘二十三艘船只前往德文,准备进攻阿尔弗雷德设在埃克斯穆尔的一个坚固据点。这个地方易守难攻,但是包围据点的丹麦人却简单地认为,由于没有水源供应,守军很快会因饥饿和干渴弃城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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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尽粮绝之前,驻守据点的基督徒们得到了上苍的启示,他们一致认为,要么沙场战死,要么光荣胜利。因而在拂晓时分,他们突然冲出据点杀向敌阵。在一鼓作气的攻势中,守军撂倒了包括丹麦的首领在内的大部分敌人,只有少量残敌逃回了船上。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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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战斗中,撒克逊守军杀死了八百名丹麦士兵,并缴获了一面被称为“魔鸦”的旗帜。据说,郎纳尔·洛德布罗克的三个女儿用了一天时间将这面旗帜编织完成。每次战斗时,“魔鸦”旗都飘扬在军阵之前。如果旗帜中央的乌鸦活灵活现,振翅欲飞,那么就预示着胜利的降临。然而这次,旗帜并没有迎风招展,而是无精打采地打卷低垂着。事实证明,丹麦人是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获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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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的喜讯使阿尔弗雷德深受鼓舞。他决心重整旗鼓,再度扬威疆场。除继续游击作战之外,到5月末,国王又派出一名信使去召集地方武装,即“英格兰民兵”。国王深受民众的钦佩和爱戴,听说他依然在世且一直坚持战斗,全国各界欢欣鼓舞,响应国王征召者纷纷赶来,络绎不绝。所有军士都再次集中起来。但无论如何,现在仍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国王只是一个英雄,他们还有随时解散回家的可能。按照命令,萨默塞特、威尔特、汉普的军队在塞尔伍德附近集结起来。这个集结点位于三郡的交汇之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阿尔弗雷德所肩负的战略重担。不过,国王终于拥有了一支军队:“在看到劫后余生的国王时,士兵们都将其当作了死而复生之人,他们满心欢悦,同时又万分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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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现在士气正旺,阿尔弗雷德必须努力寻得战机。丹麦人依然在切本哈姆烧杀抢掠,阿尔弗雷德于是率军向伊桑顿(现在的埃丁顿)挺近。在一片开阔的丘陵地带,两军发生了大规模激战,这是阿尔弗雷德生平所经历的最大、最激烈的一次战斗,事已至此,只能全力以赴,孤注一掷。只见双方战士皆跳下马来,持盾列成阵势,然后便凶猛地冲向对手,展开白刃战。数小时之中,战场上斧剑交加,血光飞溅。最终,背信弃义的丹麦人失去了上帝的眷顾,在诸多不利的条件之下,他们一败涂地,转身逃离了满是刀光剑影的血肉屠场。这一次,阿尔弗雷德的追击可谓是卓有成效。维京国王古瑟罗姆尚未坐稳韦塞克斯的宝座,就被阿尔弗雷德大军困在了营地。阿瑟尔主教写道:“那些异教徒们遭受着饥饿、寒冷和恐惧的折磨,在深深的绝望中祈求和平。”他们接受阿尔弗雷德的全部要求,尽可能多地交出人质,只希望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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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阿尔弗雷德并未就此罢休。他产生了一个古怪的想法,认为这些野蛮的维京人应该皈依基督教。洗礼仪式或许是另一场没有硝烟的胜利,能够改变维京人的顽劣品质。精神力量极其神奇,但我们也不能因此指望这些凶悍的劫匪盗众能够立地成佛。从事实上看,这种大规模的洗礼仅仅是流于形式,根本无法成为对付海盗的有效手段。据说,一名维京老水手宣称他已接受了不下二十次洗礼,同时还抱怨说,所提供的洗礼布袍十分劣质,甚至还比不上普通的长袍。阿尔弗雷德意图与古瑟罗姆首领达成永久和平。他本已经大局在握,掌控着维京人的命运。他本可以断绝水粮,逼其就范,也可以冲杀过去,将他们屠戮殆尽。然而阿尔弗雷德并没有这样做。他提出与丹麦人划分土地,让两民族忘记过去的伤痛,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处,繁衍生息。国王在军营中接待了古瑟罗姆首领及其下属的三十名海盗头目,并亲自担当古瑟罗姆的教父。他将这位维京首领从洗礼盘前扶起,称其为自己的儿子。之后,他又在军营中连续十二天大设宴席,招待维京来使,并向他们赠送了昂贵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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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的崇高人格魅力使战争的惨烈场景黯然失色,他能以平常之心对待胜败之事,能以坚强毅力跨越千难万险,能以冷静头脑迎接回归的荣耀,同时,他也能将信赖的目光投向再三背叛的仇敌。阿尔弗雷德站上了崇高之巅,成为野蛮战争,时代乱局中的一块不朽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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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桑顿大捷之后的十四年中,丹麦人没有发起任何像样的攻势。尽管小规模侵扰仍然存在,但按照当时的标准来说,已经算作和平年代了。阿尔弗雷德仍然马不停蹄地加强王国力量。虽然丹麦人在东安格利亚定居的消息令国王十分欣慰,但他仍需要与难缠的默西亚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虽然默西亚的大部分地区并未被丹麦人所占领,但它现在仍然是丹麦属国。886年,阿尔弗雷德将自己的长女嫁给了默西亚执政者埃塞雷德,埃塞雷德在前任国王伯格莱德流亡海外后,就竭力挑起了国家和民族的重担。默西亚与韦塞克斯的皇室间已经有过数次联姻,此次韦塞克斯公主的下嫁更推进了两国在南部和中部地区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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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联盟获得的第一个成果是886年伦敦光复。伦敦一直都是英格兰基督教的中心。在古罗马时代,伦敦就是泰晤士河的桥头堡,所有陆路与海上航线的交汇点,也是岛上最大的商业和军事中心。现在,这座城市开始成为了国家首都。我们从编年史中读到:“阿尔弗雷德国王收复伦敦,所有摆脱丹麦桎梏的英格兰人都投身到了他的麾下。他任命埃塞雷德为郡长,负责管理这个自治市。”据悉,阿尔弗雷德军队经过了激烈的战斗,付出了血腥的代价,这才最终占领了伦敦城,但史册中对此却鲜有记述。显而易见的是,伦敦光复后,阿尔弗雷德建立了民兵组织,并使之发展成为一个有效的防御力量,同时还按最高的标准加固了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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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国王的主要任务有二:一是重建防御体系,二是提高撒克逊军队的战斗力。他重组了“英格兰民兵”,将其分为两队,实行轮换服役。虽然国王的军队规模较小,但士兵们知道他们土地有另一队的民兵照料,因此会全心全意投入到漫长的战斗中去。为使改革稳步推进,阿尔弗雷德克服了重重阻力,这证明了即便是在和平时期,想要长期维持一支英格兰军队也是十分困难的。国王通过设立自治市来强化全国防御,他将这种制度推广到英吉利海峡沿线,跨越塞文河口直至泰晤士河谷的广大地区,每个自治市都有自己附属辖地,这样一来,它们就有充足的人力来修建城墙及其他防御工事。他看到了海上力量的重大意义,认为要确保不列颠岛的安全,必须先要掌控海权。他一改船舶设计常规,试图依靠大型船只对抗数量占优的维京船队,他的部分主张直到近代也未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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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国王下令建造军舰以对付维京长船。新造船舶的长度几乎是普通船只的两倍。部分船舶配有六十支划桨,有些甚至更多。它们兼具快速和稳定的特性,在高度方面也比其他船只占优。其样式不同于丹麦人的长船,也不像佛里斯兰人的船只,但在阿尔弗雷德本人看来,这些大船是相当有用的。25然而,撒克逊水手却缺乏驾船的经验和技巧。在一次海上行动中,英格兰九艘大船对阵六艘海盗船只,据编年史记载,几艘大船“极其笨拙地”撞到了岸上,只有两艘敌船被英格兰人俘获。阿尔弗雷德大为不满,下令将敌军水手吊死在温彻斯特。不过,英国海军的诞生永远与阿尔弗雷德国王之名连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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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6年伦敦光复之后,尽管局势仍然一片混乱,但交战双方还是签订了一项明确的和平条约。条约中的用词十分考究,阿尔弗雷德一方被称为“英格兰国家的代表”,而古瑟罗姆首领一方则被称为“住在东安格利亚的人”。丹麦法区完全以北欧军队和被征服居民为基础,还未形成正式的国家机构;而英格兰方面则早已经出现了“国王与贤人会议”的政治体制,而这种体制的推动者也正是阿尔弗雷德国王。条约划出了一条政治疆界,界线沿泰晤士河而上,直达利河源头,之后穿过贝德福德地区,过奥斯抵达华特林大道,后面就没有定界了。这条疆界并非依据自然边界划定,而是在承认双方战线的基础上从无人区域划分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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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的第二部分十分奇特,但却颇有现实意义。签约双方都熟知“偿命金”一词的含义。为了应对无休止的杀戮和伤害,所规定的条款必须无条件加以执行,偿金数额必须无保留地进行缴纳。一直以来,丹麦人对撒克逊人的杀戮无休无止,反之亦然,而“偿命金”协议的达成却为双方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停战提供了有力保证。丹麦和英格兰的每一位自由农民都价值二百先令,杀死地位较高的人则要赔偿一定数量的黄金。古瑟罗姆接受了这一条款,承认了在偿命金方面,丹麦人与英格兰人具有同等地位。阿尔弗雷德收获了一份沉甸甸的果实,同时也见证了他的非凡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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